A Political Animal

前幾天K又丟給我一個連結（K每天都確實的利用「學術網路」這個工具，所以無論我是在和裝潢工人般器具或者和鄉下阿伯喝高梁，他都會無時無刻突然間丟一個學術連結過來），是一些講中國政治「正當性」議題的研究，K說，你對地方派系有興趣，不妨拉高到統治正當性的理論層次，論文會比較有價值。我左思右想，實在不知道提高地方派系研究到統治正當性的層次到底對我的研究會有什麼幫助，遂煩惱了許多天。

剛好，最近再看C. Wright Mills的《社會學的想像》這本書（說來慚愧，哈比媽這本書讀了三遍，雖然我隨便提問時發現他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某人我是第一次看這本書，因此不斷被哈比媽質疑社會學博士班學歷是否造假），讓我思考了許多問題。

我學政治出身的，講一個很典型的政治學「理論」研究，我的好友Vita碩士論文寫有關發展型國家的議題，她問的問題是，台灣一直都是一個發展型國家，過往的研究也都符合這個模式，但是1990年以來逐步民主化、全球化之後的台灣，還是不是一個發展型國家？發展型國家是一個政治學理論，Vita藉著檢驗1990年後的台灣政經情勢是否符合這個理論，來回答「發展型國家已是遙遠的過去？」這個問題。這就是很典型的政治學理論研究。

        無論是K或者姚人多還是張維安，好像都曾經在閒聊中透露出他們的一種焦慮，說現在的研究好像都不太談大問題、根本的議題，而都集中在文化研究之類的領域裡。哈比媽就和我提過她不知道在哪裡聽來李明璁的八卦，說當年研究國族認同的李明璁申請到劍橋的時候，曾經先去拜訪過吳乃德，吳乃德一聽說他改做文化研究就說，做那個幹麻？

我讀Mills的時候，不斷在想，研究必須具備兩個要素，第一個是興趣，第二個是熱情。除此之外，我還覺得必須要有焦慮。比如Karl Polanyi寫《鉅變》，你會從他字裡行間讀到對納粹的焦慮、比如吳乃德，你會讀到他對國民黨統治台灣五十年的不滿、比如謝國雄，你會讀到他對於想了解一個小小島嶼怎麼會到處都是董事長的焦慮。Mills會跟你說，這些研究必須要從呼喚歷史這件事情著手，只有對於歷史充滿熱情和興致的探索，才能夠對今日的問題（我會說是焦慮）有更多的了解，也才能夠謙卑的面對學術的大山，而不是很牛頓式的妄想可以將問題一公式斃命。

除了興趣、熱情和焦慮外，其實我也在思考先前那個有關社會學與政治學對於理論的重大差異，這個問題在Michael Polanyi的《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這本書中，他用了subsidiary awareness的概念，去談人的知識論如何形成。其實政治學雖然學門本身對於理論的要求和社會學不同，但並不代表政治學者可以完全忽略本身知識論的型塑過程。例如我說我是個自由主義者的時候，其後必定要隱藏著我對於自由主義的認識，我是John Rawls的信徒，或者Robert Nozick的派系；我講民主的時候，背後隱藏的是審議民主或者多數民主的價值。這些不會在論文裡面直接顯現，但他們終究會是我知識論形成過程裡重要的一環。

        總而言之，我以往所受的訓練，是要人在知識論形成的過程裡，要有熱情、興致還有焦慮，伴隨著對歷史的謙卑，才能夠逐漸在不知不覺裡型塑出知識的雛型，進而不斷在吸收新知識中得到成長。其中容或與社會學學門訓練的模式稍有不同，但只是方法論上的微小差異，背後都隱含著對於一個年輕學者的知識論成長的期待。要當一個好的社會科學家，好像除了本土關懷、第二社會和實踐能力之外，必須對自己的知識論脈絡知之甚詳，才能夠勉強稱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