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嚴重警告標示)
咸認本篇因為閱讀困難不宜服用 所以提供過年應景門神圖一張當作裝飾 不想閱讀過長文章者請自行跳過!!(該圖乃去年過年在鹿港拍的 細看門神誰屬 很酷吧!) 

        2007年，我進入博士班，因為「戰後台灣社會發展」這門課而終於將流浪多年的研究焦點重新回到心裡總是最在意的台灣。此外，在實務上，也因為我必須「自營生活」，而在立法院持續工作至今，並且參與了一場激烈而且結果讓人瞠目結舌的立法委員選戰。選舉甫結束，有關於地方派系捲土重來的評論就排山倒海而來（王正寧 2008），這和過去許多研究認為地方派系正逐步崩解的結果顯然背道而馳（王金壽2004）也因此勾起了我的疑問，2008年的選舉結果，到底是地方派系捲土重來，還是地方派系逐步崩潰？

過往有關於地方派系的研究，幾乎都認為地方派系研究最困難之處就是進入的障礙（Wu 1987、陳晉煦2004、Wang 2004），例如吳乃德論文中的田野調查就陷入花了許多時間卻無法獲得足夠資料的窘境（Wu 1987）。而我因為生計所需，剛好身處於派系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沒有把握這個超低的進入障礙作深入研究，殊為可惜。

要研究派系到底在2008年選舉中視捲土重來或者逐步崩潰，還是得回到歷史的脈絡來看待。過去有吳乃德和王金壽兩篇重要的博士論文，分別討論了威權統治時期（1949-1987）（Wu 1987）和民主化（1987-2001）（Wang 2004）的地方派系變遷。簡單看待這個知識變遷的脈絡，可以說是民主化（制度變遷）對於活動於制度中的派系如何發生影響。我也想將研究的焦點置放於制度變遷對於人的影響，進而去補足2001年後派系研究的真空，以及檢討2005年修憲改變SNTV選舉制度這個重大的「制度變遷」是不是成為派系研究的新變數。

社會學中的政治議題隨著民主化與多元社會的開展，已經逐漸成為青年研究者不甚關心的主題。這或許讓現在的研究顯得沒那麼厚重，但其實也是民主化下「制度變遷」所造成的結果，我仍然願意肯定這種年輕研究者興趣的趨勢變化。不過政治社會學的議題，事實上並沒有因此而不再需要關心，也因此讀政治學出身的我，仍然願意投入這樣的主題。台灣是我出生成長的地方，政治學是我所專長的學科，政治則被我列為從事的志業。這其中因為制度變遷，其實造成了更多有趣的變化，我相信這是值得年輕研究者，包括我在內，應該投入的。

制度變遷下的人如何因應？一直是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研究的主題。而我在汗牛充棟的台灣地方派系研究中想插入的主題，也是這一項。吳乃德用控制與動員去談國民黨如何建立一個以地方派系為主體的恩庇侍從體制，王金壽則去談這個體制在民主化過程中如何以他的檢驗方式，反對黨的出現、司法逐步獨立、SNTV選制衝擊、黑金政治成為國民黨的包袱、情治體系的中立化，去證明侍從主義的瓦解（王金壽2006）。另外，王金壽也透過選舉觀察和訪談的有力證據指出地方派系正在瓦解中，因此在王金壽眼中，不僅僅是侍從體制因為民主化而崩潰，連依賴侍從維生的地方派系也跟著民主化的制度變遷而瓦解。

但王金壽沒有討論到的是，政黨輪替後，掌握資源的民進黨如何去進行選舉動員？有沒有試圖建立民進黨的侍從體系？這樣的努力成功或者失敗？（王金壽2004）而另外一個問題是，王金壽認為SNTV有效削減國民黨對地方派系的控制能力（王金壽2006），然而2005年修憲後的小選區新制度，又是否對地方派系瓦解這個過程帶來新的衝擊？

我所想探討的，是順著吳乃德和王金壽的派絡，繼續討論2001年之後的侍從體制和地方派系變遷。如果民主化是個過程，民主化之下造成的幾個break point像是政黨輪替、修憲等等制度轉變，仍然會對活動在制度下的主體造成新的衝擊。而我所要講的，就是這十幾年來，所謂「民主化造成侍從主義和地方派系的崩潰」這個過程，是否因為在某個break point上發生了什麼變化，而有所轉折的故事。

台灣地方派系是國民黨統治以來長期的現象，但礙於研究的困難與威權統治的壓力，這些紅白黑黃林陳派，總是被蒙上神秘的色彩。直到吳乃德的博士論文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在1987年完成，才算是登上學術殿堂。吳乃德論文的問題點在於，一個外來政權，到底要用什麼樣的統治技藝，才能夠再台灣統治五十年而不衰？他在論文中提到國民黨對地方派系的基本駕馭之術，就是控制與動員。國民黨在地方選舉中利用派系的地方動員能力來鞏固自身政權的穩定性，另一方面，也透過分而治之、輪流執政、空降策略以及司法四種方式，彰顯期作為中央決策者的權威性，並有效的控制地方派系只能在縣級生存而無法擴展至全國（Wu 1987）。

吳乃德的控制與動員說，深刻的影響了台灣地方派系研究的方向，誠如研究國民黨選舉機器的任雪莉（Shelly Rigger）所指出，吳乃德的博士論文是至今關於台灣地方派系在選舉動員的描述上最權威完整的作品（Rigger 1994）。事實上，後進研究者無論是王金壽討論侍從體系崩解（Wang 2004）、趙永茂以高雄縣內門鄉為例去分析鄉級地方派系在幾十年來的選舉動員結盟方式（2004）、陳華昇討論縣級派系和鄉級派系之間的動員關係（1993），甚至王振寰談民主化後國民黨如何引導國家機器轉型（1996），都不出吳乃德的控制與動員論述。

有關控制的部分，比較精采的作品還有龔宜君的博士論文《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討論了外來政權怎麼樣「滲透」進本土社會。她指出國民黨利用黨部和地方派系同時深入本土社會的最基層，俾以利其統治（1998）。雖然龔宜君無法證明國民黨在地方選舉的動員中，黨機器的力量可以超越地方派系的力量去指揮投票結果，但輔以吳乃德點出的「空降」可以成功案例來看（Wu 1987），國民黨機器在「控制」地方派系上，確有其相當的影響力。另一本重要的作品是陳明通的《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陳明通使用了大量的新聞資料去點出民主化前後國民黨控制地方派系的方式，以及其中因為民主化腳步的邁進，而如何順暢與失靈（1995）。

而自從地方派系因為民主化與選舉的進行而成為研究主體後，有關於地方派系與經濟資本之間的關係，也成為研究者趨之若鶩的方向。出色的研究例如朱雲漢與陳明通對於國民黨以區域性獨占經濟、省營行庫的特權貸款、公共部門的採購以及地方政府公權力所換取的經濟利益以攏絡派系持續支持國民黨政權，就是非常經典的研究，也廣為後進者引用（1992）。王振寰就秉於這個基礎上，以國家機器的概念繼續討論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後，地方派系的力量如何往中央擴張，擴大其經濟資本（1996）。而陳東昇的《金權城市》所談的，也是該基礎上的土地重劃利益如何赤裸裸的影響台北地區的地方政治，並成為地方派系揮軍中央的雄厚資本（1995）。

從上面論述可以看出，有關地方派系與經濟資本結合的研究，在民主化前後都有相當豐富的產出。然而，有關於選舉期間執政黨對派系的控制與動員的研究，民主化後就相對較少。王金壽引用過吳乃德的批評來證明此事，吳乃德說認為當前地方派系的研究有兩個現象：「第一是越來越細緻繁瑣，越來越像新聞報導。第二是高度的重複，許多研究只是用新的地區，收集新的材料，只是證明早已有的論點」（王金壽2004a：201）。簡單來說，關於民主化後的地方派系研究，不指量少，而且質也不佳，並沒有什麼新論點的出現。

王金壽有相當的野心要解決這個問題，他的博士論文繼承自吳乃德1987年的句點，將研究的時間一口氣推進到2001年，並且大膽的指出吳乃德當年指出國民黨為了維繫政權所建立的侍從體系已經崩潰（Wang 2004）。2004年他的另一篇論文更點出了不只是侍從體制在崩解，依賴侍從體制而生的地方派系，也因為民主化的腳步而逐步崩潰。為了證明他的說法成立，他比較了1993年和2003年兩次屏東縣長選舉，指出在1993年，國民黨的買票機器還可以順利運作，但到了2003年，不只買票機器失靈，地方派系也變的不聽指揮，可以說國民黨的地方派系與侍從體制通通崩解了（王金壽1997、2004b）。

王金壽的研究做到2001年，他並沒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觀察民主化的重要指標政黨輪替，對於地方派系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影響。他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指出了民進黨嘗試想建立的侍從主義已經宣告失敗，但他也沒有告訴讀者為何失敗。此外，有關於民進黨是否曾經想要建立新的侍從體制，我認為尚有爭議。畢竟地方派系與侍從體制仍然是兩個不同的層次，要重新建構「我的」地方派系（我的人馬），是每個選舉中的人都會嘗試建立的，但在朱雲漢和陳明通所說的區域性聯合獨占經濟不存在的條件下（陳明通、朱雲漢1992），要建立「我的」侍從體制，光用想的就顯得不太可能，民進黨不見得有想要嘗試。

此外，2001年至今，經歷多次的選舉，政黨對決的氣氛因為認同政治而顯得超過地方派系的政治。因此派系如何與政黨相互融入，也應該要成為研究的新焦點。如果再加上修憲後的新選制是否造成派系捲土重來這個議題，政黨輪替後台灣的派系政治，可供研究的地方還很多，不會如王金壽自己說的，派系都崩潰了，沒什麼好研究了[1]。而這些因為政黨輪替

        有關於方法的部分，因為過去的研究已經證明這些方式有效，所以我在研究方法上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主要以文獻分析和田野調查的方式進行，文獻主要針對過去研究的矛盾、不足之處再一次作出我的詮釋，田野則針對文獻不夠的地方補強，並提供新的第一手資料給後續有興趣再進入該領域的研究者。

文獻的主要來源有，第一，已發表的學術研究作品。我將針對上節所提的已發表文獻作更詳盡的整理，並且釐清一些過往研究沒有解決或分析清楚的問題。第二，王金壽（2004a）和徐永明、陳鴻章（2004）都已經針對SNTV有深刻的探討，可以證明選舉制度對於地方派系有一定的影響。但在2005年修憲後的小選區制度，目前並沒有足夠的學術研究可以證明其對地方派系造成什麼樣的衝擊或影響，因此我除了將選取媒體資訊針對該事件作出分析外，也會採取中選會的選舉文獻資料來輔助了解。除此之外，也應該注意到日本和南韓也是從SNTV轉型小選區制度的案例，因此有關日本派系政治的相關資料，也應該加以參照比較。

        由於我本身工作上的關係，我正參與一個逐步擴大的新地方勢力建築過程，並且扮演其中的客卿角色。因此我的田野門檻比其他研究者要低的多，以key man的問題來說，若以高雄縣為案例，什麼問題應該要找誰，對於我來說並不是很大的難題，因為我並不是被丟進田野中，而是本就在田野中工作。要在田野與書房之間來去自如、遊刃有餘，對我來講並不是難事。同樣的，在「楣角」的問題上，也因為我可能就是參與這些權力交換或利益分配討論的一員，因此對我而言，比較困難的反而是研究倫理的自我檢視，而不是如何進入田野。至於買票的部分，過去的研究大多以媒體資料或者街談巷議如對手的批評去處理，但我認為這也是key man的問題，即使你沒有真正看見買票，但透過對於較為熟悉的檢調系統訪談、對於某些關鍵樁腳的匿名訪談，都可以克服沒有親身看見的問題，畢竟人不是上帝，本來就不可能永遠都出現在現場。

        有關地方派系的研究，經常得處理的難題就在於，單一縣市的各案能不能當作全國的案例？無論是家博的「媽祖鄉」（Bruce Jacobs 1980）、吳乃德的「龍鎮」（1987）或者王金壽的「風芒縣」（Wang 2004）都可能必須回答這個問題。我本身對王金壽三篇以屏東為例的論文（王金壽 1997、2004a、2004b）也興起過這樣的疑問，但王金壽所提到的五個地方派系崩解因素，都是全國性普遍發生的現象，因此閱讀完他的系列文章，確實會對這個問題有所釐清。因此我也必須面對針對高雄縣所作的各項研究，是不是能夠具有全國性的擴散可能作一些釐清，可以擴散的和不能擴大解釋的東西部能混為一談。但至少我所提出的兩個主要制度變遷break points：政黨輪替和修憲，都是全國性的現象，因此高雄作為一個案例，有可以說明全國整體因為制度變遷而造成主體反應現象的空間。[2]

        研究倫理的部分要處理兩項自我質疑，第一，匿名性的問題。第二，我自己的身分認同問題。有關匿名性的部分，在家博（1980）和吳乃德（1987）研究的時代，連縣市名稱都必須使用化名，但在王金壽研究的時代裡，風芒縣就是屏東縣已經呼之欲出（1997、2004b），王金壽本身到2004年甚至連縣市化名都不使用了（2004a）[3]，可見因民主化之故，派系既已失去其神秘性與法律邊緣性，就不再需要隱匿。

但在田野訪談的部分，因為要顧及一般訪談本身都應具有匿名性，才能夠比較暢所欲言，所以訪談都會採取匿名。但訪談者所提到的人物，會視情況來決定是否匿名。例如公眾人物的部分，如中央民代、縣市議員，我不會採取匿名處理，如果要訪談他們的時候，也會先詢問受訪者的意願來決定是否匿名。

而有關研究者我本身身分認同的問題，以及是否會因為身處於其中而不能夠暢所欲言的寫。我目前為止的想法是，大多數的研究者根本沒有涉及這個問題的可能，所以他們不需要煩惱要不要把所看見的權力交換或者利益分配寫出來，也沒有人會質疑他們沒有看見這些權力或利益是否會影響研究的真實性。而我既然可以看見，當然就多一層可能，去選擇如何去描述，要不要描述，如果不說，會不會影響研究的可信度這樣的思考。如果沒有看見的人不會被質疑研究的可信度，為什麼看見卻沒有寫出來的人會被質疑研究的可信度？更何況作為學術中人，已經看見，又如何可以讓自己用不寫的方式，去讓研究變的沒有可信度？

事實上，地方派系已經因為民主化的關係而逐步透明公開，或者瓦解，像以前那樣必須面對威權體制結合地方派系反向壓迫研究者的可能性已經大幅降低，幾乎已經沒有不能寫的東西，甚至也有像趙玉柱這樣的地方樁腳公開承認曾經幫國民黨買票的事實（東森新聞2003），也沒有人會因為他公開講了這些話而去暗殺他或起訴他，這顯示台灣地方派系的研究已經沒有什麼不能說的界線，實在不需要多擔心這些問題。

政治本來就應該更透明，賦予公民更多的知情權。無論是媒體、政治人物或者學術工作者都應該抱著這樣的心情來看待政治。研究就是要讓過去不清楚的東西，藉著深入的探討得以釐清，而像我這樣在學術與政治之間掙扎的人，更應該扮演好學術和政治、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溝通橋樑角色。這是我對自己的期許，也是做研究時念茲在茲的目標[4]。

        近幾年來因為社會多元化速度加劇以及西方社會學研究典範的轉移，政治社會學已經不再如1980、90年代那樣擔當社會學主流的角色。這個轉移並不代表政治不再重要，研究領域的多元化反而代表社會正不斷的前進，過往不成為議題的新現象正不斷出現，吸引青年研究者的投入。

但由於台灣社會學界領域不大，這個風潮也確實造成了社會學的政治領域研究的真空。尤其有關於台灣民主化的研究，大多做到政黨輪替就停止。直到2008年，民進黨執政的第二個任期即將屆滿，相關研究卻付之闕如，這八年以來社會的成長與政治現象的關聯，明明有豐富的變化，卻沒有足夠的研究，相當可惜。我希望以自己政治學出身的背景，投入相關領域的研究，就像當年學政治的吳乃德一頭栽進社會學領域三十年那樣，有能夠有傑出的表現。

        王金壽在「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一文討論段落中，提及台灣派系研究多著重在國民黨如何控制與動員的機制上，對於民主化對地方派系的影響研究反而相對缺乏（2004a）。王金壽的批說對了一半，民主化後的派系研究，有王振寰的「誰統治台灣」使用國家機器的概念談民主化之後台灣權力結構的移轉過程（1996）。趙永茂討論高雄縣內門鄉的個案研究，談的也是內門鄉幾十年來選舉動員的結盟與變化（2004）。甚至更年輕的陳晉煦所談的派系的日常生活，則觀察了派系除了選舉的動員外，平日是不是也有動員機制，用什麼樣的方式維持動員能量（2004）。這些都是出色的研究，但或者是因為研究時間較早而只能解釋現象（王振寰），或者僅僅留下政黨政治可能衝擊員有派系結構的伏筆（趙永茂），卻沒有人感大膽像王金壽這樣判斷地方派系正在崩潰，並且大膽推翻派系研究喜歡採用的金字塔結構。

不過王金壽的研究在2001年暫時告了段落，他並沒有處理政黨輪替後的地方派系變遷。趙永茂和王金壽都認為政黨對決會衝擊或者取代既有的地方派系結構，從徐永明的研究看來，派系介入國民黨日深，在大選中的影響力卻日減的現象（2004），確實證明了政黨對決正取代派系對決，成為台灣政治的新劇碼。但他的資料也一樣用到2001年，沒有再往前一步。2004年，台灣經歷總統大選與認同政治發酵的一場混戰，政黨對決的氣氛更濃厚，派系在其中是如何與政黨對決氣氛相互融入以利於選舉動員？而2007年，因為2005年修憲所變更的選舉制度，又如何影響了地方派系的動員機制？接續著認同政治升高的氣氛，究竟是促使派系加速與政黨結盟，還是因為小選區而使派系容易捲土重來？這些都是我在研究中希望解答的問題。

        政治本來就應該要更清明，而派系如果扮演著台灣地方政治的重要角色，研究者就有義務讓派系也跟著民主化的腳步更透明。派系的神秘面紗應該由派系中人藉著學術研究的方式輕輕掀開，公諸世人，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夠扮演這樣的角色。

        同樣的，現今台灣學界所面對的困境，也正在於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缺乏互動。以政治研究為例，學者就是會說老師在講你都沒有在聽的人，而政治工作者卻會反過來認為學者都是亂講，實際發生的事情跟學者講的落差明明就很大。我也是投入實際政治的工作後，才對學術界不食人間煙火的普遍情況感觸很深。既然我有幸能跨足在學術與政治之間，就要立志讓自己做的研究可以成為理論與實踐間的橋樑，把真實政治的面貌加以潤飾，以學術的包裝呈現並加以研究，也才算是對台灣有一點小小的貢獻。

Rigger, Shelly（1994）, Machine Politics in the New Taiwan: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Electoral Strateg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Wang, Chin-Shou（2004）,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Breakdown of Clientelism in Taiwan, 1987-2001.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Wu, Nai-The（1987）,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王正寧（2008）「廖達琪：派系還魂，但非大選勝負關鍵」，聯合晚報，2008/1/24。

王金壽（1997）「國民黨候選人買票機器的建立與運作：1993年鋒芒縣長選舉的個案研究」，《台灣政治學刊》，第2期，頁3-62。

王振寰（1996），《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

龔宜君（1998），《「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9》，台北：稻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