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而讀John Kay的《市場的真相》這本書，也可以看見市場來自自然的建構這種觀點，但是Kay很堅持這種建構必須是「鑲嵌型市場」（embedded market），依照不同國家的習慣、生活和風俗而逐步建立、調整的。Kay特別指出了幾個不當的國家干涉案例，比如毛澤東在「大躍進」時代干預市場的錯誤決策，來證明計畫性經濟對於市場的自然形成過程只是一場徒勞，甚至可能是悲劇。

聽說Kay是和Krugman齊名的經濟專欄作家，為文以深入淺出為名。讀這本書，從Kay出神入化的例子，可以看見不同國家、不同市場間如何形成、發展的案例，比起總體經濟學教科書枯燥卻永遠講不清楚的「市場失靈」、各種市場像風險市場、貨幣市場等概念作清楚的描述，讓這些可怕的經濟學名詞不再拒人於千里之外。我有時候真的覺得經濟學應該多一些這樣的「科普」著作，才不會老是一堆數字放著嚇人。

回到這本書想問的問題，為什麼市場經濟橫行多年，富國依舊富裕，貧國依舊貧窮？Kay認為這肇因在制度。也就是說，貧富不均的問題不是因為市場經濟出了大差錯，而是因為部份國家的經濟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或者是沒有配合好民眾的生活習慣、或者是陷入了一團混亂之中，當全球市場經濟把這些國家捲進圈內，這些國家自然因為還沒準備好而陷入越來越窮的窘境。

這裡涉及了吳惠林和我很喜歡的一位經濟學家Joseph Stiglitz不同的理解，吳惠林覺得Kay想指出的問題不是市場本身，而是市場沒有建立在對的基架（法治、慣習）上這件事。而他又認為Stiglitz動輒指責世銀專家是「市場基本教義派」簡直莫名其妙，所以很可能誤讀了Kay這本書。但實在講，我並不認為Stiglitz在《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裡面有說錯什麼，Stiglitz本身也不是不相信市場經濟者，只是他覺得後共產主義國家不應該完全在G7國家制定的遊戲規則裡面摸索市場。這和Kay講的，市場應該要自然行程，並且具有鑲嵌性似乎差異也不大。

吳惠林是市場經濟的忠誠信仰者，但從他對於中俄經濟發展的案例比較，卻讓我覺得他有時候有點心口不一。在後共產主義經濟改革的各項研究裡，都顯示中國、越南兩個漸進改革國家在經濟上的表現要超過東歐和俄國，但吳惠林卻好像不這樣認為，反而說俄國是「浴火重生」。當然這一兩年來所謂「新興市場」確實在股票圈裡面有亮麗表現，但最近的空頭風暴好像又把新興市場橫掃一圈，彰顯了他們因為制度上的不成熟而表現不穩定的現象。這就是Kay講的，這些國家並沒有建立足夠的規則可以支撐自由市場，因此反而因為全球化而被迫變得高風險（當然也如股票基金市場的高報酬）。

Kay講的「鑲嵌型市場」在台灣又是怎麼樣的現象呢？台灣在市場的制度上已有初具雛型的成熟度，市場也算是經得起考驗。雖然這幾年總是因為政治因素而短暫的高高低低，但在全球市場眼裡的總體評價其實還不錯。不過在談台灣的開放時，也總因為政治選擇而必須有所限制。事實上，台灣對中國市場投資的程度，已經比許多鄰近國家還要高，我並不認為開放三通會使這個數據更高。問題卻在於，中國並不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這使得台灣的開放政策對於經濟成長的促進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關於這點，我倒是蠻想看看不喜歡中國卻又支持往市場趨進的吳惠林會有什麼樣的論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