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我還記得第一次上課的時候，姚人多很不解的問同學，為什麼現在大家都不研究政治了？「我大學的時候，幾乎每天腦筋裡面想的，就是怎樣才能推翻國民黨」。姚也很讚許吳乃德的博士論文，他說吳問了一個好問題，國民黨如何統治台灣？

國民黨如何統治台灣？我還記得幾年前林忠正（那時候還沒被抓去關）和林鶴玲做過一個研究，量化指標顯示外省人經濟情況一般較本省人為佳，階級處境較好；同樣的結論也被吳乃德的研究「皮鞋與草鞋」一文證實過。當時二林的研究引起另一位學者趙剛很大的不悅，趙剛認為外省人不是人人都有錢，退伍軍官和退伍老兵的經濟境遇就迥然不同。其實趙剛點出來的是量化研究的侷限，二林和吳乃德講的都是統計後的省籍/經濟關係全貌（whole map），本無法就省籍內的階級再行分析；但趙剛卻跳過了對量化研究的攻擊，直接說二林和張（茂桂）吳這群人是「包藏禍心」。訴諸於人身攻擊的論述基本上已經無法對談，這其實也是當前台灣政治圈內常有的語境；只是在九十年代的學術圈，這場論辯仍掀起了一陣風雨。

最近駱明慶針對同一個主題，寫了「誰是台大學生？」一文，文題相當聳動，當時也引起了一陣報導熱。駱明慶的研究中，省籍和階級都是可否作為一個台大學生的重要變項。媒體報導這篇文章通常都把焦點集中在大安區的小孩比台東容易進台大，但也都忽略了駱明慶把過去幾十年間誰是台大學生做了很清楚的說明。例如性別這個變項，在駱文裡就成為因為省籍而變的一個項目。外省籍的家庭因為經濟收入普遍的穩定性，使女孩上大學的機率大增，只要有學生本身有能力，就有辦法升學。

駱的研究讓我想起自己，四五年前，我自認為是個自由主義者，把多元論和選擇權看的很重。我相信人應該要為自己的選擇負全權的責任，因為那是你自找的。直到快退伍的時候，幾次出車和Keven或者其他幾個駕駛兵閒聊，才切身反省了我之所以能夠選擇，是因為有東西可以讓我選擇。而Keven之所以對未來沒什麼選擇，對薪水也沒有談判能力，是因為他的階級處境和我不同。朱天心有篇文章「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最後一句話提到什麼趙少康在書房裡認真的看書、陳長文正在思考尼采與康德這類的例子，我覺得她想表達的也是她今日的成就來自過去的努力。只是朱天心並沒有像我一樣遇到Keven這樣的人，她沒有機會反省自己的努力之所以成功，是因為背後的階級和省籍優越。

龔宜君的博士論文《「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也在談這樣的一個問題。但作為一位外省子弟，她問的問題更根本，她的熱情在於她想知道，究竟國民黨是怎樣讓她的母親和國民黨僅僅相繫？也就是說，她想突破陳明通、朱雲漢或者王振寰那一輩學者所談「國民黨如何統治台灣本土社會」裡的恩庇侍從結構只談本省精英（地方派系）的層次，問出一個更深的問題，那國民黨帶來這一百多萬外省人，本來與國民黨也沒那麼關係密切，又為什麼今日會為國民黨興亡而悲喜？

相對於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談的恩庇侍從結構，龔宜君談的是國民黨的滲透能力。她認為國民黨對台灣的本土社會滲透力其實不強，真正能夠滲透的，是各種特種黨部在軍警公務機關裡的運作能力。這和陳明通所談的剛好可以互相補強，陳明通看見的是國民黨透過中央組織改造和政治技巧的運用，如何建立一個有限度的恩庇結構，以利益的分配暫時性的和本土社會相連結。而這裡的「本土社會」，自是指二二八之後，以和國民黨合作甄補精英消失缺口的地方派系新精英（也是陳明通之前曾和吳乃德為文暗諷的一群人）。

陳明通的研究並沒有特別著墨於國民黨如何安置統治精英外的外省人，他僅提到這也是恩庇結構的一環。龔宜君的研究剛好填補了陳明通的不足，她指出要牢牢控制外省人，不只是用恩庇結構分配利益給外省人，還必須透過特種黨部滲透、重組，才能夠再分配上面更有效率。

如果把趙剛對外省老兵的經濟處境加進來，其實也可以看見當時外省人的階級面貌。國民黨照顧的僅僅是統治精英（統治者）和統治集團的附從者（軍公教和國營企業），但對於很早就退伍的老士兵，國民黨其實並沒有盡照顧之責。比較有趣的問題是，這些老兵卻也經常是國民黨的最支持者，這在趙彥寧對於外省老兵與中國配偶的幾篇研究上都可以看的很清楚，也是趙彥寧迷惘之處。

駱明慶的「誰是台大學生」，其實背後所隱藏的話語，遠比文章能夠表達的更多。學術的價值其實正應該是為此而生，以一個研究衍伸出更多的問題和分析，對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做出更深入的詮釋。而這些問題和問題背後的意識形態、現象，其實也正是學術之所以迷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