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歐克夏是一位保守主義者，他認為經驗對於人類的行為有無比的重要性，而傳統作為經驗的結晶，自然有其對人類行為的重大影響力。這類的經驗論述，其實是對於啟蒙理性的反省、亦是對於人類進步史觀的反思。歐克夏是英國人，生於1901年，比1886年生的博蘭尼稍晚，博蘭尼成名的時候歐克夏還是學生；但挑戰他們的現實，皆是十九世紀「百年和平」的結束以及其後兩場慘烈世界大戰的時局爛攤子。

博蘭尼寫《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這本書時，字裡行間其實都透露著焦慮，他認為十九世紀是個特殊的世紀，透過亞當斯密、李嘉圖等經濟學家的努力，市場被人們嘗試著從社會中「去鑲嵌」（disembedded）地獨立出來，而又因為「市場經濟只能存在於市場社會」，於是引起了無數的「反保護運動」，最後甚至導致了大規模戰爭的悲劇。但更讓博蘭尼焦慮的是，他覺得人們並沒有從這一百年的歷史中學到教訓，還在用重建市場經濟的態度收拾戰後殘局，結果引來了法西斯主義的橫行。《鉅變》出版於1944年，戰爭尚未結束，博蘭尼還沒有在這本書裡趕上對戰後還要建立布列頓森林體制（Bretton Woods Regime）提出批評，但至少戰後的世界經濟體系已經對唯市場論提出檢討（至少在歐洲和美國），所以博蘭尼就把餘生都拿去關照古代經濟體制，並且建立了Substantivism的人類學派。

博蘭尼的思考裡，最重要的概念莫過於「鑲嵌」（embedded）之說，即「經濟行動無法脫離社會結構」。博蘭尼認為市場本應是社會的一環，十九世紀之特殊，就在於人們誤信經濟學家製造的理性人模型，認為經濟理性來自亙古天性，因此欲建立一個無干擾且能夠主宰社會的市場經濟。人們沒有思考到如果經濟行動無法脫離社會結構，市場經濟就只能存在於市場社會中，因此一切要把市場獨立於社會之外的行動，都會引起「反保護運動」，例如1795年的史賓漢連法（Speenhamland Act）就是為了要反圈地運動所帶來的貧窮而立下的法律，雖然他沒有達到預期的反飢餓效果，反而因為政府補貼了地主，將雇主的工資成本壓低到極限，而帶來社會普遍性的貧窮最後失敗，反而導致英國勞動市場的解放與資本主義的到臨。但從整個立法脈絡的前因後果，已可看出「反保護運動」的端倪，雖然反保護運動不見得會達到預期的效果；但人們應該去思考，這麼愚笨的法案，爲什麼會有如此強大的社會力去支持？

博蘭尼之所以如此堅決的認為「去鑲嵌」會引起「反保護運動」並導致市場經濟的失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從人類生活史的研究經驗中不斷重複確認人類社會一直有一個非契約關係的社會連帶機制，而不是像亞當斯密講的，亙古就有理性人的市場邏輯存在並累積為自然法。博蘭尼認為對市場社會而言，自律性市場既然只容忍契約關係，就會想要破除一切契約之外的社會連帶，因此有所謂「虛構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被誤信為實體商品的存在。博蘭尼認為土地、人力和貨幣應然（ought to be）上是不可買賣的，而在社會保護運動下，實然（is）也不可能買賣，試想能夠將所有人、所有勞動力都拿到市場上唯理性交易嗎？如果社會保護力量不允許，這個實然也不可能。那麼，就足以印證博蘭尼所謂自律性市場因為只能存在於市場社會中，所以其實人類想去鑲嵌的建立市場經濟乃是一場徒勞之說。

從博蘭尼的論據裡，可以看出他對於傳統的重視，這也是初讀博蘭尼會讓我想起歐克夏的原因，因為他們其實都拿著經驗論和傳統在反省啟蒙。在啟蒙邏輯下，啟蒙運動的支持者都認為人類其實會不斷進步，無論是可以「建立」一個理性的市場邏輯的自由主義脈絡（這其實就印證了博蘭尼所認為「自由放任乃是計畫」之論）；或者是馬克思傳統下人類進步的線性史觀，其實都蘊含了這種無來由樂觀認為人類會進步的啟蒙邏輯。博蘭尼指出這種自以為的理性忽略了契約以外的所有社會連帶以及「去鑲嵌」之虛妄；歐克夏則用經驗點出了這種論述的盲點，認為人類的經驗及其模式乃是因為傳統的智慧應運而生。

博蘭尼認為二十世紀反省市場獨大思維而引起的反保護運動共有三類，一是共產主義革命、二是法西斯主義，三則是羅斯福的新政。博蘭尼顯然是支持最後一項，他認為市場、社會與國家作為環環相扣的齒輪，最後都應服膺於民主的道德之下。這和歐克夏作為一個經驗論者，強調道德權威作為傳統力量，時時影響著人們的政治行動，而現在正以民主的面貌呈現，其實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新知爆炸並且不斷有比如「世界是平的」幻想存在的當代社會中，博蘭尼和歐克夏的想法固然保守，但其呼籲重視傳統智慧的思考，其實對於那些相信人類會不斷進步的啟蒙論者，「慣習的力量」仍然有其當頭棒喝的效果，正如博蘭尼所說：「經過一世紀盲目的『改良』，人類終會重建其慣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