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他一來就講一個近現代史發展的切面，從1789到1989作為一個完整的兩百年，一共有兩條主線和一條支線，主線是英美文化和法俄文化，支線是德日。而整個革命、爭霸和其他大勢的發展，其實正因為英美和法俄兩大文化爭雄的結果。朱感覺是比較支持英美系的，他的博士論文《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就在批評法國大革命後的雅各賓專政想帶來「改造新人」之風所釀成的悲劇，以及其後革命吞噬了革命之子羅伯斯比爾的故事。

他話鋒一轉講到中國，他認為這段期間中國的發展是一個「之」字型，破題在馬嘎爾尼受英王之遣來邀請乾隆加入世界貿易體系，卻為了禮儀之爭而不了了之。這裡有個What if的假設，如果乾隆當年答應了馬嘎爾尼，應該整個中國近代史會跟著改寫。恰巧我最近在讀博蘭尼（Karl Polanyi）的《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提到市場和國際貿易體系對於十九世紀歷史的重大影響，雖然馬嘎爾尼早了一世紀，但如博蘭尼所說，並不是說早先沒有「市場」，而是市場還沒有發展成宰制制度的唯一力量。因此如果這個what if 成立，中國及早成為世貿體系的一員，說不定近代史會當場改寫。

「之」的第二畫右橫被朱視作以英美為師的做法，整個洋務運動、立憲運動乃至共和國革命，都在學習作制度的轉變。直到五四作為轉折，及其後的中國國民黨列寧化，中國人發現光是學習制度文明不夠，轉向改造新人的方向而左轉撇去。這一段講的很好，他感嘆美國革命之後為了憲政制度吵了三年，後來才召開制憲會議，分了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但這爭執的幾年裡全部的焦點都在制度之爭，美國人從來沒有想到要改造一代革命新人。反過來他提到梁啟超立憲運動失敗後創辦「新民報」，就是想要改造國民性，「改造一代新人」；又提到胡適回中國，曾發言二十年不談政治，不談政治談什麼？談文化，也為了改造國民性。朱學勤認為這是中國歷史從以英美為師轉到以法俄為師的開端。

但朱不喜歡法俄這個文明，從他批評法國革命是「閃電」，亮一下又陷入黑暗就可以看出來。中國歷史進入以法俄為師的浪漫主義狂潮後，就是一連串的悲劇。首先是國民性的改造終究不可為，五四失敗了，北大越走越內向化，他批評北大在五四之後培養出一種「秋九文化」（秋八是軍人，秋九就是學生），像是一二九學運幾乎就是秋九痞子化的開始，胡鬧、惡搞，終究什麼也沒有改造成。更別提共產黨執政後越向左去所帶來的一切左翼災難。朱認為「文化大革命」就是個高峰，一個想要「改造國民性」卻帶來悲劇的高峰。這讓我想起當年不知道讀什麼書，提到「人類的悲劇，就在於有人總是期待烏脫邦」，為了改造國民性，中國其實也陷入了傷亡慘重的內戰中，直到四人幫垮台為止。

        但總歸上完這個課，我覺得朱學勤還真是個有趣的人，雖然歷史學那種英美法俄的分類方式我不太同意，但他提到「改造新人」這件事情卻讓我感觸很深。台灣人其實在這點上與中國人也很像，制度失敗時總會想到是因為國民性問題，所以李登輝提「心靈改革」、提「新時代的台灣人」，但我們都沒有去思考，究竟制度的失敗，是因為制度的問題，或者真的是因為國民性的問題？只是因為人沒有特別去尊重制度，或者是因為國民性不提高，有好制度也沒用？事實上，制度因為人沒去遵守而失敗，並不是國民性問題，反而更彰顯了人對制度是不尊重的。其解決之道應是要讓人民把制度本身當作一個價值，而不是要去催進空洞的「文化」然後在來設定制度。

這就像我經常批評中國用中國特色和智識不足作理由去推託民主化的腳步，我用的理由是，那民主不是中國發明的你就不要，那幹麻不等中國自己發明電燈泡再來開電燈？不等中國自己發明蒸汽機再來開汽車？這種話是我經常掛在嘴邊講的，但以我的成長和學習背景，講這種話實屬正常，但從來自上海大學這個老黨校、又沒有吃過洋墨水的超級自由主義者朱學勤嘴巴講出來，也算是一種特殊的有趣。的確，很多問題不是國民性的問題，而是制度之故，他那句美國立憲吵了三年，沒有一天講到國民性，算是對我衝擊最大的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