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現在回頭去讀，想想我們當年的課本，雖然還是愚民得很恐怖，但跟五六十年代比應該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不過在「保密防諜手冊」裡戴個墨鏡著長風衣，一頂鴨舌帽的「匪諜意象」，其實到現在還在我心理揮之不去，可見這種教育的成功之處。我受小學教育的年代大多數人都已經相信反攻無望，課本於是少有了「萬惡的共產黨，等國軍反攻回來，就是你們的死期！」這種喊話，不過我還是讀過「沒有太陽的地方」（在講人民公社）這一課，多少還是能感受到Wilson作研究的年代裡那種反共的氛圍，以及其中的「共匪意象」。

威權統治和愚民教育其實帶來了一種社會穩定的氛圍，一種「在政府英明的領導下，一定可以……」的氛圍。討論台灣戰後政經發展的論述，其實都沒辦法逃脫在這個氣氛之外。高隸民（Thomas Gold）的現代化理論和後來興起的「依賴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其實都很重視威權統治所帶來的政治穩定，分道揚鑣之處在於高隸民的說法裡，改革的「先經後政」最後還是會帶來民主化，而依賴發展論者如陳玉璽，則對民主化與自由化的前景悲觀。

事實上，現代化理論和依賴發展理論在論述發展過程裡，並沒有很大的區隔。例如現代化理論主張國家介入的經濟發展（無論是以國家資本的方式或者國家輔導民間的角色介入），和依賴發展並沒有什麼不同；甚且，兩者都認為國家在此政策下最後得到的確實是發展，而不是依賴理論所認為的邊陲化。以理論的框架而言，依賴發展可見諸於崋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中半邊陲的角色。

陳玉璽的"台灣的依附型發展"

        雖然台灣因為經濟發展成功以及民主化，可以說是「現代化理論」的模範生，但讀陳玉璽的《台灣的依附型發展》，卻仍然可以看見他分析的精闢之處。例如他提到了外國資本/民間資本與政府的三方合作壟斷問題，導致公民力量的薄弱。我就認為即便台灣後來成功的民主化，但類似的問題仍然存在，例如工人團結力量的不足就是這樣的歷史遺緒所來。又比如陳玉璽提到國家在民間與外國資本的對抗間，經常為了某些考量而選擇的外資。則讓我想起了桃園RCA造成至今未解的污染問題，以及國家在反杜邦及反拜耳中的角色，讓杜邦和拜耳即便最後沒有在台灣投資，但反對者卻得背上阻礙發展的魔咒。這些確實都是「依賴發展」當道所造成的現象，而並沒有像「現代化理論」所說的那樣，可以因為民主化而神奇的迎刃而解。

不過讓我更有興趣的，其實是這種「依賴發展」所形成的唯發展論意識形態，至今仍然是台灣民主化後無法推動人民充權（empowerment of people）的重大路障。然而，究竟黨國是用什麼樣的教育方式去把「唯發展論」變成一種意識形態的？Wilson在Learning to be Chinese裡面並沒有提到，這有點可惜。但也不能期待他寫本博士論文就要包山包海什麼都有，也許這個題目我可以自己努力做做看，搞不好也會有什麼小小成就也說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