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自由中國的主事者雷震

「自由中國」對憲政的另一個批評是疊床架屋，主要顯現在總統組織「國防會議」和監察院功能兩個問題上。如前述，「自由中國」認定一九四七年憲法是內閣制憲法，因此總統在沒有得到立法院授權的狀況之下另組「國防會議」並任命秘書長，著實是很奇怪的事情。

但並不認為一九四七年憲法很重要的國民黨並沒有接受「自由中國」的勸告，繼續讓由總統召開但沒有法源的國防會議一直開到通過國安法，使改名成「國安會」的國防會議成為合法機構為止。如前所述，李登輝對於憲法是否為內閣制有不同的看法，因此他任內的國安會仍然有許多重要功能，對於總統的重大政策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效果。而也正因為總統是克里斯馬領袖，憲法體制逐漸往總統制偏移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最後也才有第四次修憲之議。

另一個被「自由中國」認為是疊床架屋體制的是監察院。「自由中國」認為現行的監察制度不能發揮監察的功能，又可能造成彈劾權的濫用，因此應將監察院「上院化」並且與立法院一起全面改選才能解決問題。[2]在監察院仍屬民意機關的時代，這樣的見解實屬精采，而其敢於挑戰中華民國法統的全面改選說法，也應擊節讚賞。但可能也就是這樣的見解，才會被扣上「反攻無望論」的大帽子。國民黨法統派利用反攻的藉口推遲民主化，由此可見。

「自由中國」對國民黨行憲的最後一項批評是任意曲解憲法。在夏道平主筆的社論「好一個舞文弄法的謬論：所謂『修改臨時條款並不是修改憲法本身』」這樣寫道：

該案乃肇因於國民黨人希望蔣中正兩任總統屆滿後繼續連任，但蔣已提過不會修改憲法，故想出修改臨時條款這招來幫蔣連任解套。事實上，當蔣表示不會修憲的時候，「自由中國」曾經有過「欣幸中的疑慮：關於蔣總統反對修憲的聲明」一篇社論讚賞蔣的決定。[4]但隨著情勢直轉而下，蔣營造出非他不可的態勢後，「自由中國」又提出了「蔣總統不會作錯了決定吧？」[5]一說，苦勸蔣千萬不要繼續違憲連任。若再加上「好一個舞文弄墨」一篇，可以說蔣確定將連任後，「自由中國」已因苦勸不聽和蔣完全決裂，也才有後來的反對黨運動。

猶記每屆台灣總統選舉，部分人士都會提出「陰謀論」，認為現任總統會已緊急命令方式延任，或有說是因為台灣社會對於蔣中正連任餘悸猶存，但所謂「陰謀論」者，大多自許為蔣信徒，不知是否因為經驗豐富之故，對於違憲連任特有心得，才有此一說。所幸至少目前為止，此陰謀論都還屬於鬼扯階段，每次總統選舉都有如期辦理，可謂憲政幸甚。

一九五九年起，「自由中國」的言論日形激進，不再很客氣的用勸諫的方式希望國民黨改善，而改以批評口氣處理國民黨的諸多不當施政。此外，「自由中國」也提出了許多相關於民主化的具體政治主張，如省長民選[6]和反對黨等措施，對推動台灣民主化提出了具體的看法。實質上，也由於反對黨的籌組，雷震開始和台籍政治人物接觸，開啟了台灣黨外的最早期結盟。

「自由中國」早期關心反對黨說的時候，其實還不是那麼激進，而是主張國民黨一分為二[7]，或者是期許民青兩黨能夠扮演更有力的反對黨角色。[8]但隨著理念逐漸落實與對國民黨的徹底失望，組黨之說逐漸成為真實，然確也引起國民黨的不快，最後遭到羅織匪牒罪一舉剷除。[9]倘使當年雷震真的成功引入本省政治人物的力量去籌組其所謂「忠誠的反對黨」，說不定台灣政治風景從此會大不相同。但逝者已矣，歷史終究沒辦法重來。

現在回頭看「自由中國」對憲政的四項期待，部分已經因為民主化的逐步落實，而成為白頭宮女的天寶遺事；但仍有有關憲法中心的權責分立問題仍未了斷。現行制度閣揆確已對總統負責，即便是因為立院改選的總辭，仍是由總統主導。有謂立院希望要回同意權之說，則不免使閣揆陷入「有責無權」窘境，若要依現制修改，應加入總統主動解散權以為交換，才能制止國會獨大現象，以確實達成分權制衡精神。

當前台灣最大的憲政困境其實在僵局，立法權對總統提名權的侵犯、總統無法主動解散立院造成僵局、行政權不需同意所造成的少數政府問題是最大困境。要解決現下的憲政難題，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就現行憲法小幅度但逐條修改，將增修條文納入本文，並刪除如國民大會等本文累贅章節。但台灣的「憲政時刻」看似已經消逝，需要給予時間重新營造。

「自由中國」當年因敢言而最終入罪，許多言論今日讀來要不讓人執筆長嘆，要不令人激越不已。但其所遭受之「反攻無望論」之譏，今日早已一語成箴。怎奈部分中華民國法統派人士，在有識之士積極推動修憲之際仍予扣上「台獨」帽子，一面死守憲法，一面又以各種違憲組織、提名權侵犯與拒絕承認選舉結果等方式殘害憲法，使得一九四七年憲法陷入被「被（法統派）指控毀憲者」保衛，而被「（自以為）護憲者」毀棄的苦情。重讀「自由中國」，不禁覺得這應該也是歷史留給台灣的一個大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