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有許多研究都對陳誠土改的動機與結果提出了異見，其中「土改是為了資源汲取」一說在政學界接廣為流行。此說認為國民黨在台灣推動土改最大的因素是其為了必須養活大量的軍公教體系，以及利用農業稅收和擠壓農業收入去迫使資本轉移入工商業以利於經濟發展。但劉志偉的碩士論文「戰後台灣土地關係轉型中的國家、地主與農民，1945-1953」對於「資源汲取說」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土改主要的成果是自耕農數目的增加；而國民黨對糧食的掌握則是透過「田賦徵實」和「肥料換榖」來達成，並沒有邏輯可以宣稱兩者有正向關係，也就是說，土改並沒有能夠擴大稅基，使政府得以擴大稅基的方法其實是尚未土改前就已經在做的田賦徵實。

依照二人的邏輯，則陳誠推動土地改革的因素，至少在「公地放領」的部分，是因為台灣日漸嚴重的階級衝突。這又點出了兩個疑點，其一，蕭和徐還是沒有解釋那為什麼權威氣氛下陳誠會去推動「三七五減租」？其二，蕭徐在另一篇文章「戰後初期台灣業佃關係之探討：兼論耕者有其田政策」中透過權力關係去描述台灣農村階級問題因佃農生計倫理被顧及而「意識形態霸權化」的被結構性忽略。如果此說正確，即台灣業佃關係不佳是被國民黨過度宣傳導致，事實上因為意識形態霸權之遮蔽，台灣業佃關係其實沒有那麼緊張，那麼和公地放領的「內因說」不是自相矛盾嗎？

劉志偉的論文對公地放領政策的國家/地主/佃農關係有所點破，他提到公地放領前所發生的退佃風波和業佃衝突裡，省政府（他用國家，但我認為台糖也是國家機器一環）和佃農形成了合作關係，共同和地主（包括台糖）對抗。這樣看來，省政府與佃農結盟對抗包括台糖在內的地主，並推出了公地放領政策，便可以使蕭徐的「內因說」得以成立。即國家部門間的糾紛給佃農抗爭的空間，使得在權威氣氛下仍然有業佃衝突發生的夾縫，當時遂給了階級衝突存在的空間。

但即便如此，還是無法解釋在資源汲取論不成立的情況下，擁有權威氣氛優勢的陳誠為什麼要推動三七五減租？我認為有兩個可能，其一，國民黨在中國的失敗確實和租佃關係緊張有關，歷史經驗使得陳誠直覺性的認為必須推動土地改革，即便在租佃糾紛不嚴重的台灣。此外，台灣傳統地主也是社會、經濟資本的擁有者，他們對國民黨的態度不一定和中國的地主一樣是採取合作關係，因此在政治上打擊少數的地主去搏得為數較多的佃農支持，應該是可以讓統治更順利的理性選擇下的政治手段。如果這樣解釋可以成立，那麼土改的真正原因就是因為改革俾以利於政治統治而非資源的汲取。

但土改真的發揮了這樣的政治效果嗎？（從陳履安的得票是看不出來的。）地主階級確實被打散了，部分資本也正如李登輝所言，被迫投入工商業。但要考慮的是，大租取消之後，台灣真的還有許多超級地主嗎？如果沒有的話，土改其實只是把小地主、小自耕農的土地轉移到佃農手上，那只是窮人和更窮的人之間的土地所有權交換罷了。甚且，好像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佃農變成自耕農之後收入有所增加，反而是政府一路推出的各種稅費徵收（水租、防衛捐、公學糧等等）、用美援肥料來實施肥料換榖的剝削、以穩定為藉口被強迫壓低的糧價，以及無法動彈的農地農用政策，導致了台灣農業所得的長期偏低。此外，地主為因應土地改革而及早分家所造成的耕地零碎化，也使得台灣農業在新時代面臨無法量產壓低成本的新困境。

從這兩個角度來看，陳誠推動的土地改革是不是如國民黨自己宣稱的那麼有效，還是其實他根本就是揮刀指向一個不存在的問題（階級）？也許答案沒有那麼單純，但我認為還頗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