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二二八對台灣近五十年以來的政治與社會造成了多大的影響？政治方面，依據陳明通和吳乃德的研究，1945年台灣回歸中華民國，大多數的地方選舉精英仍然和日本體制下的菁英階級無二致；但二二八之後卻僅剩下不到兩成。吳陳兩人推論這批退潮和其後因附從而被甄補的新菁英階級這波輪替，導致國民黨統治台灣的容易化，其並未言明的是晚期國民黨地方派系的組成，和這波輪替的重大關聯，但這個說法可以在陳明通後來的著作「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中循得痕跡。此外，「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報告」也指出了陳儀並非蔣介石嫡系，他用了許多政學系幹部，並在二二八事件中與CC派相鬥，這些國民黨派系問題在二二八事件後因陳儀調職而獲得解決，魏道明的到任也導致蔣介石對台灣統治的直接化。

社會方面，二二八及其後的「清鄉」引起了台灣社會嚴重的政治恐慌症，其背後所蘊含的族群衝突問題雖然因為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而暫告沉寂；但重新浮現的時候，卻成為台灣社會族群融合的最大障礙。這種對歷史認知的差異，也導致二二八成為台灣兩大黨各種認同分歧的重大指標，造成二二八年年談，卻越談越無共識的情形。李登輝是第一位針對二二八事件道歉的國家領導人（並身兼國民黨主席），但李登輝本身在二二八事件時也因為參加了「處理委員會」而擔心被波及，在朋友家的穀倉躲了一星期，寬鬆點看，他自己也是二二八的受害者。由李登輝代表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向台灣人道歉，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行政院在1991年成立了二二八研究小組，並在1992年公布調查報告，小組一員的賴澤涵第二年和魏萼、馬若孟（Roman Myers）共同撰寫了「悲劇性的開端」這本被視為具有「準官方」色彩的專著。這本書可以說是九零年代評論二二八的最重要著作，但其內所欲表達的中立客觀，和該「客觀」所導致的缺乏加害者和責怪受害者問題，卻成為其著美中不足之處。但無論如何，該書所引用的文獻檔案和專著資料，對於一位欲了解二二八事件前因後果的讀者而言，應屬豐富則殆無疑義。

又比如馬若孟認為蔣介石之所以出兵鎮壓，是因為三月七日「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提出的三十二條要求涉及台灣自治的要求趨近於獨立太過分，卻沒有探討三十二條要求的自治項目是不是真的有台灣獨立可能？（馬的著作裡面已經提過事件參與者並不要求台灣獨立）也沒有特別把蔣渭川居間協調導致處委會讓步一段作更深刻的討論，事實上，如果處委會已經讓步而陳儀也瞭然於心，為什麼軍隊仍然奉命得以登陸屠殺？

馬著寫出後過了十幾年，因為政黨輪替之故，又公佈了許多新的官方文獻，確實有需要一本新著作來談二二八及其責任歸屬問題。因此才有「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一書，這本書的第三章裡，陳儀深直指蔣介石三月五日就已經決定出兵，否認了馬著認為是三十二條要求之後才有出兵一說；他並指出以蔣介石的特務佈建，資訊屬於足夠，但他還是決定派兵鎮壓，因故蔣的「有意派兵」必須負起最大的責任。此說引起了重大的政治爭議，也使書內的許多新出土史料被論者所忽略，導致二二八責任歸屬這個議題仍然因敏感的政治立場而談不下去。

諷刺的是，這個「責任歸屬」論戰最大的得益者，竟是該議題上沒有涉入台灣內部政糾葛的馬若孟。首先是時報出版社又重刷了馬若孟的著作，並特別強調這才是「客觀中立」者，應該讓他又可以賺點版稅；其次是蔣家後人因為擔心蔣介石的日記被民進黨執政下的國史館「未經同意的公布」，而決定將日記交由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收藏。國史館這個意外的損失乃屬始料未及，但蔣家的這個疑慮，某種程度也說明了台灣社會對於二二八的開放程度與討論深度，大概都還只停留在可以在憲兵隊裡面閱讀二二八而不會被認為是思想犯這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