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很妙的是，過了幾年之後，有一天我翻一本書叫做「Virtual History」，才發現這個方法居然是別有意義。這種虛擬歷史的做法叫做「反事實研究法」（counterfactual approach），它提供了一條回頭檢視歷史的途徑，讓人重新思考，為什麼歷史會是這樣發展，而不是那樣？如果當年在某個點（breakpoint）上，有了另一個選項，歷史的路徑又會如何走去？這種虛擬歷史的做法，涉及了反事實途徑counterfactual approach和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兩個範疇，路徑依賴講出事情的因果，一個果必有一個因；問題在於，那個果，為什麼是因為這個因而發？要解決這個疑惑，論者首先必須正確的問出一個好問題，才能夠循路徑去追本溯源。

        比如姚人多針對「亞細亞的新身體」一書，看到傅大為「為什麼男醫師會在民國五十年代之後取代傳統的（女性）產婆和助產士？」的「性別/醫療大轉換」問題，姚人多就反問，如果五十年代訓練出來的醫師都是女生，那會不會發生醫師取代產婆的「大轉換」？ 如果在姚人多的女醫假設下，醫師淘汰了產婆和助產士的「大轉換」終究發生了，那是不是意味著，傅大為所謂的「性別/醫療大轉換」，其實只是呼應了當時代公衛圈裡科學取代了傳統的一個小插曲？而男醫師取代女產婆只是因為當時醫師「剛好」都是男的？當然，這個「剛好」確實有其值得探討的因素，我不認為像姚提到，只是一紙到期的租約這種歷史的偶然所決定，它也可能包括了當時社會對於女子求學的歧視或者對男性從醫的傳統期待。但應該要思考的是，傅大為提到的那個性別/醫療大轉換，很可能只是附帶在醫界當時以科學取代傳統的風氣下個一個小插曲。 

        歷史的確經常因為一場意外而產生了與當初設計者所預想截然不同的結果。喬治三世沒有想到，一七七六年英軍精心營造的紐約大包圍竟然輸給一場哈德遜河上的大霧、孫中山也想不到，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成功卻只是因為革命軍的名冊被收走的狗急跳牆之作。但史學家要探討的是，那場霧真的是美國革命成功的關鍵因素嗎？名冊沒收真的是武漢新軍起義的主因嗎？虛擬歷史的問法告訴我們。也很有可能，他們其實都不是主因，因為我們經常都因為偏執而找錯源頭。 

        我最近還有收到「三一九真調會」的報告，話題當然還是繞著兩顆子彈轉，他們認為，那兩顆子彈疑雲重重，導致了2004年選舉結果的轉變。依照反事實的問法，我們可以問，如果沒有兩顆子彈，陳水扁還是會贏嗎？試著回到2004年的處境，以民調來看，選前所有的民調，顯示著泛藍會重新贏得政權，甚至到選舉當日的出口民調，都還顯示泛藍是領先的。民調固然有偏誤，但其所取得樣本所代表的意義，兩天之間，並沒有因為兩顆子彈造成什麼改變。這就意味著兩顆子彈對於選民的投票意向並沒有造成什麼改變。而反過來看，國民黨選後一連串想要「連結台灣」的做法，甚至願意和民進黨一起開快車推動「反聯公投」，目的都是要搶食台灣認同的大餅。從這個角度來看，要說是兩顆子彈而不是當時高漲的台灣認同造影響了2004年的選舉結果，未免有點牽強。

        虛擬歷史裡反事實和路徑依賴的方法，確實不只是閒磕牙的話題，它可以幫我們找到假設錯誤的地方，找出事件的因果即先後順序。主體（subject）、能動者（agent）的每個決定，經常因為時間先後順序而影響到後來的結果，這其實也一直都發生在我們身上，比如談戀愛，我先遇到了小文，和她在一起後才認識小萍，我就得面臨選擇小文還是小萍的問題。而這兩個選擇，則可能造成我的人生完全不同的結果。歷史確實是發生在一長串偶然與巧合的機緣之中，因為路徑依賴而造成，而透過反事實的追溯，的確有助於我們釐清問題的因果順序及事件對於後續影響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