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讀大學的時候我認識了很多左派，也從他們的嘴巴聽來許多很炫的名詞，國家機器、結構、剝削、培力（empower），很多人名，馬恩、葛蘭西、阿圖塞、普蘭查斯等等。我們也一起運動過，包圍警察局、包圍校長室，那時候我喜歡戲稱東海是全國最後一個仍然保有「武裝起義」傳統的學校。

John Rawls: 我的學術偶像

    我會跟社會系結下不解之緣，也應該是從那時候開始。那時候東海還有很強的左派傳統，有趙剛、博士生侯念祖、吳挺鋒（還有很會教左翼但不是左翼的王振寰），我在那裡思想啟蒙，年輕而火熱的用自以為是的正義感燃燒理想。

    我也曾經下鄉過，在北埔，那時候北埔還沒有像現在這麼觀光化，大隘協進會在左派學者舒詩偉的奔走下剛剛成立。我們這群東海人和張高傑他們這群來自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夥伴（也是學長）一起幫辦公室粉刷，蹲在門口學工人扒飯，還有印象最深刻的，半夜的時候鄉民送來一桶麻油雞，不知道加了幾罐酒，我喝的醉茫茫，走在田埂都有點七歪八倒的感覺。

    但後來我終究與左派分手。一開始只是想起當年離開小劇場的原因，我不喜歡這種窮困的生活（臨界點遵奉果陀夫斯基的貧困劇場風格）。我知道我就算端著碗蹲在路邊扒飯，也只是「知青」，而不會變成工人。此外，我突然發現，批判很簡單，但要做出東西讓人批判，要難一點。有些人適合批判；但對自己能力更有自信的人，應該要真正做些「福國利民」的事情，而我認為自己是後者。

    一開始我抱著「生活是右派，心在左邊跳動」的想法，後來漸漸發現不可行；這樣我的思想會找不到出路。此外，從中東歐和中國研究的經驗，漸漸發現一句真理，「人類的悲劇，就在於有人總是期待烏托邦」。左翼執政所造成的悲劇，其實遠比資本主義要來的凶猛。後來看見左派學運裡的傾軋鬥爭，合縱連橫，一點都不輸給real pokitics的險惡，漸漸就看破。左派在我心裡只剩下兩種，一種是不著邊際的學院或運動左派，清談理想，每天都是階級翻身白日夢；一種是形左實右，人走在左邊，心臟卻在右邊跳。

    那時候的大形勢是柯林頓、布萊爾和施洛德相繼執政，「第三條路」和「超越左右派」儼然顯學。我很快就做出決定，為了生活無虞，我要站在市場經濟這邊，開始發中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布爾喬瓦的大夢。但心中還是有那麼一點失落，那些前幾年還有的理想，怎麼辦？

    直到遇到John Rawls，這個問題才告解決。從先前大量閱讀的自由主義論述裡，我已經發現自由主義連結著資本主義，有種自動修復的功能。為了讓制度維持下去，制度就必須不斷修正，到滿足所有人最低的忍受程度。孫中山有說過馬克斯是「社會病理學家」，指出了毛病，但開錯了藥方。事實上，自由主義既會自動修正，正義也就得以維繫。Rawls指出了「作為公平的正義」和「無知之幕」的觀念，去解釋為什麼制度得以依賴「正義」的存在而得以維繫，政府又應該在自由主義理念下扮演什麼角色。我唸Rawls和他的學術對手Robert Nozick跟另一位自由主義者以撒柏林唸到如癡如醉，一度還想要專攻政治思想史。

    就這樣，我選擇了Rawls而不是Nozick，站在自由主義的左半邊，思想大致定了型。我很驕傲於自己不是左派，但我也相信自由主義一樣是關懷弱勢、爭取最低限度的平等，但也可以讓有競爭力者得到更好生活的制度。

    這幾年來，我思想的基本盤就是這樣，有些修正，但沒什麼大變化。可是我卻發現一件好笑的事情，就是有許多自稱是左派的人，居然都站在我的右邊。他們批判我不喜歡和工人鬼混是「精英主義」，但他們卻去剝削移民女性的身體；他們批判我小資情調，但他們卻過著酒池肉林的生活；他們批判我堅持依法行政是官僚主義，但他們卻選擇進入國家機器吃香喝辣。也有人批判我現實，卻不知道我只是看不慣清談成風卻一事無成。有時候我看到這些所謂「左派」的言行，不禁想起文革時極左的林彪忽然被打成右派，那時教中共理論的明居正就有感而發，說極左和極右是相鄰的，光譜是缺一角的圓形，而不是橫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