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下午去參加第三社會工作室辦的「解嚴世代的社會力」座談會，猛然想起1997年夏天，我也曾去誠品書店參加「解嚴十年」座談會。一晃眼居然十年就過去了，那時候中國時報有作解嚴十年的專題，有很多文章在談這些事情，那時我剛考上大學，在劇團導了一部有關解嚴的爛戲，頗有一種沒追上時代的惆悵。

兩大黨此刻都在談解嚴前的故事，談蔣經國、談鄭南榕，大家都要往自己臉上貼金，說解嚴是自己的功勞。只是大家都沒想談解嚴這二十年，我們到底經歷了什麼經驗，做了些什麼事情。

我小時候以為戒嚴是一種野獸，像年獸那樣，所以大家晚上都不能出門。晚上有時候會有戶口普查員來，我在睡夢中也許曾被驚醒，所以對於普查一直餘悸猶存。我媽說有一次張炎憲（現在國史館的館長）晚上跑來我家，帽子壓低低的，看起來很像情治人員，讓她心頭一震。有一天我爸很認真的跟我說解嚴了，大道理對不到十歲的我而言太難，但總之就是比如晚上可以出門這樣的自由多得多就對了。

解嚴不久爸媽就經常帶著我們去淡水參加「茶友會」，大人聚在一起可能在講理想或者批評國民黨，小孩子很無聊就坐在淡水河邊喝茶。彼時河邊沒有燒烤店，穿過彎彎曲區的小巷才能跑到河邊，觀音夕照時灘上的招潮蟹黃昏時會向你招手，但大人們經常為了理念激辯到徹夜未眠。我隱約知道解嚴的自由可能包括這類型的通宵聚會，但並不知其所以然。我逐漸長大，台北因為蓋捷運開始「攜手共度交通黑暗期」，並且經歷一次「史上最激烈」的台北市長選舉。（當時怎料未來每一次選舉都才是史上最激烈？）

解嚴的第十年，反對黨出身的陳水扁在當台北市長、第一屆民選總統已經選出，台灣的民主化雖然在槍口下，但的確蓬勃發展。其時許信良帶領的民進黨氣勢正旺，但還沒有人料到民進黨會在該年縣市長選舉大獲全勝；而我考上東海大學政治系，開始走上政治這條路。

那時候在誠品閒逛，看見由林濁水辦公室主辦的這個解嚴系列座談，講了文化、世代、社區、認同、情愛以及媒體六個主題，儼然非常進步。我去參加了文化這場，有南方朔、楊照、陳文茜和林濁水參加。如果他們現在再辦一場，我看到這種名單應該不會出席；但當時這些人可是很進步的，場內座無虛席。南方大師和楊照在座談中不斷提醒大家後現代的虛無會使無政府主義蔓延，過度的解構導致標準的錯失和過度反國家的無謂情緒。不知道兩位今天看到這文章會不會有點不知所措。

但仔細想，針對這六個主題，在解嚴二十週年的今日，怎麼好像沒有人要談了。兩大黨繼續講著那些白頭宮女的天寶遺事，只會重回龍山寺，卻不會在龍山寺想想這二十年來帶給台灣人民的社會變遷到底該如何詮釋。當時後現代主義在台灣剛剛才要興起，就有人開始談他們會帶給人們的改變（雖然現在這些談論的人好像自己都掉進當初挖的洞裡）。而現在，明明解嚴二十年了，社會變化這麼大，我們的論述程度卻好像退步回1987年，談論的主題不但只剩下政治，而且還是只有談萬惡的國民黨或睿智的蔣總統這種程度。從此觀之，解嚴二十年，台灣政治人物儼然沒什麼進步，甚至要說他們退步，應該也有人會點頭稱是吧。

本文修改後刊登在7/16的蘋果日報，標題很爛叫做 解嚴二十年，台灣沒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