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葛蘭西在政治實務上顯然是個失敗者，他一生都在和法西斯奮戰，但最後卻難逃墨索里尼的牢獄之災。而即便他與義大利共產黨密不可分，但他的著作再死後還是零零散散，得不到重視。要不是1960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意外帶來有關於葛蘭西的討論，他可能在政治與學術領域上都成為失敗者。好在有民權運動，人們才會記得這位首度把國家等上層結構當作一回事的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對國家的討論和他最喜歡講的階級一樣，都不多，大多數是集中在《資本論III》以及《共產黨宣言》兩本書上，而且兩者講的不太一樣。這導致了兩個後果，第一個是後面的人可以站在他（在國家議題上）不高的肩膀上面繼續長高，第二個是因為他所言不多，所以凡他肩上的人都可以自由發揮，進而長岀了「工具論」、「結構論」和「仲裁者論」三種基本型態，言之成理並且各自生輝。                                

這幾天立法院吵鬧著美國牛肉開放進口問題，國會議員和媒體譴責國家沒有扮演好守門人的角色，在牛肉談判上「喪權辱國」，衝擊人民的健康。仔細想想，正如同Danniel B’eland在Insecurity, Citizenship, and Globalization: The Multiple Faces of State Protection一文中，以「國家庇護」（state protection）作為主題，探討19世紀以來的「國家庇護」問題怎麼從私有財產的保障來到社會公義的維護，進而面對全球化的新挑戰。在台美牛肉進口風波中，「國家庇護」的議題確實面臨了多重的挑戰。

陳介玄的博士論文修改後出版成《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1994），算是台灣社會學界開啟中小企業研究的先河之作。他用東亞研究中心大量的田野資料，去呈現台灣中小企業的特殊樣貌，企圖與韋伯的理性主義對話，並試著要從中小企業對於社會的意義，去勾勒岀台灣社會的整體範疇。

中國的西藏和新疆兩地，近年來族群衝突越發尖銳，連續兩年都發生大規模的動亂，也引發了世界關注。在西藏和新疆兩起事件中，其實是隔岸觀火的馬英九顯示了完全相反的兩種態度，2008年大選前夕的漢藏衝突中，馬英九嚴詞抨擊中國對西藏的血腥鎮壓，並表示若當選總統，不惜退岀北京奧運（不過他當選後就假裝這件事沒發生過）；而在他當選總統之後才發生的新疆維漢衝突裡，馬政府不但對中國的血腥鎮壓政策不置一辭，甚至還倒打維吾爾人一把，透過自稱出任內政部長是受到總統「感召」的前自由主義者之口，宣布世界維吾爾人大會主席熱比婭「與恐怖組織關係密切」，因此將禁止其訪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