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Insecurity, Citizenship, and Globalization:
The Multiple Faces of State Protection
Daniel B’eland University of Calgary, Canada
Sociological Theory, Vol.23, No.1 (Mar., 2005), pp.25-41.

摘要：
一、 序言
911事件突顯了現代國家的保護責任問題：突顯了個人權利和國家安全之間的緊張關係。
本文將嘗試從Charles Tilly的state-building and organized crime、T.H. Marshall的公民權三階段理論和Manuel Castell對全球化導致民族國家衰退的看法，去分析當代的國家庇護（state protection）議題。
二、 State-Making as a Protection Racket
國家有四大任務：保障公民不受到來自國內外的威脅、提供經濟社會生活的，例如國民教育、立法、貨幣政策等規範、分配物質和象徵性的資源、汲取財政資源以維持前三項目的。這些議題都有很多重的面向，遠超過簡單描述。而這些面向導致了隨時在變遷之中的「國家庇護」概念在公/私生活之緊張關係。
Tilly在1985年的文章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講述了早期現代歐洲的國家形成過程。他認為製造戰爭與建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這樣的關係就像是組織型犯罪。他認為「庇護」（protection）這個字的意義有正反兩個層面，一個是提供在危險時的保護，強大的盟友、有力的政策或者堅固的避風港。另一個意思就是繳保護費，避免陷入威脅。因為國家擁有合法的暴力，所以他們可以這樣做。從這兩個意思來說，當代國家其實有點像是在「出售庇護」（selling protection），無論市場上到底有沒有需求，國家都強制出售。
Tilly的說法中，國家機構有四個主要活動，製造戰爭（消滅外部敵人）、建國（消滅內部敵人）、庇護（消滅客戶的敵人）還有汲取（extraction）資源已完成上述三項工作。
二十世紀以前，國家以戰爭的方式來擴張和維持國家的疆界領域，提供境內的人民庇護，並以此為理由開徵稅款和兵源，並藉此循環再製與擴張。不過Tilly的理論比較重視保護和汲取的面向，缺乏規範和分配的討論，除此之外，他也沒有提到庇護的多重面向以及其中的個人權利問題。
三、 Citizenship and the Multiple Faces of State Protection
相比於Tilly，T.H. Marshall的理論就比較重視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之間的衝突，他提出了當代的「國家庇護」和重分配，應當重視在權利的多重面向上面。他指出當代公民關心的三種承認，公民權利、政治權利以及社會權利的三階段論發展過程，並希望藉此形成一個普遍性的一般理論。
公民權利：個人自由與權利、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私有財產權、集會結社自由和法律的平等權利。保障個人權利是資本主義社會之中必要的，就像國家在政策和軍事上的庇護一樣重要。
政治權利：行使參與政治的權利，投票和競選。政治權利本不是普及於所有人，但逐步落實到超越階級的政治參與。
社會權利：國家有義務要保障人民的就業、保障人民免受經濟風險的波及，社會地位的平等遠較薪資的平等更為重要。
Marshall的理論相當重視社會政策的重分配作用，和古典的liberal security立基於私有財產相比，當代更重視立基於經濟安全的權利，這也成為國家的新責任。這樣的責任導致了和古典自由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畢竟當代國家對社會權的保障，難免和古典意義下對私有財產的保護發生緊張關係。
Marshall的理論雖然有整體面的關懷，並指出了歷史的階段，但卻沒有更細緻的處理政治衝突的角力過程，比如權利從何而來的問題，就不是Marshall所能及。事實上，也有一些歐洲其他國家的例子顯示出社會權利不見得會接著在政治權利出現之後就自動浮現，比如俾斯麥統治下的德國。除此之外，Marshall的三部曲也有一些其他的問題，例如國家庇護不一定會帶來社會權利的伸張、制度化和異地經驗也會帶來不同的結果，當然，三部曲的解釋力也是有限的。例如Rosanvallon的研究就指出法國的健保制度將社會視為整體，這和Marshall強調的個人主體就不太一樣。
在當代，國家閉路的概念超越了政策面、國家安全面向和對於個人權利的承認，國家面對的是提升中的社會風險，它只好選擇以保障市民社會的方式來對抗這些風險。
四、 Globalization and Emerging Forms of Protection
全球化導致了庇護的一些新面向出現，環境權、文化權以及反恐戰爭三個因素，引發了新的問題。
環境權：全球化所導致的環境風險難以預期，比如車諾比顯現的核能問題、狂牛病的問題，都使得風險這件事情更難以預期。財團對於環境權的反對，也引發了新的爭辯。而國家在這其中的影響更顯得重要，畢竟立法規範以保障環境權，已經變成當代國家面臨風險社會時必須注意的要務。
反恐戰爭：911造成了大家對於恐怖主義的重視，而恐怖主義的部可預期，也成為值得注意的國家新困擾，比如個人權利和國家安全之間的緊張關係又浮上檯面，衝擊既有的人權保障。當然，國家也可能過度誇大恐怖主義的可怕，以得到更好的理由去介入公民社會。老實講，反恐戰爭不只是一種國家的庇護工作，其實也可以視為國家肇建（state-building）的重要環節。
文化權：全球化也導致了文化認同的興起，所謂文化公民權（culture citizenship）受到重視與注意，少數族裔、移民、原居民的文化保留受到重視，即使是最universal的法國，也有多元認同的傾向出現。簡言之，當既有的國家庇護受到衝擊和侵蝕，同時也會產生新的國家庇護議題與面向。
當凱因斯的經濟理論和羅斯福的新政終結了，新自由主義也跟著受到重視，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目標是福利國家，他們認為在重分配的效率議題上，市場比國家遠要有效率的多，國家的過度介入，反而會造成福利依賴的問題。因此這些新自由主義者主張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庇護措施，例如私人保險制度，去減少國家對於社會與市場的介入。
不過福利這種問題，一但給了，就不太可能收回。因此即便是在新自由主義當道的時代，還是出現了「福利國家的新政治」（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這樣的概念。這個主張的主要意義在於減低政府的支出，避免更動和新增原有的制度，這樣的做法比較安全，可以維繫政治人物的政治資本（選票），因此即使是最保守的政客，都會避免去大幅度的調整既有的福利制度。
由此可以看出，國家庇護措施會因地制宜，但並不會因為全球化就消失不見。當代的許多論題都強調全球化會導致國家的弱化甚至消失，這樣的論證顯然是有問題的。就算是被認為是國家消失代表性意義的歐洲整合，其實也不能不考慮國內精英在該議題上的思考，其實是利用整合的效益來擴大自己在國內的選票版圖，整合對於這些精英來說，只是一種策略，而不是終極的目的。因此無論全球化如何變，民族國家還是非常重要，他們仍是國家庇護的主要提供者。而恐怖主義其實只是增強了國家在其中的影響力。
當然，這樣的說法還是有一些限制，例如在北美和西歐的經驗，其實不一定能夠代表全世界。許多後社會主義的國家，國家庇護的功能落入了軍方甚至黑社會的手裡就是一個不同的例子。又例如全球化當然難免會影響到國家的能力，比如財政缺口的問題，一但降了稅，就不可能恢復課稅，這一定會影響到國家的財政汲取能力，這也是國家只好選擇減少支出和規責給市場的原因，這無疑會影響到國家的庇護能力。有趣的是，各方面突顯了國家庇護的需求是增加的，但國家的資源汲取能力卻是下降的，這形成了一個矛盾而有趣的現象。至於個人權利和國家安全的問題，短期內還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決雙邊的緊張關係。

值此牛肉時刻 這篇怎麼看都屬於無關痛癢文....
其實我最討厭寫這種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