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這當然是一本很不錯的博士論文，只是我們在閱讀的時候，時間不斷的往前推移，中小企業正逐漸凋零，而陳介玄所談的協力網絡，早已被上游產業整串提去中國，社會整體範疇也逐漸在變化，所以讀起來才會有「你講的我早就知道了」這樣的想法。

陳著的第一部分，勾勒岀台灣中小企業作為出口主力這樣的特殊性，進而探討其生產方式，歸納岀「彈性化協力企業組合結構」這樣的概念，去談獨立的中小企業個體之間，如何有垂直和水平的方式進行生產的分工，而這樣的分工又如何建基於信任的連帶上。陳介玄提出了「擬似家族團體連帶」（業主與工班之間的「自己人」感情）和「利益與情感加權」（從長期合作中共同得益的兄弟情誼）的概念，分析中小企業生產網絡的構成，並透過技術和金融資本、外貿型態的探討，嘗試著去顯現中小企業的生產及出口網絡的型態。

而論文的第二個篇章裡，陳介玄直搗「社會整體範疇」的黃龍，認為台灣企業的協力網絡現象，其實根植於台灣社會的特殊人文環境，他再次分析了「擬似家族團體連帶」、「情感與利益加權關係」的本土性，進而以「包容式行政」（國家有法不執行）和「勤勞主義」（歷史與社會文化）分析了「協力網絡」如何鑲嵌在國家與社會之中，構成了台灣社會的特色。這部分因為「你講的我早就知道了」，而導致讀起來有點無聊，要先提醒讀者。

陳介玄的野心和努力有目共睹，雖然他沒有明示，但我強烈的感覺他想要與韋伯的西方理性主義中的經濟社會關係做岀對話，企圖去談台灣社會與西方理性主義的不同之處在哪裡，成因是什麼。除此之外，如他自己所說，他受到年鑑學派很大的啟發，「布勞岱面對知識、學術的態度，將西方自狄卡爾以來面對知識的焦慮徹底打破了，這是真正了不起的成就」（自序，V）。陳介玄試著要把學術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融入他的著作，這是對於社會整體範疇勾勒的努力，很值得讚賞。

不過雖然高度肯定，一本書總還是會有些不足之處，比如陳介玄提到「彈性化協力企業組合結構」的五種分類（內包、帶料外包、不帶料外包、平行協力生產、平行產銷合作）時，並沒有花時間解釋這些產業為什麼選擇這樣的生產協力模式，以及生產方式是否可能流動？是否「利益與情感加權原則」會決定企業之間彈性合作的內容？另外，陳介玄提到國家從進口替代到出口擴張的階段，都是在扶植民族資本家的論述時，也沒有考慮到從台灣階級分析的著作中，很明顯可以看出進口替代中扶植的資本家（遠東紡織、裕隆、中興紡織）和陳介玄所提到的出口擴張時代「黑手變頭家」中小企業主，顯然不是同一群人，這代表國家政策其實只利益於某些階級，而不是所有的企業。陳介玄在「包容式行政」一章中點出了這個現象，卻沒有回過頭解釋進口替代和出口擴張的資本差異，有點可惜。

最後，陳介玄受限於田野資料（中小企業都靠自己），而沒有多談台灣在出口擴張時代所面臨的國際環境議題，我認為有點可惜。我並不是否定中小企業多是靠自己的說法，畢竟在我工作的實務經驗中，政府對中小企業扯後腿的時候遠多於積極輔導。但如果不考慮到台灣出口擴張的特殊國際環境，包括美國的政策、國民黨對於經濟管制方面的刻意鬆綁，那麼中小企業「靠自己」的環境就無法構成。陳著沒有特別去勾勒岀出口擴張時代的歷史與政治經濟環境，我認為有點可惜。

閱讀完他的著作，有幾點突發奇想。第一，階級研究顯示台灣的舊中產階級（中小企業主）正在減少中，不知道和企業普查的現象是否吻合，如果吻合的話，對比失業率，是否可以看出產業外移對於階級屬性的衝擊？簡言之，這些中小企業的雇主和勞工，都跑去哪裡了？第二，有關於ECFA的研究，都在談產業衝擊，卻沒有深入到人民生活的層次。如果過去台灣的經驗顯示產業升級就是消滅中小企業，那麼ECFA會不會變本加厲的對中小企業消失導致的階級流動問題推波助瀾？

第三，從「協力網絡」可以看出台灣早期的非典型工作型態，謝國雄稱為「純勞動」、陳介玄則用「勤勞主義」來說明；而這種非典型工作型態，在當代以外包或者派遣的方式呈現，當代的台灣社會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面對？是無怨無由，或者是逐步歸向西方理性？或者是因為世代差異而有態度上的分裂，我以為相當有趣。第四，如果有人要研究「擬似家族團體連帶」，的中小企業傭雇關係，能否從勞保切入？陳介玄的著作把勞保放在國家的「包容式行政」有法為執行範疇，但當代社會對於「國家庇護」（state protection）的要求不斷提高，導致了勞資關係越發理性化。如果把勞保的時間軸拉開，能不能看到台灣整體社會範疇朝著理性化變遷的樣貌？我認為十分有趣，也值得繼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