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拿我自己的例子，只要有人問我是學什麼的，我通常比較喜歡說我學政治，因為這樣我可以很自然的在「那你以後要選立委嗎」這麼白爛的問題後面嗆他「我要選的是總統」。但如果我跟人家說我是「社會學家」，那慘了，通常都會被笑，我混社會混那麼久了，我才是社會學博士啦。問題來了，究竟是為了什麼樣的原因，導致社會學家這麼被瞧不起？在好友J的婚禮上，國民黨台中市黨部主委當著兩桌社會學家和兩桌有可能成為社會學家的研究生面前，講岀了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名言，他說「新娘學教育的，以後可以在家相夫教子；新郎學社會學，以後要好好在外面混社會」。我想，一定是我們社會學者太失敗了，才會導致這樣的社會認知。簡言之，要不然就是我們沒有掌握社會的脈動，要不然就是我們所作的努力根本就是屁。

    事實上，就我的看法，以上三篇文章所談的「社會學家」，包括想要建立「公眾社會學」的Buraway，都算是公眾議題上的失敗者。因為身為一個「社會學家」，他們竟然在身處的社會裡，和大眾的關係是，大眾對他們是誰一無所知。同樣的問題在台灣，不是學社會學的人，可以講岀幾位「社會學家」呢？我們有化學家李遠哲、政治學家胡佛、憲法學家李鴻禧、經濟學家朱敬一等等（以上是比較紅的，和學術表現優劣無關），但誰是社會學家？公眾們再那些議題上感到疑惑時，會去問社會學家？甚至在入閣的考量上，我們什麼時候有看到什麼社會學家？（通常是放在不管部部長政務委員的位子上，比如社福學者傅立葉、林萬億，或是不知道是什麼專家的薛承泰）。總而言之，如果不是社會學不夠「專業」（這是學科本身的特殊性），那一定是因為學術的成果和實踐或者被研究的大眾之間毫無關聯，才會導致社會學和社會之間的差距。

    所以Buraway想要建立一個「公眾社會學」的範疇。但很糟糕的是，Buraway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他已經拿到終身教職，在學術界有著優異的表現，他的看法裡，學者要先經過升等的考驗，寫一些期刊文章，才能夠隨心所欲的研究想要研究的公眾社會學。這個隱藏的詞語告訴我們，如果你只是一個剛畢業的博士，或者像我一樣還在孵的博士生蛋，那最好是乖乖寫你的學術論文，不要沒事找事說要搞什麼公眾社會學，你遲早會淹沒在SSCI的洪流中。

    其實，SSCI正是社會學之所以失敗的關鍵問題。如果學者都忙著升等，忙著投稿到全國只有一百人閱讀的期刊，並憂心忡忡的以為自己探討的問題要兩萬字才說的清楚時，大眾和社會，早就已經被你排除在讀者群之外了。如果你不是社會學者，你會沒事拿「台灣社會學刊」、「台灣社會學」出來翻閱嗎？你會知道他們是兩本不同的期刊嗎？不會，這代表學術研究只是象牙塔裡面的把戲，公眾早就被這些詰屈聱牙的文字和注釋、書目、e-note和APA所排除在外。

    當然這也不只是台灣的問題，Russel Jacoby的作品《最後的知識份子》也談這個問題。他認為1950年代那些出色的「知識份子」，Jane Jacobs、高伯瑞、C.W. Mills等等，在1960年之後毫無接棒人。Jocoby並不是否定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他自己也是個學者），但他發現隨著環境結構的改變，都市的郊區化、房租的昂貴化等現象，造成了知識份子稿費無法支應開銷的處境，而正在廣設的大學剛好吸納了這些學者，從此，知識份子都跑進了校園，享受的優渥的薪資和寒暑假，但也得相對的付出勞動力給學術期刊、升遷規則；這導致了1950年代起的公眾知識份子的消失。其實在Jacoby的宣言之後，美國也還算是有一些關心公眾事務的大眾刊物，比如Weekly Stander、哈潑、紐約時報（有保守派也有自由派刊物）等等，所以可以批評Jacoby有點危言聳聽，雖然他說的絕大部分也是事實（Buraway的公眾社會學正是看出了這個趨勢，但他自己也無能為力）。

    反過來看台灣，現在還有什麼寫給有智識的大眾閱讀的報紙與雜誌嗎？中國時報的言論版？當代？思想？二次黨外？也許有些符合，但畢竟是首指頭數的出來。學術與實務的剝離，在台灣已經成為眾人習以為常的現象，而學者一頭栽進了SSCI的升遷煩惱中，personal trouble早就和public issue顯得脫節。越來越少的文章是專為有智識的大眾所寫，這導致了學界的蛋頭化和民間的反智化。這是社會上一個嚴重的問題，但顯然，社會學家們到此刻都還在自我感覺良好中。

    回想起當初寫部落格的初衷，就是想把一些有點困難的學術議題，用比較淺顯的方式來寫，寫一些給不想當專家的人看的政治和社會討論。有時候把這些東西拿到課堂，確實是有點「不登大雅」，但仔細想想，過去二三時年的台灣，民間學者晏山農、南方朔、司馬文武或者王建壯、楊照，甚至陳文茜對於台灣的影響，是不是遠超過葉啟政、胡佛還有蔣碩傑呢（以上民間學者觀點，僅強調影響力，不強調論述的合理性和正確性，因為那些民間學者有些是披著學者外衣的政客）？那麼，我們（誰是我們？）應當面對的陣地戰（position）處境，除了學術陣地之外，不該試著去搶佔其他位置的文化霸權（culture hegemony）嗎？這是我想努力的目標，也是該時時提醒自己前進的方向。當我提到「政治的黑暗我們多所耳聞、但學術的暗黑我們毫無準備」的同時，其實內心積極的一面，是想要搶奪另外一個陣地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