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il 28,2006
革命咖啡.文學蛋炒飯——回首明星歲月
你也許不知道,關於明星,以及明星門口的周夢蝶,我的因緣是從城隍廟開始的。
而且你可能也不知道,明星設在武昌街一段七號,其中的一個因緣也是從城隍廟開始的。
不過你最感驚訝的也許是,明星的淵源是從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開始的!
作家與明星,或者明星與城隍廟,與流亡的白俄人,以及台灣人簡錦錐怎樣遇到了五個白俄人,與他們延續了上海的明星,合創了台北的明星……現在回首逐一翻閱,發黃的歷史冊頁裡還瀰漫著麵包與咖啡的甜香,而其間的生命起伏,故事轉折,卻是一本書也難道盡的。
先說我自己與明星的因緣吧。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二日,我剛到台北兩個多月,在重慶南路書店街免費閱讀之後逛到了武昌街一段,看到一座很古樸的廟 宇,走近一看,是台灣省城隍廟(現在已華麗貴氣了)。後來站在廟埕(那時尚未加蓋)花園裡瀏覽周遭,發現對面「明星西點麵包」騎樓下有個清瘦的中年男子,頂著光頭手握書卷,坐在椅子上傾目閱讀。街邊坐讀,神色肅穆,這陌生的影像彷彿一塊吸鐵把我吸了過去。男子手上握著泛黃線裝書,看不到封面和書名,但他旁邊立個木頭書架,排列著一些我讀虎尾女中時沒看過的詩集和雜誌。我立即明白了;第一次買了一本《現代文學》,五塊五毛。不過我從沒跟那個賣書人說過話。
後來我把這個發現告訴文友隱地,他是老台北,當時主編《青溪文藝》。「那就是詩人周夢蝶呀,」隱地很平常的說︰「那家明星麵包很有名,是白俄人開的,樓上還有明星咖啡館呢。」
周夢蝶書攤和明星咖啡館,於是在我的台北記憶裡留下了難忘的刻痕。六月初皇冠通知要與我簽基本作家合約,我就挑了一個星期天,請隱地、我的讀者阿碧,以及我的男友小寶去明星喝咖啡,一杯六塊錢。那時的稿費一千字五十元,四杯咖啡差不多喝掉五百字;但就算喝掉一千字,我也很高興啊。
那天是六月七日,我第一次走進明星,並且在三樓看中一個靠窗的位子,後來在那裡寫了﹤沒有感覺是什麼感覺﹥等許多篇小說。
「我這是愚人節的故事啊,」二00四年六月六日,諾曼地登陸六十周年的深夜,周夢蝶在電話的那一端這樣說。
「我第一天到明星門口賣書是 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 ,最後一天是一九八0年 四月一日 ;不都是愚人節嗎﹖」他哈哈大笑了起來。
「到明星之前呢﹖」
「逐水草而居啊,每天揹一箱書帶一塊布,找個警察比較不容易發現的地方,把布攤開來,書就放在上面……」 逐水草而居那兩年,因為沒執照,常被管區警察驅逐,有個警察是同鄉,勸他最好找個固定的地方,取得合法執照。他到明星第一天,仍是把書攤在布上,「 簡太太看到了我,還拿了一塊蛋糕請我吃,對我非常友善﹗」每天揹書來去很沉重,後來他徵得明星同意,在騎樓下靠牆釘了一個書架,也取得了合法執照;「如此二十一年,除了農曆年假,每天都去明星,在那裡認識了很多朋友。」
周夢蝶一九二0年生於河南,有二子一女。一九四八年孤身隨軍來台,一九五五年退役。一度受雇看墓,後以賣書寫詩度日,在台未再婚娶。一九五九年出版第一部詩集《孤獨國》,文藝界以「孤獨國主」尊之。一九九七年獲國家文藝獎;現在安居新店安坑。
二00四年五月十八日,八十四歲的周夢蝶依舊穿著一襲布袍,頂著一頭光芒,仙風道骨走進明星咖啡館。七十四歲的明星老闆簡錦錐則穿著一身牛仔裝,兩人相互輝映。停業十五年之後,重新開幕的明星更為寬敞,牆上掛的還是當年白俄畫家帕索維基(Nadejda Tpassoviky)的油畫,五十多年前在淡水訂做的紅木桌椅,刻意的沒有重新上漆,桌邊椅腳那些直的橫的痕跡,深深淺淺就像我們走過的滄桑。《文學季刊》的尉天驄、陳映真、黃春明都帶太太同來;春明的大兒子國珍新婚兩天,也帶著新娘子趙容旋來了。天驄說,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 《文學季刊》創刊後,他們常在明星三樓看稿討論內容,那時只有春明已結婚。第二年八月國珍出生,才二十多天,春明 太太林美音就把他抱到明星,睡著了就放在靠牆的桌上安睡。國珍稍大一點, 簡太太常請他吃蛋糕,吃得白白胖胖的;國珍不但是《文學季刊》之子,也是標準的「明星之子」啊。陳映真則說,那個年代大家都窮,辦文學雜誌靠的是理想和革命感情,有時候在明星肚子餓了,叫一盤蛋炒飯兩人分著吃,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特別香。一九七七年他和陳麗娜結婚,唐文標還特別在明星訂了一個蛋糕送到禮堂,那蛋糕做得像一本翻開的書。
他們分別說著《文學季刊》同仁與明星的舊事時,坐在一旁的我有點遺憾,也有點孤單。曾與我在明星寫稿的林懷民,帶雲門出國巡演,而白先勇則去故鄉桂林參加書展,都沒能重返明星敘舊。白先勇大三與台大外文系同學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人創辦《現代文學》,他們在明星聚會是一九六0到六一,畢業後女生出國;男生當兵兩年,一九六三年也出國了。我在明星寫稿是一九六四年夏天至六五年五月;婚後偶而還去,六六年十一月做了母親後就很少去了,無緣見識一九六七年的「明星之子」,以及一群熱血男子聚精匯神為《文學季刊》選稿的「聖會」。但我婚後那年,他們籌畫《文學季刊》時曾來我家聊天討論,後來大夥也常一起去阿肥家(他的姊夫蔣緯國當時赫赫有名),聽瓊拜雅、鮑比達倫的反戰歌曲,談越戰,談社會寫實,談彼岸正敲鑼打鼓的文革。一九六八年陳映真、阿肥等人因「民主台灣同盟」案被捕,《文學季刊》也在次年停刊了!
所以,我在明星寫稿那一年,很孤單,也很沉默。除了叫飲料,幾乎沒和誰說過話。當時我只認識馬各、隱地、門偉誠等文友,他們都要上班,偶而才來明星;最早認識的文友林懷民則還在台中讀衛道中學。明星的二樓很典雅,半捲的長窗簾,暈黃的燈輝,散發著古樸悠閑的光影;加上那些色彩沉鬱的白俄人油畫,濃郁的咖啡香,以及當時少有的冷氣,永遠瀰漫著一種慵懶浪漫的歐洲式氣氛,每次我去都看到一桌桌的人似乎無憂無慮,閑閑的坐在那裡談天抽菸。或許其中也有知名的作家吧﹖可惜我一個也不認識﹗而且剛從鄉下來還很怕羞,我總是快步穿過二樓,從來也不敢去問哪個是白俄老闆,當然也不認識 簡先生。
爬上三樓,靠牆那個面窗的位子最亮,我喜歡坐那裡,寫不下去時還可以貼著窗玻璃看城隍廟的香爐,看久了身心漸漸沉靜,腦子彷彿空了,新的想像又幻化而出,於是坐下來繼續寫。三樓沒冷氣,但比二樓寬敞,左右兩排隔著紅木屏風的火車座,中間還有三個圓桌,但客人不多;常常一個下午只有我一個人,寫累了就趴在冰涼的大理石桌面小睡。明星咖啡雖然香醇,但我後來發現檸檬水更對我的胃口,一大玻璃杯也是六塊錢。午後走進明星叫一杯檸檬水,慢慢的喝慢慢的寫。傍晚又叫一杯檸檬水加一盤十二塊的火腿蛋炒飯,寫到快打烊才下樓。擴音器裡不時播放著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天鵝湖,胡桃鉗,或德弗乍克的新世界……對一個在台北沒書桌也沒收音機和音響的鄉下女孩來說,在明星寫稿的感覺真是奢侈而又幸福啊﹗一個人守著一張桌子,自由自在想像,無拘無束描摹,在紙上呢喃的無非青春的感傷,對人世愛恨的質疑,或者一些年輕浪漫的夢想。每次寫完了一篇小說走下三樓,心裡總是又快樂又滿足,而且又依依不捨。
那年九月,林懷民考上政大,住在木柵,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也會到明星來。一走上三樓,他就興奮的說︰「嘿,我來了﹗」然後坐在我前排的火車座。隔著屏風,聽到他窸窸窣窣攤開稿紙,聽到二樓服務生送來檸檬水,然後又安靜了下來。他寫他所想所見,我寫我所見所想。寫得不滿意,他會大聲嘆口氣,窸窸窣窣把稿子揉掉。有時他會走過來,拿著他正寫著的那頁︰「這個字這樣寫對不對﹖」有時則會坐在圓桌邊,靠著綠皮圈椅,把腳擱在另一隻椅子上,悠閑點燃一支菸。「先休息一下,」他充滿期待的說︰「我唸一段剛才寫的,妳聽聽看﹗」
那一刻的明星三樓,像個小劇場;懷民是唯一的演員,我是唯一的觀眾。演員結束了演出,總要急切的問觀眾意見。但是觀眾口才不好,常常辭不達意。演員最後總是看著自己的稿子,慢慢的說︰「我感覺,這樣比較好。」
懷民後來帶著雲門到世界各地巡演,有了更大的舞台,更多的觀眾。每隔一陣就有人問他什麼時候再寫小說﹖我從沒這樣問過。我知道他一直在寫小說,把他的小說用身體寫在舞台上;因為「我感覺,這樣比較好。」
「我跟我太太一直為艾斯尼保留他喜歡坐的那個位子,從一九七五年他去世到一九八九年明星歇業,都在他的桌上放著盤子刀叉,還有一杯紅茶。」
二00四年六月十二日,簡錦錐坐在重新開幕的明星二樓,望著以前樓梯上來第一個靠窗的位子,說起他的忘年之交艾斯尼︰「我跟那些白俄朋友的友誼,都是從艾斯尼開始的,他是一個正直的好人,我一直很感激他,也很懷念他。」
簡錦錐說,艾斯尼出身沙皇侍衛隊,二十二歲即在西伯利亞當軍事指揮官;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他帶了一團人逃到哈爾濱,三年後輾轉到上海,在法租界工務局工作;為了躲避共黨,一九四九年夏天流亡到台灣。那時簡錦錐十八歲,剛從建國中學畢業。他家在台北郵政總局附近中正西路九十六號(今忠孝西路一百號)開台灣特產行,靠近火車站,常有外國人拿美金來私下換台幣。家中只有他會說英文,就那樣與五十七歲的艾斯尼及他的同鄉認識了。他們都長得金髮白膚,又都說英文,起先他不知道他們是白俄人。一天艾斯尼對他說,他們幾個朋友想開麵包店和咖啡館,請他幫忙找店面,並帶他去金華街十八號租居處相見。聽他們說話口音怪怪的,艾斯尼才坦白說出他們是白俄人,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流亡到中國;上海淪陷之前又流亡來台北,大約有一百二十多人。艾斯尼住的那棟花園洋房是向一個上海人租的;布爾林洛維赤一家住樓下,樓上三個房間由艾斯尼及另二位單身同鄉分租,一間月租一百八十元台幣。艾斯尼向他介紹布爾林洛維赤,說他一九二0年後即在上海霞飛路(今淮海中路)開明星咖啡館,用的大冰櫃也運來了。布爾林當時已七十六歲,三個兒子都會烘烤麵包,他計畫用那個大冰櫃投資入股,另找幾個白俄同鄉,籌資七千五百美金(約三萬台幣),先開麵包店再開咖啡館。簡錦錐因此也獲邀投資了五百美金。
那時候西門町最熱鬧,簡錦錐找來找去,發現武昌街一段台灣省城隍廟對面有個店面大門緊閉;當時九號是文具行,三號是何耳鼻科,五號是城中小兒科,十三號是那玉眼科,只有七號空著。他打聽之後才知道,因生意人怕正對城隍廟犯沖,一直沒人租。他帶幾個有意投資的人去看,他們有的信耶穌教有的信天主教或東方正教,却都不在意正對城隍廟,還一起到廟內燒香拜拜抽籤。簡錦錐於是去五號樓上找屋主高玉樹,洽定每月租金二千元。高玉樹那年三十六歲,執業律師;一九五四年在明星隔壁成立競選辦事處,五月以無黨籍身份當選台北市長。
那年十月明星麵包開幕,是西門町唯一的西點麵包店,轟動一時。那時還沒有電爐,用土爐烘烤,一次要燒五十斤木炭,燒到四百度取出木炭烤麵包,三百度時烤蛋糕,二百度時烤餅乾。下午四點多,武昌街一段兩側就陸續排列著外國使館或貿易行的黑頭車,都在等明星麵包出爐,蔣方良也常派人來買。次年年初,咖啡館開幕,艾斯尼擔任經理,二樓好像成了俄國同鄉會,白俄老鄉沒事就聚在那裡聊天。他們有的是畫家,有的在中山北路大友戲院表演舞蹈變魔術,有的在大直外語學校教俄語,或在家做火腿、俄羅斯軟糖、核桃糕等各式糕點及玩具出售。每年 一月十三日 俄國新年,白俄老老少少全聚在一起,唱歌喝酒跳舞解鄉愁。一九五二年韓戰停火,台海局勢未明,恐共症如影隨形,布爾林等人移民到離共產黨更遠的巴西或澳洲,明星的股權首次重組。一九六0年,由於房屋產權轉移,股權再次重組,明星差點面臨停業。而艾斯尼無家人也無國籍,護照一年一換,明星停業他即失業,會被遞解出境。
「我太太心地非常好,她對我說︰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幫艾斯尼留下來。後來我和新屋主 林英棟 先生取得協議,明星才繼續營業。現在重新開幕,也是因為我一直忘不了那段歲月,和那一群白俄朋友。」
簡先生望向牆上那一幅幅帕索維基的油畫,微笑著說︰「像帕索維基,一九五三年又 和他太太流亡到澳洲雪梨,那年他都六十多歲了﹗想念他的時候,我就看看他畫的這些畫。一九四九到五0之間,我陸續向他買這些畫,每一幅都至少八百元台幣;那時候明星員工的月薪才二百元台幣呢。對我來說,這些都是無價之寶了﹗」
我也跟著簡先生微笑的看著那些畫,心裡思緒紛雜,難免憂傷與嘆息。畫裡那些山林和河流,都是帕索維基日夜懷念的俄羅斯大地。那裡的原野,一定也曾陽光燦爛,山林油綠吧﹖可是從流亡三十多年的眼睛看回去,經過革命洗禮的祖國山河早已變了顏色,染過大地的鮮血也已乾透了﹗流亡台灣三年的白俄畫家,留給我們的歷史印痕,就只有那一抹抹沉鬱的暗綠了﹗
五個白俄人和一個台灣人-1949年10月明星開幕時的六個合夥人:
1.布爾林洛維赤 Petter Noveehor,1873年生,曾任中國軍校教官,有中國國籍。1952年移民巴西。
2.喬治艾斯尼George Elsner,1892年生,曾任沙皇侍衛軍團長,無國籍。擔任明星經理十二年,並擔任雇問至1973年在台去世。
3.拉立果夫Laricve,1900年生,火藥專家,任國防部兵工廠雇問,有中國國籍。1980年在台去世。
4.列比利夫Levedwe,1902年生,無國籍,善做火腿。1952年移民澳洲。
5.麗娜Lena,1902年生,嫁給中國立法委員張大田(1905年生)。
6.簡錦錐,1931年生,台灣台北人。
2004.6.18/5230字 2004.7月號《聯合文學》月刊發表 季季 (中國時報 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