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出版 asif book's blog

諸位師親好友收信平安

新年到了，本來想跟大家說一點感性的話，結果寫了幾行，太噁了，自己都看不下去，只好承認失敗，改走理性路線。但手邊一時沒有什麼理性的東西，只好從日記裡挑一些上得了台面的文字來頂替，並附上《反常識經濟學》的書評一篇，當作給各位的賀歲禮物。

祝大家新年快樂，德慧增進。賀禮如下：

20070116台灣史的架構

前天晚上跟吳密察老師（台史博館長）開會，聊起他的台灣歷史架構。他認為可以用簡單四個階段說明台灣史，分別是encounter、societys、state、nations。其實這一架構我已經聽他提過幾次，之前不覺得特別，最近則隱約感受到這樣劃分的背後有一種「史觀」的力量。因為它讓我聯想起德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史學觀點。

剛好，這次吳提到一件事，讓我有機會進一步理解他的台灣史架構。他說有一位德國學者聽完他的台灣史架構後問了兩個問題，一問為何不是COMMUNITYS而是SOCIETYS？二問為何是NATIONS而不是NATION？

對於第二個問題，吳哈哈一笑，說他沒膽子用單數，這跟目前政治現實環境有關。但可惜對於更關鍵的COMMUNITY和SOCIETY問題，吳並沒有多加說明。

其實，我大約可以理解這位德國學者的想法。這個架構對於歐洲學者來說，一點都不陌生，因為這很容易套入近代歐洲歷史的發展。Encounter（可譯作遭遇或者接觸）是不用說的，反正大航海時代一開始後全世界的人都在Encounter。之後的societys這就比較難安排，因為STATE、NATION即現代政府和現代國家，大致符合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二戰前以公權力為核心的歷史階段，但在此之前，應該安排什麼呢？這就比較費思量。

在德國近代歷史中，封建制度慢慢過渡到現代的政府形式，其過程中有一個階段是局部脫離封建體制的自由城市或自由社區，我猜這即是這位學者提問為何不用COMMUNITYS的原因。可是拿到台灣史中，介於荷鄭的大航海時代與現代政府的日據時代之間，應該以什麼概念為核心呢？SOCIETYS的概念當然也是一個選擇，可是困難在於，這個社會概念可大可小，可深可淺，既可以只涉及各區的開發史，又可以細到連各區域之山川地理資源、政經建設影響、民俗語言文化等任何差異都加以討論詮釋，所以跟其他三個概念比起來，是最不明確的一個概念。

為了避免疑惑，吳館長不能不自己寫一篇大文章來說明，而這SOCIETYS概念說明得如何，事關整個架構的穩定性，所以非常非常重要，這是不能再拖的事了（明眼人知道我在說什麼）。不然不僅國外的學者一時體會不來，恐怕連史博館裡的研究員都要感納悶不安了。

20080117安靜的論語

01立委選舉結束，數月來擾嚷紛亂、劍拔弩張的社會氣氛，忽然在這一晚上安靜了下來。對這突如其來的寧靜，我竟感到一股莊嚴的氣氛，時至夜半，仍不能入睡。

此時我不想看電視，不想聽音樂，唯一想作的，只是拿出久已生疏的《論語》，安安靜靜，老老實實的讀幾句而已。

02因政治氣氛的鼓動而製造出的虛假價值，像巨大的浪潮淹沒人心，我相信許多人都跟我一樣，感到十分厭倦，但又莫可奈何。

這些誇大的政治價值無論說得多麼義正辭嚴，它的效應絕對與他的訴求背道而馳。因為巨大的虛假所捲起的熱情過後，必然是巨大的空虛感。當所有的價值都被趕上戲臺胡鬧一場後，人性就很難再那麼認真看待這些價值了。

人性的真實價值其實非常簡單，只是人與人之間一種自然而溫暖的善意而已。若我們過度消耗這樣的善意，或漠視這樣的善意，那我們整個社會的精神狀態就會趨向於極端、暴力與病態。但這或許正是某些政治人物企求的病態，只因為他們自己生病了，就不願讓社會健康，而社會若是健康，任誰也能清清楚楚的看到他們的病態。

政治越來越像演戲，媒體是他的舞台，戲碼若不夠激情荒唐，觀眾便不想掏錢進場，而只要夠多的觀眾投入，一切黑白勾當都可以同時獲益，這可稱之為先把「民意」的餅作大，然後一起瓜分「民意」的伎倆。

歷史的意識型態是當前台灣最大的問題，在此有任何強烈主張的人都應慎思其道德後果，不能逞氣蠻幹，也不能孤注豪賭，最起碼在語言和行徑上要有「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的自律，不可「無所不用其極」，只求權力到手。凡事搞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必然也會把整個社會帶到無路可走的地步。

03我還未上小學時，閩南語是我的生活語言，當時常常聽到大人使用「君子」這個字眼。例如某人表裡不一，喜歡玩小手段，便被說「无君子」，而誠實有信用的人則被稱為「真君子」。小孩有時也會學大人說話，例如某個喜愛搗亂的孩子想加入別人正在進行中的遊戲，那些人會告誡他：「你要君子哦，不然不讓你玩。」我可以感覺到當時的社會很自然的把君子當成一種人格的理想標準。不過，這一晚我在《論語》裡看到許多君子的字眼時，忽然驚覺到，這個詞彙其實已經在這個社會的語言環境中消失了。

一種詞彙的消失，代表我們已經失去跟它的連結。

20080128時代精神

有一次，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問貢布利希（Ernst Gombrich）：「從建築和裝飾上來看哥德風格，這是非常容易體會的，可是如何從繪畫上說明哥德風格呢？」貢布利希反問他：「你真的認為有繪畫的哥德風格嗎？」

哥德風格是歐洲中世紀教堂非常突出的呈現方式，也許因為他太突出了，研究者認為這足以成為一種無所不在的時代風格，或者，更哲學的說，是一種時代精神。一種什麼什麼精神的塑造，需要一大堆學者層層疊疊的建構意義，於是「時代精神」就成為跟「神」一樣普遍存在的東西。但當某種東西成為「神」的時候，我們最好都不要掉以輕心，「敬鬼神而遠之」是最好的態度。

20080129，M型社會與人類不平等的起源

離開大學已經二十幾年了，從前囫圇吞棗讀過的書，竟然從遺忘的記憶裡又跳了出來。最近讀大前研一的《M型社會》，就讓我想起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我先說盧梭在這本書裡一個最重要、最基本的觀念，他認為人與人之間固然有天生體力智力方面的不平等，但在自然狀態中，這種不平等所造成的差別極小，但在文明的社會狀態中，由於私有制和各種法律制度的建立，這種不平等的外顯效果會急遽的加大加深。用盧梭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不平等」之所以獲得力量並成長起來，關鍵在於「文明的」社會制度。

今天的社會，越來越趨向M型化，也就是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狀態。雖然大前研一仍然用一貫的市場樂觀態度來討論這一問題，但他完全無視「社會制度」如何惡化這種不平等的現象，這就有一點粉飾太平了。

用盧梭的觀念來看，如果富者沒有比過去更認真努力，貧者也沒有比過去更懶惰散漫，但兩者的社會處境卻不斷的拉大距離，這就表示我們的社會制度在往邪惡的方向發展了。

M型社會是個市場消費的問題，這大家都看到了，但M型社會更是個嚴肅的社會問題，這有多少人看到呢？

好，上面是日記，下面是書評了！

正人君子的作愛狂想曲！

關於《反常識經濟學》！

馬丁是個潔身自愛的未婚男士，最近他與公司的女同事瓊安眉來眼去，一副天雷勾動地火的樣子。上週，公司舉行派對，兩人心照不宣地盤算聚會後可以一起回家「辦事」。不幸地，馬丁當天在地鐵的宣傳看板上看到一則性病的宣傳廣告心有所感，決定不參加這場歡樂派對，而當晚瓊安則另外搭上「情場聖手」麥斯威爾──結果，瓊安染上了愛滋病。

在這件可以稱為「悲劇」的假設性案例下，經濟學家藍思博（Steven E. Landsburg）為了減少愛滋病的蔓延，於是大聲呼籲：「作愛吧！馬丁先生。多幾個性愛伴侶吧！正人君子們。」如果正人君子們不再那麼「自私」，而願意跟多一些人作愛，整個社會將因此獲得更大利益。

咦？有沒有搞錯？作愛越多越安全（More Sex Is Safer Sex）？正人君子加入亂搞行列會讓社會更美好？這真的是這位經濟學教授的意思嗎？經你這麼一問，我也失去原有的自信，再把藍思博寫的「反常識經濟學」這本書拿出來翻一翻，確定無誤，真的！他的確是這麼說的！

當經濟學者離開單純的經濟問題，開始對許多社會與道德問題發表看法時，常常會讓我們大開眼界，並得到許多樂趣。我這樣說，絲毫沒有反諷的意味，而是真的相信經濟學那一套看法可以適時糾正太過僵化的常識性意見。別忘了，常識性的意見曾告訴我們地球是平的，在適當的時候糾正這種看法，對社會十分有益。

經濟學家看待社會問題的方法跟一般人很不一樣。一般人習慣從道德的角度來解決問題，而經濟學者則只從降低這個問題所損耗的成本，以及增加這個問題所帶來的效益這兩方面來提出看法。例如嫖妓問題，若用道德來解決，就是禁止嫖妓，但證諸人類歷史，這種禁止不但無效，還會進一步製造出更多不道德的事。如果讓經濟學者來處理，他們就會想出很多辦法，讓嫖妓的成本提高，所得的快樂降低，符合實情的調整兩者，讓整個社會的嫖妓行為自然維持在良性的平衡狀態。

回到馬丁和瓊安的例子。造成這件悲劇的關鍵因素在於──正人君子比較容易受性病防制廣告的影響，而濫教成習的人則否。換句話說，這類廣告只會阻止正人君子的優質性行為，而把缺位拱手讓給了容易傳染愛滋病的不良濫交。如果全天下的馬丁放輕鬆一點，則優質的性行為可以緩和愛滋的蔓延。當然，萬一馬丁放鬆過了頭，向下沈淪到跟麥斯威爾一樣，這也不是經濟學教授樂見的。

其次，每一次馬丁犧牲他自己的清譽，便對這個世界做出了貢獻，而他的犧牲則有性愛的歡樂給予補償。馬丁的貢獻在於兩方面：第一，他提高了尋求安全性伴侶的機會。第二點則比較恐怖，如果馬丁在性行為的增加後不小心染上愛滋病，那麼他會自責地回家，孤獨的死去──同時將疾病一起帶走。如果在作愛中一定會有人得到愛滋病，那麼為了大家著想，那個人最好是馬丁而不是另一位雜交高手彼得，因為彼得在最後死去之前，至少還會讓二十個人遭到感染。

這個看似歪理的分析有說服力嗎？我覺得就短期效益來說是很有說服力的，但就長期效益來說就未必如此。例如，雖然教授不樂見馬丁變成雜交高手，但這種鼓勵難保馬丁不會逐漸習染成一名雜交高手。果真如此，豈不讓愛滋病猖獗到無法收拾的地步？雖然教授也會想出種種辦法阻止馬丁腐敗成彼得，但萬一事不從人願，社會在愛滋擴大蔓延的巨大成本，和提高性愛安全性的有限效益，兩相比較，風險未免高到離譜。除非，我們能有一種機制，知道馬丁在被鼓勵結交更多性伴侶時，經過多少時間他會化身為彼得，那麼我們就可以像家庭計畫的社工一樣，擬出計畫，在前幾年裡鼓勵馬丁多多作愛，然後在恰當的時間點上又宣傳呼喚馬丁浪子回頭，如此反復操作，尋找出對社會最有利的平衡點。

事實上，藍思博的寫作原本就帶一點「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俏皮。與其說他真的相信鼓勵正人君子增加性愛伴侶將為社會帶來好處，不如說他更相信一味用禁欲的宣傳無助於解決愛滋病的蔓延。或者說，過度的禁欲宣傳將有害於增加安全性行為的比率。

這種經濟學角度的社會提醒重不重要呢？我覺得十分重要。例如作者另外舉了第三世界地區的童工問題，便證明了這種經濟學思考角度的重要性，甚至是透過經濟角度分析所產生的「道德性」。

一般人一聽到童工，馬上想起十九世紀在倫敦工廠裡每天工作十六小時卻僅能獲得兩餐溫飽的可憐孩童，故一律採取排斥與批判的態度，甚至發起運動抵制第三世界涉嫌使用童工的產品。但經濟學的角度卻告訴我們這並非最好的處理方法。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馬上可以知道，童工是在一定經濟條件下的產物，當生產力改善時，童工自然會退出勞動市場。如今在非洲與亞洲某些地區的經濟條件僅相當於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會發生類似「倫敦童工」的不人道現象，一點都不令人意外。解決之道當然應該從改善第三世界的經濟環境著手，而不是道德性的負面攻擊。先進國家對童工的過度抵制，反而顯示他們因富裕而驕傲自滿，又因驕傲自滿而忘記祖先的貧窮經驗。

我很贊同作者在序文中說的，「這本書將使你對這個世界的運作方式有全新的洞察」，因為他對安全性行為、童工、專利、犯罪問題、買賣腎臟移植問題，甚至全球暖化等等問題，都示範了他的經濟學思考方式，無論我們同意或不同意，他的敘述都深具啟發，並逼迫我們必須站在他的肩膀上繼續往前思考。這樣的閱讀時而讓人充滿智慧的快感，時而又引人火冒三丈，忍不住用眉批跟作者隔空交火。不管是哪一種閱讀反應，我想這都證明了經濟學思考的魅力吧！

約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