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出版 asif book's blog

諸位師親好友收信平安（20080411）：

最近海地因為缺糧與物價飆升引發暴動，讓我看得怵目驚心。心裡暗想，這種因為生存物資缺乏所造成的社會動盪，只是一時個別地區的不幸呢？還是逐步蔓延至全球的前期警訊？情況是會越來越好呢？還是越來越壞？

據聯合國糧食計劃署的資料，由於食品價格的飆升，除海地外，布基納法索、喀麥隆、埃及、印尼、象牙海岸、毛里塔尼亞、莫桑比克和塞內加爾，都已發生騷動或暴亂。

朋友談起此事，都認為全球氣候異常的影響將逐步加劇，不單單是糧食短缺愈益嚴重，連水資源與能源使用的問題，也將在數年內爆發類似的危機。而歸結的最後，根本問題則指向：以地球資源之循環再生能力，實在不堪六十幾億人口以資本主義的消費方式過其理想生活。

如果認定這是問題的根源，那我不禁要發出哀嘆：「也許，世界性的動盪失序，我們這輩子是看得到的！」

曾經聽林安梧老師說過，中國歷史上重大轉折，常跟人口數量息息相關。一般來說，五千萬到七千萬的人口總是太平盛世，超過八千萬就弊病叢生了，因為生產力就不足以支持，於是盜賊四起，社會不安，等超過九千萬人口，那就事情大條了，逼得必須以內戰和動亂的方式迅速解決生存矛盾。而每一次改朝換代的大型動亂，總會讓人口損失近半，甚至剩下原來的三分之一。於是另一次治亂交替的時代循環重新上演。到了明朝，因為引進南美洲的蕃薯，糧食生產大幅增加，這才有民國初年四億人口的規模。

然而，由於農業科技的發達，從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後到現今，糧食產量雖倍數增加，但世界人口也從二十幾億增長到六十幾億，聯合國甚至預測到二○五○年，世界將突破九十億人口。眼前糧食生產已不可能有過去增長的速度，如果考慮能源和氣候的負面因素，恐怕維持現有規模都不容易，空說九十億人口成長只是多讓我不寒而慄而已。

如今四十歲以下的人大概無人相信二十年內有發生世界性大規模動亂的可能，可是環境學家言之鑿鑿，未來十五年內的氣候變化將大幅影響生態環境，糧食與水資源的分配必然首當其衝，這就讓事實與期待產生極大落差。這還不考慮伊朗的油田將在三十幾年內用罄，中東油藏也只能維持到本世紀末。世界強權應不會麻木到等三十年後才來想辦法解決能源問題吧！

世局將會如何變化呢？我沒有答案，大家有答案嗎？如果有，可不可以告訴我呢？

最近我作了一本書──日本漢學家高島俊男寫的《中國大盜賊》，編輯閱讀的過程讓我深受啟發。這書主要在談中國歷史所謂的「亂世出英雄」，而這幫英雄人物其實大多是盜賊土匪出身。例如秦朝末年，豪氣干雲地說「將相本無種」的陳勝吳廣，就是打家劫舍的人物。其他如劉邦、朱元璋，以及差一點成大業的李自成、洪秀全等人，這都是世衰道微時趁亂而起的武裝組織首領，剛開始他們只是為了活命搶奪錢糧，後來局面作大了，入夥的人越來越多，只好打起「替天行道」的旗幟，升格來逐鹿中原了。

我想說的是，我們對於那種成千上萬人迫於生存而淪為土匪的時代已經太遠、太陌生了。當我們快樂地遊戲於三國電玩時，很少人會意識到，這種相互征戰的結果，就是人口銳減，在這一官匪不分的亂世裡，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死亡了。

一八四五年，也就是鴉片戰爭後的第三年，英國愛爾蘭地區馬鈴薯嚴重欠收，英格蘭的小麥也收成不佳，造成兩百多萬飢民死亡（約佔愛爾蘭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當時英政府為維護秩序而強力鎮壓，事後，崔維揚(Charles Trevelyan，曾為馬爾薩斯的學生)認為，這是「上帝的旨意」，正好解決人口過剩問題以「快速、有效」完成土地改革。其評論的冷血程度已把自己等同於歷史自身了。

我建議大家能看看《中國大盜賊》這本書，這不為知道些中國歷史裡的土匪故事，而是能藉此明白嚴重缺糧的時代，政府如何逐漸失去其有效統治，民間底層社會又如何自行組織、救亡圖存，這當然也包括有生產資源的人如何跟土匪共處，以及土匪如何不殺雞取卵到最後連自己也活不下去的智慧。

《中國大盜賊》這書很好看，又讓我增長許多見識。我們讀歷史書一般都忽略亂世，只看盛世，或者只看中央政府，不看地方民情，這樣看歷史只能算看了一半，剛好這本書可以補足常被忽略的另一半。如果帶著這樣的心眼看這本書，我相信你也會在「史識」上跟我一樣有功力大增的感覺。

此書唯一缺點就是作者把土匪生活寫得太浪漫、太隨心所欲，好像電影「投名狀」裡描述的生活：搶糧、搶錢、搶女人。問題是，假如當土匪這麼好生活，那還有誰願意當農人被搶呢？為何大家不都去當土匪呢？作者為了投讀者獵奇之好，論斷事理時未免隨俗，所以我另外寫了一篇導讀，把作者省略不提的部分，作了一點補述，這樣這書看起來就更平衡了。下面附上這篇導讀跟大家分享。

中國大盜賊導讀：

一種盜賊史觀，或者是成王敗寇的潛規則

看外國人寫的中國史常有一些特別的收穫，這倒無關治學認真或者方法獨到，而只因為文化背景不同，作者自然對歷史的差異處多有感受，並順此產生問題和詮釋的觀點，所以讀來特別清新醒目，好像我們平常習焉不察、視而不見的部分頓時都別開生面的活躍起來了。

關於盜賊的問題，在外國史家的眼中，中國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歷史樣本。大約全世界不曾發生由平民出身，透過盜賊組織而壯大勢力，最後由盜轉兵並逐步取得帝國政權的事例。這種情形只有中國可以發生，而且發生不止一次。若再加上陳勝吳廣這類不成功的革命，那發生的次數就更頻繁了。

無論是歐洲或者日本，大規模的政治權力轉移，如果不是外族入侵，就只能發生在貴族間的相互兼併。平民縱有暴動反抗，始終是小打小鬧，無法形成氣候。唯獨中國歷史，在意識上就把平民革命視為理所當然，而類似劉邦和朱元璋打天下的故事，不斷被編成民間戲曲廣泛流傳，久而久之，我們反而不覺得這是中國歷史的特殊現象了。

一個漢學家在感受到這樣的歷史差異時，很難不去追問背後的原因，而一個對世界歷史感興趣的人，也很難不相對的去探討其他社會的平民何以無法形成撼動歷史的反抗力量。

英國學者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教授在其知名的著作《民國時期的土匪》（Bandits in Republican China），嘗試說明這種觀念上的差別。他認為，中國的盜賊和其他地方的盜賊一樣，剛開始都不具任何政治企圖，然而他們對自己在政治變化中可能發揮的作用卻非常敏感。此因中國傳統的「天命」觀念，使一個頻露衰敗跡象的王朝可視為失去上天授予的「統治權」，而野心勃勃的首領很容易使自己相信，只有他們才有資格贏得它。加上推翻實施苛政與暴政的君主，這在儒家的價值觀裡是被推崇的行為，於是婁見於史冊的「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當如是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思想便自然的發生了。因此，從非法活動到徹底革命叛亂的轉變，在中國要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普遍。

即使以傳統小說來說，我們很容易想像《水滸傳》的結尾被樂觀改寫成建立一個勢力範圍有如日本國土的小朝廷，但我們無法想像英國的《羅賓漢》最後統治了半個英格蘭領土。別的不說，只從兩方人物的服飾、言語、組織、專長、知識背景等作比較，就知道格局大小差別甚大。

如果再以社會實況來看，也可以感受此中的訊息。例如十五世紀末的荷蘭人文學者伊拉斯謨（Erasmus von Rotterdam）曾記述一故事，四名事業小有成就的鹿特丹市民決定一同赴西班牙與義大利朝聖，經過一年的艱苦旅程後，三名同伴陸續死於途中，只有一名拖著疲憊的身軀和無法辨認的面容返回家鄉，由此顯示當時歐洲各地隔閡阻礙之狀況。但西元前二世紀的中國，司馬遷憑著一輛馬車壯遊大江南北，由西安出發到湖南，轉東行至浙江海濱，然後往北到山東，再沿黃河返西安，全程曲折超過一萬公里，歷時兩年多，卻沒有太大的困難。其後跨地域的長途旅行，包括因當官、貶謫而有的旅程，一直成為中國文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傳統。這顯示中國的社會條件也讓盜賊在跨地域的組織活動上比較沒有障礙。

本書作者高島俊男即在這種特殊歷史現象的觸發下寫出此書。他的方法是先對盜賊的成因和組織作一長篇的社會學分析，然後分別討論秦漢、元明、清民三場大時代的歷史轉折，平民如何在下層社會組織動員，最後成為推翻帝國的革命軍隊。

從某個角度說，集團性的盜賊現象似乎是動盪時代的必然陣痛。當一個朝代歷時數百年，其人口成長超過生產規模，或者長期累積的政治弊病已到糜爛不堪的程度，就會在下層社會製造大量無法進入生產體系的流民，這些人集結在一起，不是成為帶有危險性的暴力乞丐，就是淪為匪徒。此時只消再發生天災，便有更多的飢民加入，於是盜賊組織迅速擴大，並且向四方流動。當情況持續惡化數年，盜賊組織彼此進一步聯繫整編，形成可以建立秩序的武裝力量，此時政府便岌岌可危了，而改朝換代的事情也隨時準備發生。但有時雙方勢均力敵，局面就會長期失序，無論官匪皆只能搜刮民間資源以為支應，如此對峙就成為一場惡夢了。

其實，依照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說法，盜賊是農村社會的常見現象，只要農村存在過多的勞動力，只要農村擁有跟土地關係薄弱的人口，他們在生活困難的情形下，很容易便淪為盜賊。而我們也可在十八世紀初德國的民間曆中看到每隔七年將有一次戰事、爭執或盜賊的高峰期預測，而這預測則是根據十七世紀中葉某地的統計和觀察。若非情況普遍，似乎不必納入農村生活之生產節奏中。

又根據貝思飛的研究，在民國初年的中國，淪為盜賊者只有不到三分之一賴此為業，而大部分人則是在農村秋收後，無勞動力須求的情形下，迫於生計才臨時充當盜賊，故其犯案也顯示季節性的規律，而一旦農村有工作機會，或他們能幸運的得到一塊土地，便無人願意從事這種行當。

此外，盜賊的生活也沒有一般人想像那麼自由浪漫。根據貝思飛的統計，大部分盜賊集團都在二、三十人以下，他們東奔西走，時而缺糧，而且組織很少維持三年以上，若非自行瓦解，就是活動中造成大量傷亡，或者被官民合力剿滅。這也是為什麼除非萬不得已，大部分人不願以此為業，而即使以此為業的人，一有機會也無不希望能被官方招降收編了。

至於上百人的大型盜賊集團，一般是由幾股小團體湊合組成，但偶而也由具領袖魅力與組織能力的人來糾集。如果一個盜賊集團要壯大，並持續長久，高島俊男認為他們必須具備幾個條件：一是要有某種宗教或信仰作為心臟；二是要有知識份子作為頭腦；三是要有外圍的運輸工人或商人作其耳目；四是要有大量農村無業人口作其手腳。

如果盜賊的人數少，需索知所節制，一般鄉間還能容忍，但當它幹起殺人越貨的惡行引發集體恐慌，就會招來官方或民間的圍剿行動。然而，正式的剿匪行動耗費甚鉅，從訓練到糧餉，從裝備到死傷之撫卹，無不需大筆銀兩支應，地方財政固難以承受，便只能用攤派解決。當時人為了掃蕩土匪，或按田地面積攤派，或按人頭攤派，或按牲口數攤派，或按不同名目依序攤派，如此沈重負擔又足讓一般平民吃不消，故聰明的盜賊若善加利用，例如將搶得的財物部分施予貧苦農民，也可表演「盜亦有道」的戲碼，博得民眾好感，避免引來圍剿。

順著這樣的經濟厲害關係，傳統官方對力足以攻下縣城的盜賊集團，便習慣以「招降」代替「剿滅」，因為這是成本最低的方法。更常有招降此一集團，給予適當資源與名號，令其剿滅另一集團的情形。這即是官方讓非法組織彼此削弱力量的一種權術。其中的運作有如電影《投名狀》中所描述，村民迫於生活一變而為盜賊，盜賊主動招降可再變為官兵，而官兵之剿匪行徑又跟強盜不相上下。這種矛盾看似不可理解，實則仍受當時社會經濟條件的制約。而一般民間則以「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之俗語加以譏諷。

到了民國時期，盜賊現象幾乎陷入全面失控的狀態，據霍布斯邦研究，僅中國東北地區的土匪人數即佔當地人口的千分之五至八，其他地區或有增減，但全國已無一處能避免盜賊作亂。這一方面是國家財政困窘，農村經濟崩壞所致，另一方面則是當時各方軍閥對峙，以及外國為其利益而介入，致使凡上百人的盜賊組織即具政治利用價值，而成為各方拉攏收編的對象。於是官、匪與外國三方相互周旋，彼此利用，合縱連橫之複雜程度可說是一場歷史奇景。勉強比喻則類似十七世紀大西洋航線上來自各邦之亦官亦匪的海盜行為。

我們今天閱讀「中國大盜賊」，其目的不在回顧過去歷史中的盜賊現象，而更在理解下層社會遇到變動時自行組織運作的潛規則。例如二○○五年美國紐澳良地區發生嚴重風災，報載十數萬無家可歸的災民沿公路往德州地區避難，而德州居民的自然反應則是買槍自衛，所有槍舖的存貨因此掃購一空。另一例子是美國文學名著「憤怒的葡萄」小說中所描述，三○年代大量美國農村失業人口如何集體湧向富庶的加州地區，最後卻徘徊在不得溫飽與淪為罪犯的痛苦邊緣。可見大區域的大量流民無論中外古今都是一種難以避免的社會之痛。

人類歷史似乎不曾有過永久的穩定，每隔數十百年總要發生社會的劇烈震盪，就中國歷史來說，每逢這種大時代的轉折時刻來臨，盜賊現象總在扮演著關鍵性角色。知道這樣一套紮根於長遠社會背景下的潛規則，不但可以讓我們看懂撼動歷史的真實力量，更可以是一把打開歷史新視野的鑰匙。

先這樣，這次篇幅寫太長，大家暫且休息，不必繼續努力了！

約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