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出版 asif book's blog

諸位師親好友收信平安（20080626）：

阿部謹也的《在中世紀星空下》，終於出版了！這位吳密察老師心中的偶像，也是西洋社會史學界深受敬重的大師，在千呼萬喚以及千磨萬難之下，經過三年多的努力，終於把他的專著首次譯成中文出版上市了！

決定要做阿部謹也的書，大約是二○○五年夏天。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只因為此書寫得絡規矩氣派，有宏大的視野與脈絡貫通全書，不同於其他細密瑣碎的中世紀書籍，所以初讀之下就十分心動。

一般來說，中世紀是很難寫出入門書的。若不想寫成「你砍我、我砍你」的政治紛爭史，也不想困在繁瑣零碎的宗教史裡出不來，剩下來的選擇就只能拉一些饒有趣味但無關宏旨的議題來發揮了，例如談騎士、女巫、修道院、浪漫愛情、鄉野奇談等等。這樣熱鬧而不真切的歷史主題，實在無法讓人認識中世紀的重要面貌。所以我剛開始接觸阿部謹也，發現他從社會史的角度入手，描述西方中世紀如何產生一種非常特殊的社會自治體系，並以此影響十六世紀以後的近代歷史發展時，我立即有驚豔之感，覺得以這一脈絡作為整個時代的提綱，實在是太有力量了，一掃中世記歷史給人的沈悶印象。而且此書分成許多小單元，每單元段落獨立，篇幅適中（每篇約三到七千字，全書約二十二萬字），非常適合入門者閱讀，這就更讓編輯心動手癢，欲作之而後快了。

另外，我也發現，阿部謹也不是那種整理西方二手研究資料，略作加工後即以本國語言重新表達的學者。他是那種中學習德文，大學習拉丁文，赴歐深造後即廣泛接觸史料檔案，能直接從史料中建構自己的歷史觀點的學者。老實說，在東方學者中能稱職的整理西方二手研究資料的人已不容易，何況阿部先生是少數能以東方的眼睛穿透西方歷史發展，並有足夠的根底以其理解與西方學者進行論辯的人，難怪歷史圈的朋友一提到阿部謹也無不豎起大拇指表示敬佩。

我一直覺得東方人直接閱讀西方的翻譯著作，常有自以為讀懂但其實是讀錯的危險，也有因背景脈絡不明而將精彩論斷等閒略過的遺憾，因此一直期待能持續出版以東方之眼看西方的大師級學人的研究心得。千挑百選後，前兩個月我們作了澀澤龍彥的《夢的宇宙誌》，此書對我來說是一部「西方黑暗審美意識的人類學研究」，涉及畸形、侏儒、陰陽人、機器人、天使、末日等形象的審美考察。如今阿部謹也的《在中世紀星空下》則讓這一出版企圖顯得更加明確而重要。

不過，這本書對編輯來說，真是一個艱難的挑戰。為了《在中世紀星空下》，我們報廢了三位編輯，搾乾了兩位譯者，還被兩位修稿者委婉地退貨，此中千百種磨人的痛苦，外人完全無法想像。

這書的困難在於幾個方面：一是作者習慣以「長句」敘事論說。熟悉日文的人都知道駕馭這種複雜的長句非常困難，開玩笑的說法就是「炫技句型」。這有如讀康德式的德文，需要動用好幾根指頭壓住不同子句，以免閱讀時迷失所指。因而譯者之一的陳嫻若在完成稿件後，有人拿澀澤龍彥一段難解的日文就教，她竟覺得非常簡單，有雙腿卸下鉛條後身輕如燕的快感。

再一則是作者所使用的各種術語，大多援引德法典故，又未標明原文，僅以日文假名處理，這使得譯者若無多種外文的查證能力，將如墜五里霧，完全不知所云。如今出版的譯本已將所有辛苦查得的資料附上，讀起來應該比日文原書更加清楚易解。

一般來說，成熟的日文人才若要兼具豐富的西洋史知識，以及德法英等多種語文查證能力的人可說少之又少，所以此書製作時無法不用集體接力的方式，先由一人不顧困難的把初稿譯出，再經另一人斟酌推敲，修改查證，最後再由他人修飾訂正，總理完成。而一稿與一稿之間的工作，少者半年，正常則要經八九個月始成。這一來回交錯審定的過程，讓我想起《論語》中所說的：「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翻成白話文就是，每作出一項命令決策，孔子總要請某人草創其要旨，然後多方討論得失，再轉由某人綜合調整，最後則另請人以最好的表達方式公諸於世。如今此書反復求善的程序，忽然讓我有「譯事」如「政事」的感覺，難怪從前人把我們這種疲累不堪的工作稱為「筆政」。而辛苦主持此書「筆政」的嫻若，聽我這樣說，應該也心有戚戚焉吧！

此書初譯時，玉滿人在京都，原想作出成績後拜訪作者，一方面討論書中疑難，一方面也親炙大師教誨，並邀其為中文版作序，想不到阿部謹也竟在二○○六年九月以七十二之齡盍然長逝，徒留遺憾，令人不勝欷噓。

好了，先說到這裡，原想再提一些阿部謹也對中世紀的觀點，但片段的轉述總不及大家直接去感受書中文字的氣勢，所以下面我轉載一篇談論阿部謹也的文章，作者是我十幾年前在香港出差時最喜愛的專欄作家新井一二三，從中大家可以知道阿部謹也是如何一位具有思想原創力的學者了。

日本沒有「社會」

社會學家阿部謹也在著作《世間是甚麼》裡指出：日本沒有西方式的「社會」，反而大家生活在各自的「世間」，乃小圈子裡。其實，日本人的日常會話當中，至今很少出現「社會」一詞兒，大夥卻總是擔心著自己的所作所為被「世間」怎麼樣看待。然而，幾乎沒有一個日本人注意到這一點。

自從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隨著日本進行現代化，日語採用了很多外來詞，包括一八七七年從英語 society 翻譯過來的「社會」。過去一百多年，日本的社會科學家、人文科學家們研究當地事物時，用的幾乎全是西方的概念。如果日本的情況不符合西方典範，他們則說日本很落後，但是總有一天會跟上西方先進國家。

阿部教授卻認為學術界犯了很大的錯誤。他說：西方有天主教、基督教的傳統，結果產生了在上帝面前獨立、有尊嚴的「個人」，而「社會」是由「個人」組織的。宗教背景完全不同的日本人至今沒有「個人」這個觀念，自然也沒有「社會」可說。反之，大家被「世間」約束，任何事情都非得按照小圈子的規矩去辦不可。

他說，在日本火車上看到的中年男性，雖然穿著筆挺西裝，然而給人的印象很骯髒，是上班族圈子不允許成員有個性的緣故。不僅在外表，而且在內心都不可以有個性的結果，整個人都疲倦到底，但也沒有洗掉污垢的機會。其實，阿部教授開始對「社會」和「世間」之間的差異進行思考的一個原因，是多年前，一個女大學生問了他：「請問老師，中年男性為甚麼都那麼骯髒？」

看《世間是甚麼》，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我始終覺得日本「社會」很難掌握。
以前，我住在加拿大的時候，每次見到家鄉的親朋故友，一定問「日本社會最近怎麼樣？」。但是，大家告訴我的，每次都是我在報章上已經看過而知道的事情，如「聽說現在有不少女中學生搞援助交際呢！」。那是大眾媒體說的，可能真，可能假，反正無論在哪裡，只要翻開雜誌就能知道。我本來問他們的，倒是在日本生活的實感，乃在海外無法知道的。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我回國以後，對日本「社會」仍舊覺得很難掌握。在加拿大生活時，幾乎每個週末，我都參加晚餐派對，是普通老百姓在家裡做晚飯請朋友們吃的。派對的一個重要功能是把老朋友介紹給新朋友。那樣子，加拿大人的人際關係不停地擴大，雖然不一定深化，但使每人對廣大加拿大「社會」有相當清楚的概念以及實感。相比之下，日本沒有類似的社交習慣。大家總是在固定的「世間」= 小圈子(同事、同行、親戚、老同學)裡面交往，人際關係很封閉。即使有新人進來，還是非得服從老規矩不可。結果，日本人很少有機會打開眼界，對廣大「社會」增加認識。

多數日本人對「社會」沒有實感。他們認為「社會」在於大眾媒體。被問「日本社會最近怎麼樣？」，大家報告電視時事節目的最新話題，就是這個原因。
回想過去，一九九四年春天，我剛從多倫多搬去香港時感到極為迷惑，也是找不到「社會」的緣故。當年的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加上華人移民城市，有著無數小圈子，英國人的、澳洲人的、台灣人的、廣東人的、福州人的、海外華人的，但是沒有全體性的「社會」，連共同語言都不存在。

有趣的是，一九八○年代中，我留學時候的中國大陸，似乎有過一種「社會」。當時，共產黨把人民管得非常嚴。正如革命歌曲〈東方紅〉的歌詞說「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共產黨是絕不允許人民有祕密的。生活的每一個小角落都給照明，當年的大陸人民無處躲藏。結果每人在世界上赤裸裸地屹立。也就是說，在上帝一般的共產黨面前，大陸人成了孤立的「個人」，使通風良好的「社會」出現。沒錯，那是社會主義的時代。

（本文出處：http://city.udn.com/52817/1477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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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