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出版 asif book's blog

諸位師親好友收信平安（20081014）：

上個月去東京出差，住在新宿車站附近，途中遇到一位日文、英文都不行的韓國年輕女性，他手拿一本旅遊書，用幾個簡單日文單字指指點點地問路，因為他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住的飯店，所以我就日行一善帶他同往。

後來我跟同事轉述此事，他們都急著先問這位韓國女性是否美貌可人，是否有後續發展等等，但這完全無關乎我的重點，我是想說，一個城市必須理性而可親到某個程度，才可能讓語言不通的女性只憑一本旅遊書就可以獨自前往旅遊。我覺得世界每個大城市都應該以──能否吸引使用不同語言的獨身女性前往旅遊，作為明確指標，以改進其生活方式之理性與可親的程度。

晚上，在新宿四處亂逛，感覺人群間有種奇妙的氣氛，跟我過去對東京的感覺略有不同。當然，次貸風暴掀起全球金融危機，日本與美國毛皮相附，受傷自然極重，而電車上的雜誌廣告全是「經濟崩潰」、「金融解體」等極端性字眼，前首相不久前又畏於形勢凶險，閃電請辭下台，如此殘局那能不讓人感到頹喪失意、烏雲滿天呢？話雖如此，但我說的變化還有比這更細微的部分。

我先是注意到廣告看板上的漢字比例又比之前減少了，而片假名的使用又有高過平假名之勢，這點讓我很傷心，原來東京人的語文流行是逐漸向大阪人看齊了。其次是女人身上的衣著，似乎沒有之前光鮮亮麗，皮包配件也沒有之前高雅貴氣，除了年輕人還在睫毛膏的用量和純膏的亮度上爭奇鬥豔外，一般女性的化妝已平淡許多。電車上穿裙子的女性已不見得都穿絲襪，穿涼鞋也不必塗指甲油或作其他特別裝飾。而在這入秋時節，天氣時冷時熱，上班男士有人著外套，有人尚穿薄襯衫，顏色深淺不一，形制混亂，這跟我過去的印象，上班族會在同一天換季換裝明顯不同。但這些微妙的變化代表著什麼呢？是客觀上的東京真的變了，還是主觀上我的心情不同以往了呢？

變化的意義，我現在說不好，也許等我整理出差這八天近萬字的日記後，再來跟大家說明吧！下面先把過去兩個月，以康德所謂「暗合於目的之無目的性」心情，閒讀三本「日本論」的書，條列心得，讓大家看著玩：

慢著！讓我再說幾句閒話。我平常對「日本論」的相關書籍十分注意，但覺得一般人朗朗上口的仍是二次大戰美國人類學家潘迺德（Ruth Benedict）的經典名著《菊花與刀》，尤其該書對日本文化中既溫和有禮又狂亂殘暴的兩極化表現，以及對西方文化之「罪感」與日本文化之「恥感」的對比論述，特別為人津津樂道。這種印象不能說不對，但畢竟是太老了，如今談話拿來開場還頗適切，若沾沾自喜引作結論，就未免太粗陋偷懶了。

事實上，文化研究離不開時代的詮釋。二戰離今是六十幾年了，今天的日本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處處受美國極深的影響，種種現狀皆非戰前之理解所能概括。所以七○年代末，當日本確立其經濟強國地位後，便有一波重新定位「日本論」的研究風潮，很可惜的，台灣或大陸對這風潮的意義都缺乏把握，頂多只是把那段時間哈佛大學傅高義（Ezra F. Vogel）的《日本第一》拿來當作熱鬧的談資，其實什麼理解也沒有。

這就讓我懷念起老一輩學人的「日本論」。例如國學大師徐復觀先生，大約民國五十年前後曾在日本生活一段時間，並幫報社寫了許多通訊稿，印象中他有一次談及日本文化，結論很簡單，就是覺得日本人傾向於把事情搞到很「極端」，不搞到這種地步好像事情就沒有完成。

這個「極端」與「沒完成」的概念很讓我欣賞。我認為日本文化易走極端的原因是喜歡把力氣灌注在一邊。他們不愛「執兩用中」這套，而專愛「執一」。如此執著，把一個小小的局面當成整個宇宙般地來投入經營，固然說「一花即是世界」，但真要認定世界只是眼前一花，這必然要狠心割捨許多事物，造成偏頗失衡。但這種失衡中的緊張危險、高調乖離，卻又成為他們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審美對象，這就讓路子越走越遠了。

還有，我覺得蔣介石也有自己一套「日本論」。從前當兵時，我常奉命朗讀蔣公遺訓，有一次讀到「軍紀要旨」，留下深刻印象。他反復申論一個觀念──軍人內在精神的專一，必須由外在形式的整飭來完成。我以為中國傳統思想都是要人「形於中而發於外」，寧可質過於文，也不要有文無質，如今忽然看到蔣介石「形於外則入於中」的論調，竟是先文而後入質，剎時十分震驚。後來我讀傅高義的書，發覺他認為日本在企業管理上的成功，最重要的一個文化特色就是：「他們凡事先要求外在形式的一致，然後以此凝聚集體的精神動力。」這一說法簡直跟老蔣談軍人紀律要旨如出一轍。所以我認為老蔣有一套「日本論」，而他很想用於治軍以見出成績，可惜橘逾淮而為枳，老中自有一套虛與委蛇的道家哲學，老蔣的用心算是白費了。

好了，閒話不說，回到書上來。這三本書分別是韓國李御寧的《日本人的縮小意識》，荷蘭人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的《鏡像下的日本人》，以及日本人新井一二三的、《偽東京》。三書剛好從亞洲人、西方人和日本人自己，從三種不同的角度觀看日本。如下：

01《日本人的縮小意識》一書作者李御寧，曾經是朝鮮日報的評論員，也當過韓國第一任的文化部長，他小學受過日本殖民教育，能以流暢的日文寫作。作者因為不滿七○年代末期的「日本論」充滿偏頗見解，於是希望從一個看穿「國王的新衣」的小孩的直覺眼光出發，寫出一本「要面對歐美，也要面對亞洲」的日本研究。

為何當時的「日本論」有無法面對亞洲的問題呢？

作者認為這跟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脫亞論」有關。例如當時日本學人僅憑英文無「撒嬌」的詞彙，便說「撒嬌」一詞是日語獨有的文化現象，並以此編織出一套虛幻的文化心裡結構，這種完全無視中韓或亞洲其他國家都有「撒嬌」詞彙的論述，即是一種無法面對亞洲的「日本論」。其他例如稱說食用海藻與使用人糞為肥料是日本人獨有的文化現象，或者外國學者如羅蘭巴特，也以米食和筷子作為分析日本文化的特殊象徵，這些論述都無視亞洲文化與這些現象並無二致，顯見論述者眼中的日本文化只是虛幻的國王新衣。（有關於撒嬌文化一書，從前遠流的大眾心理學系列曾有譯本，書名大約是「日本式的愛」。）

作者回憶小時候對日本文化的直覺認識，最讓人難忘的竟都是「縮小」的東西。

日本民間傳說中的一寸法師、桃太郎、金太郎、牛若丸等，他們都是以小為優勢，發揮強大力量的小巨人。這種意識轉換到日語中，則是「豆」的前綴詞的廣泛使用。例如豆書（迷你書）、豆車（迷你車）、豆知識（小而博雜的知識）等。而表現在植物美感上則是對小而綿密團簇的形象的喜愛，例如櫻花、紫藤、紫陽、荻花等。

日本在文化上最獨特的發明就是把中國的團扇，改良成可隨手掌握且能附加更多文化功能的摺扇，這一發明的衍伸，就是SONY的各種體積小、功能強、美感內斂的電子產品。因此凡是把東西做小，把多項功能整合在一起的產品，很少人能做得比日本公司更好。

我個人所體會到的日本縮小意識，即是在精神上向內集中、凝聚，而在行為操作上則是空間的切割與細節處的緊密經營。從儒學角度來說，我也不妨稱這是「敬」的精神。這種意識在茶道、花道以及日本式的企業管理上，都表現得十分明顯。

縮小意識的討論，還可以延伸到政治軍事的範圍。作者認為日本在軍國時期表現出強烈的「擴張意識」，已為日本與周邊國家帶來無窮災難，今後在政經問題上日本都該好好反省「縮小」與「擴張」之間的矛盾與優劣，才能回歸日本文化上「小巨人」的理想原型。

看完這本書，我一方面欽佩韓國人的慧眼，一方面也忍不住要問，為什麼台灣人始終搞不出自己的日本論述？台灣很多人對日本很熟悉，甚至常居日本，日文好到不行。他們什麼書都能寫，但就是寫不出一本台灣人觀點的日本論，問題出在哪裡？這個問題很嚴肅，大家要認真看待。

02所有試圖進入日本人心靈世界的外人，第一個擋在眼前的問題就是：為何日本文化是這樣矛盾的組合？一方面溫和有禮，一方面又粗魯放肆；一方面柔情感傷，一方面又狂亂殘暴；一方面謙恭自律，一方面又縱意胡為。如果不試著解答這一矛盾疑惑，似乎很難產生真正的深刻評論。

老一輩的學人，對這問題的看法很簡單，總和起來就是「極端」這個概念。年輕一代的學人對此則毫無精彩的論述，一般還是圍繞著潘乃迪的《菊花與刀》，做些錦上添花的說明，所以我們今天要看精彩論述，只好向外人求經了。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原在荷蘭萊頓大學做中國和日本文學研究，後來到東京研究電影，一待就是七年，期間寫了好幾本以日本為主題的文化研究，其中《鏡像下的日本人》（A Japanese Mirror）是最受歡迎的一本。

作者認為，日本文化最根源性的矛盾，可以用「天照大神」的傳說來象徵。天照大神即是太陽女神，管理大地，她的弟弟須佐之男受命管理海洋，但須佐之男十分粗暴，不喜禮法管束，還任意破壞搗亂。起初，天照大神像個媽媽對胡鬧的孩子一般容忍放縱，但最後實在看不下去，一怒之下，便躲到洞穴裡不出來，結果世界陷入完全的黑暗。諸神為了挽救世界，決定請巫女在洞口跳舞，巫女跳得入神忘我，天照大神好奇地出來觀看，諸神便趁機將他拉出洞外，世界再度大放光明。

在神話中，須佐之男雖然代表「惡」，卻不是絕對概念的「惡」，而只是乖僻、自私和粗暴的破壞性行為。他是個任性的青少年，沈迷於mewaku kakeru（給別人添麻煩，這一個詞彙日本人也常用來描述他們在二戰時所做出的行為）。由於天照大神與他仍有一份無法割捨的情感，所以這種惡就被納入人性，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被接受成是對壓抑的一種純真的反抗。

沒有絕對的善惡，是這一神話的關鍵。而惡若出於天性或純真，也可以受到同情。故日本人行為中的兩面性，其實就是在天照女神的母性包容下，一方面是諸神的嚴格法度，一方面則是充滿反抗精神的任性少年胡作非為。這矛盾的兩方同時都被欣賞，也成為日本文化審美的兩個重要面向。

作者從一個神話入手，多方援引創作事例，建構一套文化評論，雖然結論見仁見智，卻也充滿奇趣。我可以理解日本文化中的「惡」，有時亦是一種乖張之美，但要把全部的文化矛盾現象都歸結到這裡，我覺得太過勉強，還不如民國老一輩學人用「極端」兩字形容得好。這是西方人欲強作日本文化解人的結果，我覺得等閒視之即可，不必太認真。

03十九年前，我在香港小住數月，常常讀到新井一二三的專欄文章。她的文字簡潔乾淨，總是吐露質樸清新的觀點，所以深受我的喜愛。

新井是土生土長的東京人，我雖因她早期的社會評論文章而成為她的忠實讀者，但對於她這幾年用「近鄉情怯」的文字介紹東京或日本的風情，卻更感受到閱讀的愉快。這主要是她能用一種東京人的口吻娓娓道來，輕鬆幾句便道破內情，又能用一種外國人般的眼睛析理論事，客觀又不失溫暖的讓人對東京有一番新的認識。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我每次從成田機場搭京成線火車進東京，原本是為貪圖便宜，並避免公路塞車的意外，但讀了新井的文章才知道，京成沿線其實在東京人眼中是很讓人瞧不起的地區。住在這裡的人多屬於社會階級低下、知識水平不高的人士，他們為東京提供便宜的勞力，卻受盡歧視的眼光。這種情況可以類比過去台北大稻埕商業發達時，城區所需的下層勞工皆沿河往北一路散居到社子一帶，或者如老北京口中「南貧北賤」的社會階級與居住地域之間的關係。經過新井對東京地域的階級解說後，我開始知道欣賞沿線小城所散發的不同於東京的氣息。

還有就是東京的池袋。我喜歡池袋本來只因為這裡有一家寬敞舒適，人文氣息濃厚的淳久堂書店（也許書店對面貨色齊全又經常有特價商品的無印量品也是原因之一），但新井則把它說成東京流行事物的試驗場，她列舉很多風行一時的食品和服飾，最早都發源於池袋，至後才擴及整個東京。我受此啟發，便對池袋的文化現象特加留意，最後竟發現這裡有專為女性服務的COSPLAY漫畫店，此事讓我感到十分得意。

新井的《偽東京》一書，披露東京許多負面的時代現象。例如電車上年輕人霸佔博愛座，並對糾正其行為的年長者嗆聲辱罵；還有因為景氣不佳，貧窮的上班族和打工族激增，他們過著非常孤獨的生活，每日在網咖店過夜，且工作收入近半皆被派遣公司所剝削；更讓人難堪的則是向以品管自豪的日本社會，這兩年因食品內容不實、日期與產地造假，品質馬虎等事情層出不窮，讓民眾大感失望，故日本去年「用一個漢字代表對一年的整體印象」的活動，多數人選了「偽」字。

其實，日本之「偽」，亦是日本文化很重要的一面，其中有好有壞，很難一概而論。我私下感覺，日本的人際關係，表面極禮貌文雅，但實質則極防衛，極少真情交流，故有人稱此為「有禮的虛偽」。

反過來看，「偽」亦是形式的堅持。當堅持的意志夠強韌，形式的經營夠講究，則「偽」也等於價值的創造力了。

日本無論在道德風俗或人文藝術上，都深深浸滲著「偽」的創造力。故堅持與講究很自然成了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普遍態度。如口語上時常使用「加油」，這即是鼓勵性地要求對方堅持下去；而任何在細節上作進一步講究的事物，馬上可得到旁人發出「斯哥矣」之類的讚賞聲。

中國古代的荀子思想對「偽」之創造性發揮頗詳盡。他認為「人性惡，其善者偽」，所以善是「偽」的堅持，也是「偽」所創造出來的價值。但問題是，「偽」之堅持常常來自外在的約束強迫，並非自願樂意的行為，故需承受極大的環境壓力。我認識的一位日本出版社的職員，即因工作壓力過大而感身體不適，最後是在辦公室的洗手間吐了滿地血，才知道自己罹患嚴重的潰瘍。這種例子屢見不鮮，我另一位在日本工作的朋友羅仕麟，之前已吐血兩次，以致每年都要作胃鏡檢查，但我感覺他似乎還以此記錄為傲，表示自己的工作拼勁一點也不輸日本人。如今他回台灣工作多年，雖然忙碌依舊，但已不曾聽到他吐血的消息了。

日本文化之特殊可觀處，正在其「偽」；而日本文化之可恨與沒人性處，亦在其「偽」。日本人自己不知道的地方，旁人卻看得清楚明白。一褒一貶，皆在同一件事上。可見「矛盾」是日本文化的正常現象。若除去兩極的矛盾現象，我們反而看不到正常的日本了。故新井的「偽東京」好像是在暴露日本之「偽」與醜，其實亦不妨說是引導我們看到日本之善與真。

先這樣，累紅大家眼睛了，十分抱歉，

希望大家繼續「加油」、「努力」！！

約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