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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方的眼睛看西方──阿部謹也與西方中世紀史

對一個業餘的歷史愛好者來說，西方的中世紀一直是個令人敬畏的領域。這種敬畏來自於這個時代的繁瑣複雜，也來自於它無可迴避的重要性。

現在我們談主宰世界兩百多年的西方文化，多半僅從十六世紀的歐洲環境際遇發端，以為從那個時代開始即能解釋一切，忽視中世紀所提供的歷史基礎，但這是一種架空的史觀。但若要真正觸及中世紀，這從四、五世紀開始，長達一千多年的漫漫長路，又讓人不知從何下手。稍微認真一點的學者，那怕只是想概論性地介紹，通常也要用七、八百頁的篇幅方能呈現輪廓，而用功的讀者縱使決心看完如此巨著，仍會感嘆重點龐雜而不知如何串連成為一個體或面。

阿部謹也在日本歷史學界是深受尊崇的大師級學者，他早年留學德國，專攻西方中世紀的社會史，憑著過人的語言天分和努力，直接蒐羅研究中世紀的地方史料，真積力久深造有得，個人著作有《哈美崙的吹笛手》、《德國中世紀後期的世界》、《刑吏的社會史》等三十餘本，另有譯作《西洋中世紀的女人》等七本，是東方學者中極少數能在此領域自成一家之言，並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人。

阿部謹也的學術生涯中，大約以中世紀庶民社會研究最為其得力處，無論他面對的主題是旅人、賤民、僧侶、騎士，或是刑罰、城市、性別、生死信仰等，這些成績都奠基於他面向廣闊又獨特的庶民社會的基礎研究上。

例如其膾炙人口的《哈美崙的吹笛手》一書，表面上是對德國中世紀某城鎮一百多名兒童集體失蹤的事件作各方面的史料考證，以及探索其如何形成「斑衣吹笛人」故事傳說的演變軌跡，然而仔細閱讀後就會發覺，這書總是先透過中世紀庶民社會的生活實況、經濟條件、城鄉關係，與其信仰習俗和生命感受等各方面的背景說明，以此先墊高個別史料的詮釋視野。換句話說，阿部先生深知個別史料總要在綜合成明確的歷史脈絡後，才能真正呈現意義。所以他在同一批史料中所能得到的結論也總比他人來得更深更廣。而讀者在這一「由博返約」的史料詮釋過程，也受惠於這清晰的歷史脈絡，常有茅塞頓開，豁然開朗之感，又因此得到許多意料之外的理解。

雖然只讀一書，收穫卻有如胸懷一整套的中世紀社會百科全書，這就是阿部謹也文章迷人的地方。

《在中世紀星空下》是阿部謹也另一部膾炙人口的作品。這書為了能給一般社會大眾閱讀，省去許多學術論辯，一方面展現作者充滿親和力的隨筆書寫，另一方面也深入淺出地說明十到十三世紀間，西方中小型城市迅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巨大轉變。從這一角度去把握中世紀的歷史內涵，必然比個別認識騎士制度、修道院或封建制度更能把握時代的意義，也更能明白中世紀遺留給現代社會的影響為何。

阿部先生在書中說，在十世紀以後，由於農村生產力逐步提高，歐洲各地形成了數百個小型城市，這些城市的主要建立者是各行業的手藝匠人，雖然他們的人數比例低於來自農村的剩餘勞力，但卻是建立與運作城市規則的人，也就是所謂擁有市民權力的人。因為城市的普遍建立，所以一種不同於傳統農村的新型態社會關係也跟著建立，並逐步擴大規模與影響。舉例而言，當時城市的基本運作規範來自於行會制度，任何手藝人都依其業別組成行會，並在生產與銷售上制訂共同遵守的規章。各行會自行推選代表與糾舉人，賦予極大權力裁決彼此的利益矛盾，也按條例對違規者施以懲處。不但如此，行會還涉入會員的日常生活，舉凡聚餐宴會、急難救助、休假旅行與私德名譽等，都有許多必須遵守的規定，也就是說，人的生活必須完全融入行會的共同體，才能既盡義務又享受權力與榮譽。當然，也由此跟城市其他不具權力身份的遊民，以及鄉村的農民作出明顯的區別。而各行會的自治組織，又集合成整體城市的自治組織，掌理更大的權利事宜。這一由下而上的行會共同體生活組織，就是現代社會所謂「市民意識」的由來。

東方的城市歷史並無西方這種廣泛連結的自治經驗，所以一百多年前嚴復在翻譯「sociology」一詞時，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字眼，故譯成「群學」，而日本學者嘗試以「人間」、「世間」等三十幾種不同字眼翻譯「society」，幾經論辯，最後才確定為「社會」。阿部謹也對此則更進一步論說，日本並無西方那種既普遍又合一的「社會」觀念，只有侷限在由生活圈中的人際關係所組成的「世間」觀念，所以研究社會史時不能原封不動把西方的社會觀念移植到東方來。這個說法看似驚世駭俗，但從中世紀城市觀念推導而下，若不是深切掌握其歷史神髓，也得不出這樣大膽的結論。

本書是阿部謹也的歷史著作首次被翻譯成中文。我們當初決定翻譯此書的時間是二○○五年底，譯者之一的李玉滿住在京都，因為翻譯中遇到許多歐洲文獻上的困難，曾想初稿完成後前往東京拜訪討論，並邀其為中文版寫序，想不到二○○六年九月作者不幸辭世，徒留遺憾。我們希望這本書能作一敲門磚，不但讓大家注意到這位學人在中世紀歷史研究上的貢獻，也讓我們有機會從一「東方的眼睛」去看西方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