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出版 asif book's blog

詹先生的序與書末附錄的〈台灣的出版產業結構出了什麼問題？〉遙遙呼應，書末附錄，是人稱出版界最懂數字的蘇公功力展現之一端。更不用說書中蘇公所提出的各個思索、線索、原則、公式，每一則都是千錘百鍊，只要你有料和它誠懇地對應，有心從它認真地思考。還有，雖然還沒拿到，但據說也是有一個故事的聯經總經理林載爵先生的序。 

這些都讓這本書充滿了一種溫馨的感覺，一種出版先行者（蘇公不願意我們用前輩的字眼）為後來者傳承的經營智慧的感覺。（起碼，我自己是越讀越進去，它真的有魔法，可以讓你隨著自己見解的進展，得到更多不同的東西，現在，我是辦公室裡「蘇語錄」最佳傳播者，因為在辦公室發生的事，我隨時可以抽一段蘇公的思索、線索、公式、原則，拿出來對應。☺） 

書出來後，我們還打算幫蘇公辦一個演講活動，講題保證可以對應現在的環境，也讓大家可以聚在一起聊聊天，為彼此加油打氣，歡迎大家參加，尤其若有人想要簽名書……:P ，我可以想法說服低調的蘇公，在這種場子犠牲一下。☺ 

最後是工商服務，蘇公新書的書名是《文化創意產業的思考技術──我的１２０道出版經營練習題》。 

抱歉，一個開場白還寫得落落長，那麼，就把詹先生的序貼在下面哦！ 

By 寄生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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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某一天，高砂紡織周家的兩位兄弟突然邀請我吃飯，席中他們拿出一張設計圖給我看，客氣地詢問我的意見，那是一家計畫中的大型書店平面規劃圖，地點就設在台北公館原來高砂紡織廠房預備改建的大樓裡。

兄弟當中的哥哥周正剛先生，我是通過遠流出版公司的王榮文有幸認識的，弟弟周傳芳先生則是通過哥哥而結識的。王榮文向我介紹周正剛先生是一位愛讀書的企業家，家族原有的高砂紡織至今仍是世界最有實力的燈芯絨與牛仔布的供應廠之一，然而他對日本社會的讀書風氣與豐富充實的大型書店特別推崇，工作之餘常愛帶著幹部往日本書店跑，他尤其喜歡東京車站前的「八重洲Book Center」，常常期盼台灣的出版界也能有相同的魄力，能打造和日本一樣明朗多彩的大型書店。也因為愛屋及烏，周家兄弟當時也成為許多出版家的友人，有時候還對出版者扮演私下協助和經濟紓困的角色。

沒想到他時常掛在嘴上的夢想，現在卻來到由他自己實踐與兌現的時刻。我看著那張設計圖裡理想遠大、面積驚人的新型書店，覺得有點目眩神迷，也不知說什麼才好，只好拿起鉛筆在角落圈了一個位置，說：「書店太大了，讀者逛累了要如何休息？不如在這裡開一家咖啡店吧？」這個想法，不用說，也不是什麼新鮮構想，日本書店不都是這麼做的嗎？

但我那時候只是在報社工作的一介小編輯，周家兄弟為什麼要這麼鄭重其事地請我吃飯呢？原來他們不只是為一個大書店的構想徵詢意見，他們還希望來邀我去為這家書店工作（那也許也是來自王榮文的推薦）。大書店對我當然是極具誘惑力的，但我幾天之前才答應了報社老闆的好意，決心遷到紐約去參加美國版的創建工作。

不料造化弄人，我在美國的工作並不如意，我內心充滿生涯選擇的困惑，第二年我就自覺不適合新聞工作而辭職了。回到台灣後，流浪徬徨了一陣子，最後我才接受亦師亦友的王榮文先生的邀約，來到遠流出版公司上班。此刻的遠流已經搬到高砂紡織改建的大樓裡，而當年周家兄弟讓我先睹為快的書店設計圖已經成了乾淨明亮的大書店，就在我的辦公室腳下，至於那個我倉皇用鉛筆圈下的位置，如今成了一間窗明几淨的咖啡店，從此我將每天坐在這裡讀書、寫作、聊天、面客，同樣的位子一坐就是八年，牆上幾乎要印出和達摩一樣的影子來。

書店並不是一開始就成功順利的，咖啡店和快餐店倒比較快賺了錢，當時負責經營的哥哥周正剛，有時也對書店營業規模成長的緩慢感到憂愁，咖啡店裡遇見了我，總要坐下來聊聊天，我也跟著胡亂出些主意。但周家兄弟可是劍及履及的企業家，不是自怨自艾的文人，他們是不斷尋求管理工具、尋找改進之道的現代化經理人；很快的，書店裡書籍的營業額陸續成長（咖啡店反而因為坐滿而成長減緩了），進而離開自己的地產，到其他地方開設新店，我看著他們開設重慶南路書街的「城中店」，開設台大周邊的「台大店」，再開設當時極具挑戰性的「忠孝店」（因為地租最高），「金石堂書店」不再只是企業家兄弟的文化夢想，它已經成為台灣讀書景觀裡重要的連鎖企業了。

台灣在此之前，不是沒有好的「大書店」，我年輕時代嚮往的台南「南一書局」、台中的「中央書局」、台北的「三民書局」可都是充實而豐富，曾經造福一個世代的認真好書店；也還有很多如今說名字沒人知道、在當時以較高折扣賣書、讓窮學生懷念的小書店，那是80年代以前的事。從80年代中起，更現代化、更企業化、更有零售業管理知識、更有能力服務現代社會的書店架構，就要由「金石堂書店」來領風騷了。

在目睹「金石堂書店」崛起的同時（還有機會在咖啡店裡聽到書店創辦人親自發音的「實況轉播」），我自己也正經歷著生涯裡的「出版學習之旅」。在出版社裡得到老闆王榮文先生的信任和支持，我正練習把自己所知道的半缸水經濟學（一種了解社會行為的知識）應用到正在快速變化的台灣社會裡。在幾個幸運成功的案子的庇蔭下，小出版社首先開始了雄心勃勃的人才延攬行動，因為我相信出版的力量與編輯人的創造能力密不可分（現在回頭看，這句話可能只對了一半，但當時對了一半也足夠打天下了）。我先把我的編輯師父周浩正先生請了來，又邀請了從前同事凃玉雲來和我一起做行銷（使編輯人的成果有較好的後盾），後來又爭取到剛從報社離開的陳雨航和蘇拾平，再後來又因緣際會結識年輕銳利的郝廣才，其他才從學校出來、如今在各地獨當一面的人才也有不少。

我懷念那個學習的年代，我懷念在餐桌上與這些同事朋友討論爭吵的年代，我們拒絕做自怨自艾的無能文人，我們擁有知識也追求知識，有知識的人應該是有力量的人。我們分析環境，我們提出方案，我們要結果。如果我們在周圍找不到可提供我們幫助的知識，我們就通過實踐與經驗「建構」知識。

但世界滾滾前進，我們找到方法，很快地就又失去了它（因為環境又變了），這就不得不讓我們追尋的理解必須回到更根本，找到事物的底層，以便能夠解釋更多的現象與變化，直到它成為一種類似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所說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為止。

當時和我在桌上辯論最多的同伴蘇拾平（我的經濟系同班同學），顯然是第一個企圖寫出這種「一般理論」的人，他的新書《文化創意產業的思考技術：我的120道出版經營練習題》，就想從現象推回到本質，看出某些出版業經營（以及廣泛適用的文化創意產業）的基本規律，讓思考者不只有能力看出一個狀態、提出一個方案，而是有能力面對各種狀態，提出各種方案，包括我們今天還不曾面對的問題在內。

回到本質的思考力量是驚人的，最近「金石堂書店」爆發了與出版社結帳方式的爭議風波，媒體與一般的討論都流於情緒（小出版社趁機想表達多年的委屈）與八卦（把大型企業描寫成「邪惡帝國」是聳動而便宜的事），但蘇拾平在書中的一篇訪問稿就讓我看到完全不一樣的清晰分析。他從台灣圖書長期的「過度供給」（over supply）解釋出版業行之有年的「月結制」為什麼最後會失靈，「金石堂書店」的保留款與票期延長，很大部分來自於這樣的結構性因素（當然也有部分管理因素），而非出於對出版社的惡意。如果出版社明白這是模式與結構的選擇，就不會選擇一種抱怨、對抗或報復的姿態，可能願意與金石堂共同尋找一種更好也更久長的解決之道。金石堂當然也一樣，如果對出版社與媒體的怨懟與批評，產生一種受傷的情緒，決定要把更大的通路力量拿來報復個別出版社，這也是沒有看到雜音底下的真相。

蘇拾平的新書也有點讓我慚愧，我對25年來台灣出版業的現場目擊和分析反省，顯然是缺少整理與貢獻的熱情。此刻我有了客觀的立場（我已經從出版行業裡退休了），卻反而有心無力，但在蘇拾平新書之後，也許我該重新想一想，是否先寫那篇被我擱置多年的《論庫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