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認今天在家睡到中午。剛起床，就看到鄰居阿姨在跟我媽聊天。鄰居阿姨說：欸，你們系剛剛上電視了耶。我很慘淡地笑了一下。「說什麼那個帶隊的老師放學生在那邊不管」，她說。「我覺得那太偏激了...哪有人這樣的」，我媽接著說。幸好我剛睡醒還迷迷糊糊的，腿很沈重，連在心裡罵髒話的力氣都沒有了。一覺醒來發現自己活在Stepford Wives的美滿生活裡，會讓人以為自己在作另一個惡夢。
我非常懶散地吃飯、穿衣，窗外雨下個不停。出門先搭車去配眼鏡，因為我的眼鏡在昨天為了言論自由慷慨捐軀...。在眼鏡行試戴了一副又一副，弄的我都暈了。以至於當店員幫我驗光，問我會不會不舒服時，我一點也分不出來到底是自己在暈，還是眼鏡的關係。
傍晚又到了自由廣場，又是滂沱大雨，雨水循著毛細現象浸濕我的褲管。我在左側帳篷邊覓得一個位置，旁邊坐著政大的研究生。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聽許多人輪流上前說話。不斷有人穿梭在帳篷內外，遞給大家吃的喝的，還有毛巾與暖暖包。我拿了一個包子，順便問我左手邊的阿姨要不要吃。結果阿姨的話匣子一開不可收拾，硬是拉著我說了大概有一世紀那麼長的話，其中有80%的內容是重覆的。（害我沒時間跟可愛的政大研究生聊天，唉，廣場之戀美夢破滅。）
老實說，也許大家都又溼又累，主持人有點無力，上前講話的人都有點無聊。比較有趣的應該是何東洪老師。稍早似乎有人開了一些玩笑，想讓大家放輕鬆吃晚餐，結果引起一些同學的不滿，覺得這樣好像讓人以為我們是來廣場野餐的。開玩笑的同學立即向大家道歉，說明自己沒有輕慢之意。何東洪於是上前說了一段野百合學運的小插曲：當年野百合學運，兩萬大學生到了廣場，大家也不知道要做什麼打發時間。有群學音樂的學生被活動訴求感動，想上台演奏弦樂四重奏給大家聽。弦一拉下，有人立刻衝上台將麥克風線拉掉。「我們不是來聽這種巴洛克式、資產階級的音樂的」，他說。場面瞬間凍僵，弦樂四重奏只好尷尬下台。「早知道就叫他們演奏國際歌就好了嘛」，後來有幹部這麼說。（誰知十幾年後，連國際歌都充滿爭議。）
何說，他覺得台灣的社運界長期以來都太ㄐ一ㄥ了，大家忘了社運是需要身體的、是需要美學的。只是，我感覺何老師的預言在隨後學生輪流上前發表感想時又無奈地重現了。
幾個上前說話的同學都強調我們跟「暴徒」不一樣，因為我們有「理性」，我們多「和平」。問題是，他們口中的理性並不等同於「同情的理解」。
當昨天下午我體驗到國家機器的暴力，同時，也發現自己體內可以有如此爆裂的憤怒。假如昨天警察對我身旁的同學開打，我絕對會立即反擊回去。並非我不信仰愛與和平，而是正因為此刻我們懷抱著巨大的熱情，相對地，我們也有能力產生同樣巨大的憤怒。我覺得承認自己的情緒並不可恥，恰是如此，我們才能設身處地理解那些以肉身抵禦警棍盾牌的人們，他們心裡的悲痛絕不亞於身上的痛楚。
當然為了使活動的訴求不被模糊化，而將自己與「那些暴徒」劃清界線也許是對的。但我仍想說：純潔天真的光環很好用，但它有時會妨礙我們更誠實地面對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