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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處，倘若我們能在語言上彼此公開確認或私下共認自己與某些人不是同一國的，這個認知依據就會乘著語言政治的結構型塑與此相關的政治形貌。政治認識與操作的對象多半以社會範疇為主要層次，而社會範疇的界線在巨觀場域裡便完全由流通訊息所決定。是以我們在觀察政治時，對語言與訊息本身的分析能具備詮釋價值。

在集權國家的第一階段裡，政治語言或公共論述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疏離性；而在第二階段，具有公民身份的個人會從他人或自己之處不斷接收到不可疏離的指令。這或許可以由戰爭的古典與近代狀態，亦即貴族權爭與國家總體戰的區別來加以比擬詮釋。在歷史上，隨著現代國家形式與總體戰而來的是集權國家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裡，國家明確地塑造論述生產的中心，對支持者提供的論述協助以引用來源與教義鞏固核心為主要形式。具有主動生產能力的個體會不斷往權力的中心場域流動，這並不代表只有一個權力核心；而是指語言霸權雙方所形成的鬥爭場域而言。當然在這個層次上，雙方的語言也同樣存在陣地與戰線的問題意識。

然而在集權國家的第二階段，首先彰顯的是語言霸權裡隨制語言生產的民主化。在現象發生時仰望語言核心等待發聲的模式已顯得有點過時，一方面是因為現象萌生的速度太快，支持語言霸權時開始必須自主生產論述；二方面是因為對於現象的各方論斷因此生產得太快，導致個體論述的防衛功能也必須以隨時自我更新來維護所致。在此之後，是主動性侍從團體的產生。在相對獨立的發展之後，這類團體儘管在政治上有明確的偏好，但在思考的層次上也同時自我獨立出另一個政治層次；美其名為草根或獨立思考的政治，實則為語言場域裡非國家也非公民社會的分眾型國家學。其中不可明說的，則是在相對獨立於國內普遍政治場域的基礎上，仍將國家整體視為慾望對象的論述型態矛盾。國家在此有了不同的意含，近似於中國傳統中精英團體所論述的天下。這是一種普遍道德模式的想像，在傳統中曾存在於知識分子階層的倫理論述，而今在知識民主化的動力之下也散佈至知識分子階層之外，然而視其與一般大眾的關係，仍殘留著包括知識象徵崇拜、導師道成肉身等等傳統運作特質。

其後是政治精英的反向操作。政治精英階層儘管作為一種數千年以來所有文明皆可辨識出對應團體的類屬，然而個體精英卻必須出身自其所處時代的知識狀態之中。由此汲取操作手段的結果，便是在民主時代全民普選所造成的權力分佈幻象之下，實際上我們仍維持著貴族階層或士紳階級的多層權力結構。此處較為弔詭的是，在普選幻象裡所打開的結構貫通性，正賦予這些階層與普遍人民之間的溝通必要性降低，獲取更多得以秘密會社型態運作的機會。選舉政治結構的透明化指令與政治精英團體的自我隱沒趨向同時運作的結果，反而導致權力位置分配型態進一步集中於精英團體之間。另一個弔詭是，在有限的直接溝通之外，同時存在著這些團體於媒體上假稱為內幕或訊息佈達的間接傳達模式，加強了人民對其產生意象性認知。也就是說，儘管我們與這些團體的溝通機會變少了，然而這個集中型態的意象卻因此更加確立，成為當代政治最為透明的秘密之一。

我們必須理解到，以語言為基礎的政治結構，絕非意味著政治場域的決定性因素僅只剩下語言而已。這樣的推論結果僅僅存在於偏頗的知識分子囈語以及仍由普遍範疇為政治分析基礎的傳統論述之中。事實上，集權國家的第二階段正是不偏不倚地植基於這些認知底蘊之上，同時又以最原始的利益旨趣為動力，所推展出來的政治形貌。在這個階段裡，由於廣為接受的擬國家幻象四處存在，其間的論述型態矛盾又少人在意，這個隱沒分裂的存在導致如今我們的國度裡不再只有一個集權國家，而是數個第一階段集權國家的集合。多種集權體制的結合，非但無法賦予這個社會以多音繁複的論述效果，所呈現的景象，只是眾多深溝巨壘的陣地以及其間飽經戰火的荒原。

我們在當下稱之為國家，並不停呼籲要改善或團結的，便是這樣一個政治場域。需要重申的是，這裡所提到的語言操作型態都並不新穎。所謂集權國家的階段論，並非一種斷代性的歷史指稱，而是指明在歷史的進程裡，在權力場域中彼此有所差異的兩種重力流動型態。受侍從團體的存在所賜，作為傳統政治分野的國家代表，政府所需要統治的範圍大大縮小了。所謂意識形態的詮釋權爭奪範圍，也縮小至將自己稱為公民社會而偽裝成大眾的精英團體之間。原本由政黨所佔據的政治層次，由於針對政黨的規範與倫理限制不斷在民主體制的歷史中累積，導致不願受此限制的政治意見，便以更為獨立而外於正式規範的人民團體作為自身的制度身份，並依此進行類政黨的政治活動。而當政黨還自限於傳統制度節點的權力位置之上時，精英團體又可以作為人民代表，於是在政治場域的各個層級都取得更為有利的戰略位置。

集權國家的第二階段於焉誕生。在這個階段，意識形態的歷史地位不再應由執政者或少數權力核心所掌握，而是由相對多數的政治精英以擬仿第一階段集權意識形態的方式逕行奪權，而傳統制度政治裡權力位置所具備的制度修整意涵也全告抽空。從一方面看，或許正如這些精英以及其下的意見領袖所宣稱，存在著一種權力下放的軌跡；另一方面，這也毫無疑問地是政治精英面對全面民主化的幻象及其實踐之間存在的巨大鴻溝時，所發明出來維護自身權力的手法之一。對於人民——假設如今還有這個範疇存在——，這個階段所造成最嚴重的效果，即是政治極端意識形態和政治精英避開制度修整而持續固化，以及民主化進程所生產出來的制度，由於所有位置盡告抽空，以及掌權型態調整的公開秘密，反而讓權力位置在民主化的幻象中不斷遠離人民。

類似的幻象在各個層次展開。言必稱我們的精英團體，實際上卻正在依其意旨讓我們分裂出不同的我們，而在指稱我們時，其意涵便在兩種我們的符指之間跳躍。由於精英團體掌握的權力，這個現象讓我們在自我指稱時，同時也不斷提及在我們之外尚未歸入的人們。我們傾向解決這個矛盾，但解決的方案卻被有意導向除強硬說服他者與排斥他方觀點外別無方案的情勢。於是諸多集權體制的組合，在一個制度權力掏空的國家，反而更能鞏固既有政治界線之內的統治情勢。權力位置儘管在許多意義上被掏空，但卻成為政治鬥爭中不可或缺的戰術裝置。由於業已掏空的位置比起政治理念得以著力的意義更大，於是制度更新的機會便不斷遲滯，甚至連政治革新本身的意義都被削弱至最低。

而正是我們自己透過各式各樣，積極或消極的行動與不行動，合作出集權體制的最新型態。在我們之內產生了微型的集權體制；在我們之外則衍生出有機的互動形構，保證集權國家的效應在人民身上自我實踐。此處民主是唯一的謊言；在這個謊言之下，一切未來的歷史正不斷超越我們而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