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corena

仔細想想，在部落格裡一切關於公共政策的討論，其實與我的身份都有矛盾。因為我是讀社會學的研究生。

從社會學來討論公共政策，從開始就註定會是一條毫無建樹的路。

回到初始，社會學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社會的穩定進步而服務。馬克思採取預言式的革命策略企圖讓社會顛覆自身自不待言，韋伯痛責當代政黨民主政治，預言科層組織宰制社會的命運；對齊穆爾而言，所有社會現象不過體現了人類結構位置的自我所需；而對社會重組最盡心的涂爾幹，所開創的實證主義理路，並沒有為當下的我們帶來太多好結果，反而成就了一個忽視殘餘與理性至上的工具理性社會，在像台灣這樣的第三世界社會裡，所造成的且是僅僅在意數據和去政治化趨向的嚴重後果。

若非（所幸）理性社會僅只是一個永遠不可能完成的志業，社會學其實從不存在任何正面建設的潛力。我們的訓練裡最值得珍視的元素，在於批評，而從不是如何主宰與壟斷。

然而看不到盡頭的批評志業，就像其它一切被賦予絕對性的價值一般，最後必然敗壞自我所在的場域。事實上，百多年來，我們不斷地在自我敗壞的深淵中向下直墜。我們在每個階段提出新的批評，卻一直無能見到自己提出的批評手法啟發了下一步的反動修辭。由於自身影響力的擴張，社會學已經從反省身處現實的角色逐步成為啟動反動言論的作手。

我們且樂於也精於癱瘓自身的行動能力。這並非某種巨大反動陰謀的成果，而是我們清醒自覺的成果。每一個對現狀的批評都是基於長久以來累積的分析與詮釋知識，批評持續地啟發與回溯這類知識，只不過，或許因為我們所累積的知識過於龐大，導致自己身處的社會難以掌握分析的內涵。建基於此上的任何清晰建議，因此都是荒謬可笑的謊言。儘管我們曾經發展出「階段性任務」、「目的與手段理性」等等實踐工具，不斷嘗試介入社會，一旦將結論交付社會實踐時，我們便可發現內裡一切精確意涵盡告失落，僅存者只是得藉以累積政治場域裡各種資本的粗略輪廓。

社會學批評在此處，從未發展出任何真正看來有效的實踐細則。也就是說，在當前的知識能力下，倘若我們有心停止自身對社會的危害，就必須暫停一切介入的野心，首先考慮與社會秩序中的角色責任決裂。


批判的認識與道德困境

批評絕非只是任意評斷，批評倫理的發展，也是觀察對話情境成熟度的重要指標。只是，無論知識如何發展，倫理如何完備，在日常對話情境裡所發生的一切事務，永遠無法純淨地在規範框架內產生。若有人如此宣稱，我們可以發現，其所生產的批評必然包含了大量的隱瞞和矯飾。其指責的敗德對象與使用的論述，也必然無理可循。這便是傳統道德的操作樣態。道德一直是以批評者的角度入侵社會各個層次。在自己設定的規範之內假意自我設限的結果，便是一般所稱的內爆，或總之是宿命性的自我崩潰。這種崩潰力道之強大，導致道德持有者必須積極動用一切權力資源加以鞏固，而鞏固的行動也終將失效。但若我們只是聚焦在道德體系的不停崩潰而無法清楚認識到這點，便很容易會產生出過於簡化的強者邏輯，即，社會的一切規範構架乃必然屬於虛無，而其中所有行動者皆只能以彼此傾軋來獲取短期的利益。此處產出直接的悖論，即每人都必須認識到自身利益為道德最優先法則，但在社會構架裡我們所採取的行動，卻共同導致短期之後利益的必然喪失。

批評應盡可能避免為自我服務。看來是藉以自清的大言宣稱，其實宣示的是對於高度誘惑的抵禦姿態。當我們基於自身的利益、位置乃至於認同來進行批評，所完成的不只是相對無效的批評力道，更重要的是，這類操作協助構建起一個以個人立場為基礎的溝通場域，直接導致溝通的不可能性大幅擴張。當然這種邏輯遠非全面有效。在許多時候，由於溝通各方的利益在同一個層面上有所衝突，某種與自我直接相關利益的優先性必須公開討論。這裡所存在的問題，是自我與溝通無法相容的經典難題。若要降低這樣的相斥潛能，所有在溝通場域裡提出的個人堅持，其絕對性必須被較為鬆動的優先性概念所取代。在某處得以具備優先性的價值，在其他現象裡則必須賦予重新評估的可能性。任何刻意並全面排擠他人立場的發言，在此皆直接反對溝通一事，唯有宣傳技巧與錯置的語言才可能堅持這種語言的溝通性質。

雖然如此，批評並不全等於溝通語言。完全基於個人位置與認識的批評，並不具有存在的矛盾，所具有的僅是自外於溝通場景的向量而已。在實踐上，任何對這些屬性的混用都會造成重要缺憾：在溝通場域裡使用極端自我的表述；針對公共利益提出某種絕對性價值拒絕進一步詮釋等等。當然，這類批評手法在實際應用上會更為複雜。例如混用影射和聯想的文宣手法、過度引申的全稱性詮釋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這裡提及的，是以「個人在行動中貫徹同一種原則」為前提的情況。在台灣的批評情境裡，常可見到大言不慚地設定毫無真實性的道德標準，惟其等到認同夥伴違反，又多方巧辯乃至自我反覆以求為其脫罪（或為自身的道德陣營內聚力求取實質上已告消失的合理性）。這兩種行動本身與批評皆無關，以社會學的角度，是一種應被置放在一起觀看的行為組合。我們既不應強加一種過度的道德標準，事後依敵我判別來決定違反標準的是非，更加無謂。

這事實上涉及批評的道德困境。因為在當代的社會議題裡，無論基於何種知識能力或社會權力位置，我們注意的現象層面總是低於知識—譬如社會學—所必須達到的基本高度。而社會學者的存在，不僅未向社會提示這種高度，反而不停自我淪落到不知知識累積何在的個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僅存公共性質，與一般公民相比，既未展現任何特出的能耐，卻又享有特殊的地位。這個現象所癱瘓的，不只知識本身，同時也是輿論領域裡知識本應具備的可能性，另外更促使一切財富和權力等社經地位元素超越知識，獲得高度的普遍合法性。


消極與積極的自我癱瘓

藉由中產階級分化他者與內部彼此分劃的趨力，在其中具有足夠能力進行文字批評的群體不斷擴張的現象，卻反而造成批評與溝通場域的不斷自我癱瘓；而毫不嚴謹地使用各類語彙概念導致泛濫，也進一步解消了諸多相關符號的語言有效性。

在這裡，由於視野間彼此相對的敵意，導致大部分的動能都被導向完成或消解敵意的不必要浪費。而更大的浪費在於自我守護：當批評被用於鞏固單一場域自我分裂—譬如政黨政治—的戲局時，在彼此間層層疊起的壁壘，只不過強化了壁壘後方潛藏利益的相對合法性。驅動這類利益的價值內涵，必須在構築批評壁壘時優先考量。因為無論何種戲局，在背後驅動的價值決定了整場戲局的立基點。批評者為何種價值服務，則必須是我們評斷動能是否浪擲，批評是否產生效用的基本因素。

或許也是因為許多戲局的利益相關者早已認識到這點，不少業已大幅失去存在合理性的價值，在當代以宗教教義之姿重新呈現。依信仰所驅動的知識，在中古歐陸或許造成了宏大的神學辯證構圖，然而現代政治意識形態卻懂得避開一切辯駁，直奪宗教第一序理據的戰略高位，直接駕馭原也無能對第一序理據進行反省的知識場域。操作者更進一步透過社會具備多重信仰的機會，強調敵我意識，將知識的批判力量轉向自身，阻礙知識最重要也最艱困的反省事業。這表現為知識場域裡產生的論述，在表現上趨向淺薄浮泛、在政治認識上不停聚焦於權力技術議論，在體制上不斷自我改組為單面向宣傳機器的現象。在知識的自我癱瘓裡，構建其論述權力基礎的各方，並不會因為自我矛盾而趨向內爆，反而因為彼此共享同樣的矛盾與錯置，而逐步被迫建立對立並共生的關係。由於這些場域的基礎價值與知識幾乎毫無關聯，知識的衰弱於是也代表了背後驅動利益的極大化。

知識既已失去反省能力，便只能依據其所植基的價值利益向前/向內部自我衝撞。以往具備啟發社會作用的知識場域，如今大幅度淪落成毫無意義的相對耳語—其實更像是單義的自語呢喃。知識所欲達成的目標，已非某種共同的願景。如今所有價值都具有分裂的多重意涵，論述各方隨時都可能在其上從協力並進轉而針鋒相對，而其中的趨力，已非求知的明辨精神。舉例而言，普世價值的模糊狀態，以往是集結知識使用者的黏著劑，如今已是各種論述恣行詮釋以累積利益的空虛符徵。這類結構性的癱瘓，其作用對象不僅知識本身，同時也建基於知識的失能而進一步癱瘓了歷史變革的動力。

而這卻正是知識急於介入社會的後果。知識場域並非完全為受過嚴謹訓練的專業者所有。當知識分子在起初為了某種隱密的願景，散佈輕便化約的論述企圖驅動社會時，社會同時也以天真的態度吸收了這些論述，以往佔有社會各種權力位置的操作者，也很自然地將其挪為己用。相應地，社會裡不斷萌生的利益戲局更進一步吸引了作為公民的知識使用者，讓這些使用者（無論是訓練過的知識分子與否）為了各自的論述信仰核心彼此無盡地消耗。知識分子自此再也不在知識權力場域裡佔有高位。


角色責任與決裂

知識介入社會的成果如此，至少在社會學裡，倘若我們無法自我證明與社會的距離，至少必須與批評場域保持一定的隔閡。由於不斷發展的知識無法即時滲透社會達成共識，過快過急地採用知識介入的方案，在當下必然導致在認識上與現實巨大的落差，以及在操作上難以遏止的浮面化慣性。我們必須盡可能體認這樣的落差，經由重新省視，在裂痕上構築更具效力的溝通管道，而非單純視而不見。

這裡所提的決裂，並非全面性的自我孤立於社會之外，也非知識傳統中所謂與社會保持批評的距離，而首先是與自身過往舊策略的決裂。因此在這裡我們不考慮徹底自絕於外的想法，也不認定知識分子具備某種超然塵世的想像位置。必須認識到，如今知識所面臨的危機，追本溯源，幾乎完全須由知識場域內的傳統行動者負責。具備知識能力的行動者，如今必須不斷反省自身場域背後的價值利益以及所信仰的第一序理據。

這其中，依我所知，對相關知識能力最為熟悉的社會學人無法卸責，難辭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