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corena

當這篇文章寫完的時候，我本來是非常希望有夠多人決定在週末動身投票，並把政黨票投給綠黨。

然而投票行為只是複雜社會裡一個極小又無足輕重的碎片。而一切投票行為，包括投與不投，行為本身雖會在社會裡產生一定的影響作用，分析者們也會對各種行為進行分析，而公開或私下的分析結果又會進一步影響社會輿論、個人政治態度和政黨接下來的作為。這裡面可能產生作用的詮釋、再現、傳達和更進一步的歷史與文化的元素，都遠遠脫出個體投票者所能掌握的範圍。

台灣的政治場域，基本上就是知識分子活躍的場域。除了投票行為之外，無論是社區組織、議題倡導、媒體生產、言論型塑等等，無時無刻不見知識分子的身影。

於是當某些人恰好在選舉時提出知識份子的存有問題，認定知識分子理應具備（面對整個社會的）責任或使命感，卻又將「是否提出明確的解決之道」視為判斷知識份子缺席與否的標準時，便製造了一個戲劇性的矛盾效果，將知識與社會的關係徹底地概括標定為工具性的功利效能關係，並且刻意無視於既有的知識分子活躍情況，藉以轉渡自己特定價值的需求。根據當代社會基本架構中自動分工的性質，這種意識更協助型塑出一種風俗：在選舉時拉出知名知識分子背書，和一批習於在政治議題中發聲的知識分子，以及一群想要看到這些現象的群眾，和一個除了這類知識分子之外便對知識一無所知的社會。行動精英願意這麼做，群眾願意吃下這套，在行動上表現為無可奈何的限制，正意味著這是社會結構裡存在的現象。而今天知識界若不至少具備對類似現象提出觀察的自我要求，並將所謂改造社會的使命至少定在這個層次以上，所謂知識分子實踐的價值，不過是擂起一陣空泛無迴響的鼓聲，在政治實踐上，太多知識分子也早已看清自己在各種行動中跨出知識界，進行著無非是有意識的勞動者的工作。談知識分子的消失，與其談在檯面上名人身影的匱乏，不如更進一步看見實踐場域裡知識本身無所措手足的失能真相。這樣一來至少我們能不再把知識自動擺到社會最崇高的上層地位，而能更踏實地檢視在當下的社會實踐裡知識與知識分子的的狀況，擴大批評的視野。

回到工具性質，許多人或多或少地提到葛蘭西的「有機知識分子」概念並以此自許。我對葛蘭西的觀點並不算熟，在我的認知裡，所謂有機知識分子，是相對於為傳統政治社會組織（所謂國家）服務的傳統知識分子，分佈在各種私人組織（所謂市民社會）裡，積極認知自身處於主宰意識形態的現實，並在為各組織所用的同時在所處社群積極扎根，培養意識，並實踐對抗主宰意識形態的工作。若我們的志向在此，則知識分子的工具性顯然可見，與主宰意識形態的親近性無法否認，而這些尚且是他們的社會實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當涉獵廣大的社會敘事做出來了之後，有機知識分子們實際說的話，做的事，型塑與跟隨的社會知識基礎又是什麼？

當有機知識分子所想的所做的不符合我們對價值的看法，我們是否就撇開不看？

當我們對價值的堅持，為了與其他有機知識分子取得調和而不斷退縮，我們藉以維護自身價值一致性的知識基底又是什麼？

當彼此之間共享「抵抗霸權宰制」的敘事被拆碎，對於「抵抗」、「霸權」、「宰制」的定義、對象和意識都徹底不同時，無論有機或傳統的知識分子，有什麼結構上的必然性導致他們不是互相抵銷，而能彼此合作？我並不清楚。證諸台灣的現象，在反抗霸權的可能性上，有機與傳統的知識分子之間並沒有明顯的分野，而為宰制意識形態以及為體制所用的狀態，也沒有特別在哪種知識分子類型之間引發普遍的抵抗行動。或許葛蘭西的理論目的並不止於詮釋而更是希望能喚起「為體制所用不一定便只能受體制役使」的意識，然而在台灣，也不見太多人引發這個層次的議論，反倒多半肯認參與即服從的總體意識型態。

接著必須討論實際出現的論述。在這篇文章裡，邱天助認為行動是知識分子脫出缺席狀態（缺乏社會使命感的理論構作生活）的出口。在這篇文章裡，相當程度地將知識分子的範圍限於大學教師，並未碰觸到有機知識分子的論題。在學科上也限於自己所處的社會學界，在這樣的前提下，邱文對於社會學界從業者的道德要求呼之欲出：在簡單的論述裡，將道德提昇到役使從業者的體制與意識形態之上。或許這確是形成有機知識分子的有效勸導，因為除了共同的道德之外，其實我們看不到有什麼結構性乃至只是集體層次的動力讓一個知識分子自然趨向「有機化」。然而在勸導時，邱文並沒有提出比道德更多的因素，告訴我們基於什麼樣的社會事實或學界成員的特殊位置，因而社會學者能做些什麼。至少，「鮮明地站在社會底層或被壓制的這一邊」這樣的態度，並不因為社會位置的不同而有能做或不能做的分別。倘若邱文本來所要呼求的就是普世層次的道德，我也不認為這篇文章在普世層次的行動者匱乏狀態上有提出什麼分析。

而在翟本瑞接續回應的文章裡，承繼了邱文的限制，進一步提出（或退縮至）社會學界裡公共議題論述場域缺乏的問題，開始處理社會學者的位置。翟文表示，例如在寒流造成台灣多人凍死的事件，便是可能的切入點：而當下的問題，包括「Ｍ型社會來臨、貧富差距擴大、少子化、全球化、產業發展、社會運動、選舉文化、農村問題、家庭結構變遷等等」，也都是社會學界熟稔的討論題目。然而上述所有問題，在這些學者欲呼求其他學者們參與的政治場域裡，豈不都只在最表淺的層次上就形成尖銳的論述對壘？這種對壘的情勢，以及廣泛被接受的程度，不也正是一開始社會學者乃至其他場域學者們失去傳統權威地位的表徵？在這點上，邱文與翟文一致地，仍然認為學術從業者在社會裡依舊站在知識的戰略高位。這實際上直接牴觸了有機知識分子相對於傳統體制權威的存在狀態，某種程度上，就西方社會實踐傳統而言，不得不說是倒回到知識分子作為人民代表集團的古老左派理念，就東亞社會實踐傳統而言，也尚未脫離知識分子作為與普羅大眾疏離的指導者的想像。套裝的理論或仍可辯駁，然而這樣的想像，卻顯然是無法應付有機知識分子概念裡，宰制體制與意識形態早已遍佈社會全體，以及知識分子的行動必須自知處於此宰制體制內，此類相對進步的洞見。甚至，在邱文與翟文中對於發言和參與的素樸要求，其中並無跡象顯示對於這種缺席現象的結構性理解，無論是意識形態或體制問題，除了提及相對窄淺的學術機構要求（而學者距離起而反抗這個桎梏不是只有一步之遙嗎）外，兩位學者並未提及知識與知識分子在台灣社會體制裡究竟處在什麼樣的位置，僅提及一步之遙的發言與態度，卻並未對這一步所代表的結構意含以及限制多加著墨。然而後者卻顯然正是社會學詮釋更應該要戮力型塑的洞見。

事實上，這個洞見的缺席，可能正是知識在當下台灣社會處境的有效表徵。如上所述，在政治裡從未真正缺乏知識分子的參與，而，在知識分子參與之處，缺乏對於知識的一致態度；在知識討論密集的學術領域裡，卻又缺乏知識分子的參與效果。在台灣的社會，我並不認為這些缺乏是由於知識分子的無知，或知識的力有未逮；相對的，如同我自己一直以來對政治著重的思考，就是在巨量氾濫的資訊下，政治團體（不可忘記這也是知識分子群聚之處）如何透過論述操作來導引、協助或封鎖進一步語言空間的問題。過去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在知識分子公開的操作下，毫無思辨可言的論述一樣能透過氾濫與對立行動的相輔相成來達成政黨弱化人民溝通能量的效果。而相較於人民彼此溝通，這種情況也顯然對於政治團體獲取認同利益有極大的助力。而這種操作下，或可稱之為副作用的，就是長期浸淫於知識溝通、理解、拓展和同理中的知識分子們，尤其是學院學者們，無力以自身的社會位置與生涯累積來發言。只因為最表淺而粗陋的論述佔據了政治論述的高位，導致知識的問題在狹隘的語言空間裡無所措手足，以數十年的知識訓練與累積，尚且只能呼求極端簡略的行動。

於是，在知識分子的角度，與其懷疑有什麼缺席了，不如重新看待究竟自己想要知識分子，或知識本身，在什麼地方，產生什麼效果？而如果這些考慮都不包括除了單純行動之外的解析，那麼就僅是對普遍公民的期許，除了多少反諷自以為知識分子的人們之外，恐怕也無必要再把這類呼求拉到知識場域這麼狹隘的層次上。就算是「向自己人呼籲」，也應該讓呼籲的內容更為清晰，特別是以社會學的角度，談論廣泛社會層面的問題，又談到社會學者的缺席，我不認為這些基本要求會屬於令人乏力的後設理論構作。

對於學術從業者而言，或許當下政治的表淺爭端令人滯悶，或許在其他場域裡同為知識分子的友伴與故人讓人軟弱不願批評。然而在這些情緒與態度的問題之後，仍然存在更深廣而可能詳細詮釋分析的因素。若惋惜知識的缺席，行動者的眼界早該超越一步之遙的距離，否則知識分子扣掉公民身份之後，又有多少能供他人使用的剩餘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