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corena

對話不易操作。就算啟動對話的人有再多的熱誠，付出再多心血，也沒有理由去預期某種必然的效果。

這樣說來，暴露自己的生命史似乎不是好方式？我反對。我贊成重新檢視生命史的意義，就算極度簡化到只剩下二元認同的空間，光是血緣或生殖關係的布告顯然仍不足夠；暴露人生所有的細節資料，只不過給予意識形態自我完善固結而非解消的機會。儘管如此，我仍相信還有說的價值。

那麼，我是一個想要啟動對話的人嗎？並不是。我只會跳進別人設定好的言論場域，攫取我所要的，然後拋下一切離開。離開得多了，就像是一連串不斷經歷微小死亡的過程。好萊塢認為人死之前自己的一生會在眼前閃過；我猜想，若死去的只是一部份，或許有所相關的斷片也會在死去之時奮起，然後淡出。

我的父母都是外省父親與本省母親的結晶，兩個人都精通各自父母的語言。台灣並未像南美那樣為不同的血統比例取名，這讓我在大學才第一次接觸到的政治四大族群論裡，只是因為不願自認，便成為一種無名的混血（至於當下的國族認同論？）。親人對自身生命史的隱諱，讓我不曾聽聞過家族與台灣族群政治事件的關聯。唯一受到津津樂道的，是某年席捲台灣的強颱下（八七水災？），當時祖父正因公務出門在外，花蓮老家的屋頂被吹翻，隔鄰的本省家庭穿過牆上的洞，一個一個從我祖母手中接過她的孩子去避難的故事。

1. 中產階級

父親是深澳發電廠的員工，於是家人便居住在與漁村比鄰的宿舍區。雖說比鄰，其實是一片建在山坡上的封閉社區，與基隆山坡上的九份遙遙相對。房舍皆是台灣早期的水泥建築，宿舍區裡有幼稚園、游泳池、網球場、娛樂用的中山堂和醫務室、理髮部、圖書室等等設施。山丘內部早已被鄰近的建基煤礦坑道掏空，上山的柏油路曾經幾次塌陷。

從半山腰向上，是等級不同的居住房舍。分為乙等、丙等...甲等宿舍只有一棟，平時沒有人居住，供來訪貴賓使用。山頂是兩層樓的廠長居所。廠內員工眷屬向山頂逐步搬遷，就代表家中電廠員工的升遷。這裡的家長多半是男性員工，女性則多半是家庭主婦；絕大多數的成年員工都已成家，山腰上也有聚居式的單身宿舍。一般而言員工都保持朝九晚五的工作形態，三班制的值班人員是少數，每年度的大修期間則是全體動員的長期不休假，算是宿舍區的大事。

每天早上，小學生由電廠派車，路經濱海公路，送往十五分鐘車程外的八斗國小上課。然後是十點半派往附近菜市場的買菜車，晚上小學生由原車送回。除此之外只有遙遠山腳半小時一班的客運通往基隆。這個地方除了山下公路旁員工常去的便當店和早餐店外幾乎沒有餐廳，家家都會用宿舍配備的流理台和電爐煮飯。四點半左右開始到處飄出飯菜的香味，陽台上會傳來各家主婦呼喚吃飯的聲音。

直到很晚，我才知道八斗子曾是台灣漁獲量數一數二的大港。但是在漁村邊的學校裡，擁有相對穩定家計的台電員工子弟卻是明顯有較好經濟地位的一群。望海巷的小港口旁少數蓋起漂亮房子的漁家，我們會私下傳述那都是透過走私而來的財源。學校福利社沒有昂貴的消費品讓大家比較財富，頂多能買一瓶橘子汽水彼此炫耀殘留在舌苔上的鮮亮染料；每隔一陣子，海關會運來整船整船沒入的糖果餅乾，傾倒在八斗子垃圾掩埋場邊，望海巷的同學就會用垃圾袋包來學校分給大家吃。我們都知道同學來自各個不同的地方，有些住在水泥房裡，有些住在附近柏油屋頂的磚石平房，家裡可能連電話都無力負擔。學校裡的孩子仍然玩在一起，記憶裡也沒有不准說台語之類的怪異指令，連主任在朝會都常用台語發言。只有一次，我跟同學興高采烈地談論等了好久終於有親戚買給我腳踏車做生日禮物，他帶著僵硬的表情聽了許久，最後嘆了一口氣說：「恁叨好野人啊」。

從此之後，我就不再在同學面前提起與錢有關的事情。

2. 異性戀霸權

國中時期我以超低的數學分數考進基隆某國中的數理資優班，以更低的數理分數和排名飄過三年。進入都市生活對我衝擊很深。畢竟是直到小六，我才因為受到老師獎賞，與其他同學帶到基隆街頭逛到晚上。我還記得基隆的霓虹燈讓我暈眩不已，最大的何嘉仁和金石堂書店則像是明亮的聖殿。上了國中，同學多數來自市區，其中不乏習於優裕生活的都市中產階級。相較之下，我的背景反而讓我感到輕鬆自在。

如此過了三年，我放棄省中聯招，考上台北的高中，跌破所有人的眼鏡。高二和家裡大吵一架，填了文組分班。在男校裡文組不但弱勢，還是三教九流聚集之地。我在班上最好的朋友，便是同志、EVA迷、魔法牌同好之類不事生產的種族。我第一次知道有同志這種分類，起初覺得也沒什麼，等到朋友之間談論同志在家庭裡受到的壓迫和出櫃的種種問題才讓我深受震撼。我完全不能理解為何單純的身分問題會是衝突的根源，或自我壓抑的原因；於是著手尋找當時在台北開始大量浮現的各種女性主義和同志出版品當作課餘讀物，啃著艱澀難懂的文字，越啃越有興趣，也越心驚。我從文字裡能夠真正感受到壓迫是確實存在於生活之中。回到日常世界，在每句話裡尋找支持壓迫者痕跡的過程裡，我跟周遭的環境越來越疏離，抗拒自己去肯認那個充滿活力與進步的城市表象，努力挖掘各種日常生活裡呼應艱澀理論的細節，在同學之間引發各種辯論。

那次台北市長選舉前幾天，台北的天空變成奇異的亮紅色。我們在下課時紛紛跑到走廊上觀看，各黨派支持者彼此打趣說台北要變天了。選舉結果揭曉，陳水扁當選第一任民選市長，結束國民黨專政。

聯考之後，我又考上台北的大學。整個大學期間，我不是在學校閒晃混學會社團，就是在西門町四處趕場看電影。

大一時，熱中戕害學生的政治學教授黃德北告訴我們，參加當年舉辦的秋鬥工運可以加分。正逢陳水扁驅趕14、15號公園居民，以及震動婦運社團的廢公娼事件發生，我帶著錄音機去走了全程，認識一些系上曾參加學運社團的學長姐和不同的社運機關，見到從起重車頂端高空彈跳的驚人婚禮。在路上，我拿起麥克風訪問一位頭面皆裹住的公娼有關政策的問題，她轉向我，緊抓住我的手，彷彿害怕我隨時離去般，近乎絕望地訴說這個荒謬政策造成的衝擊。她說，你們記者要把這個訊息傳送出去啊！要讓大家知道！不能讓這種事情無消無息地沒有去！天知道我只是個一時興起的大學生，根本不曾掌握任何媒介。她緊握我左手的餘溫一直留到今天。後來在公娼啟示錄裡見到廢娼後的生活，某人死去，手心的餘溫滾熱如炙鐵，痛得我流下淚來。

大學校園裡，令人欣喜的是同志身影從不須隱藏。偶爾有人在學校BBS上發表歧視同志的語言，也總不缺反駁聲浪。今天「優質同志是女性最好的朋友」論調，在當時就已有雛形。因緣際會，我與一對女同志伴侶結為好友，後來更租屋共居。租處的牆上總是少不了四性研討會或同志藝術演出的海報，家裡也時常有青春無敵的男女同志喧鬧作客。我們會共享各種性別議題的討論與酷卡，同聲臭罵莫名其妙的歧視新聞。我也在她們的帶領下認識當時各性別議題的社團成員，刻意在夜裡爬進實施宵禁的新公園，手頭有錢時在同志酒吧或咖啡店混到深夜。常是萬紅叢中一點綠的我，總有世界和平已經到來，這種生活必然持續到永遠的錯覺。


3. 統治機器

大學時，或許由於高中愛清談養成興趣，我加入兩個學生自組的刊物發行組織。先者是由兩個曾任民進黨工的學生組織，後者眾聲耳語說是當時甫成立的親民黨所資助。後者很快消失，但先者持續，透過與學運社團的連結發展成一個異議性社團，後來更參選第一屆的正式學生會選舉勝選。然而，在選舉過程裡發生選務瑕疵，此時我們發表了一篇錯誤的聲明反對重選，成為第一屆學生會合法性的重大疑慮。一年「執政」過程裡會長、副會長與幹部的齟齬對立更加深學生會的複雜糾葛。想起這些，從2006年回頭看台灣政局，竟有一種黑色幽默的錯置感受。

加入刊物工作時，我只是單純抱著「學生必須有自己的聲音」這個理念。而之後成立的社團，帶著左派學生社團學長姐的期待與參與；參選成立的學生會，則被學生期許為正式行政組織。這幾種截然不同的組織概念，壓在大致相同的成員身上，構成一種極其詭異的心理環境。在這個保守的學校裡，學生要求學生會必須確立統治基礎、制定完備法規、分享校方的權力甚至責任，痛罵我們只是索求權力的利益團隊；在社團裡，學長姐要求我們以左派論述思考，連結學運社團的校內與社會實踐，進一步組織學生成為抵抗鬥爭的力量。這些不是我們能夠兼顧的。最後的結果，便是我們只能勉力以最低限度維持組織的運作，努力迎合各方的要求與期許，但儘管忙到幾乎沒有生活，心裡仍無時無刻不覺得自己做的很糟。這讓我常常隱藏自己，命令自己逃脫。在大學行將結束之際，花盡金錢不停地在台灣各地獨自旅行，幾乎遁入一種空白的存在狀態。

4. 國族╱政治

從大陸來台的祖父與外公分別在研究所與大學時代過世。兩位似乎都經歷軍旅生活，卻極少對我們後輩提起這些。然而一黨專政的氣氛，或說戒嚴，仍然從我小時就一直存在周圍。父親與族人會責罵電視上興風作浪的黨外與民進黨運動，反對各種黨外時期的言論。這時期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許信良帶領群眾大喊國民黨關燈作票的景象。父親不悅地指責民進黨只會無差別地大喊作票，我卻看到有這麼多人願意上街反對，不懂這怎麼會是一件錯事。從那之後，許信良從未成為眾所敬服的政治人物，然而當我第一次有權投票時，想起陳水扁市長任內的壓迫政績，我還是帶著猶豫地把總統選票投給許。那是我至今投過唯一一張有效的選票。

我似乎一直知道自己活在一個政治資訊封閉而獨斷的環境裡。所以也一直不曾實際地對實力政治型塑自己的意見。雖然大學時有位同學不屑地當著面說「台電？我最看不起喝國民黨奶水長大的人」引起我的憤怒，但正反對立的政治氣氛依然不是我專注的重心。我只看到，教官還是留在學校裡，大學校園逐漸出現扁友會或各黨選舉的海報，大學生不是堅定支持政黨，就是把一切政治宣稱，包括社會運動，全部歸入骯髒的政客行列。2000年陳水扁選上總統，當時民進黨除了代表人物令人不滿，整體而言還是值得期待；我則是歌照唱電影照趕社團照搞。到研究所初期，我偶爾幫工運團體翻譯稿件，參加活動，打打零工。雖然這段時間注意到各個學校內外社運團體對民進黨執政的不滿漸漸升高，但我既在市長時期看過陳水扁的施政，也並不覺得意外。唯一心裡存著芥蒂的是，民進黨的政治激化語言儘管被偏頗地報導，但實際轉述出來的部份，聽起來仍然有點讓人心驚。我一面試圖修正在我參與的組織中過度對立的語言，一面聽著學校內外社運團體仍然覆述著激烈的二分語彙，總安慰自己這是由弱勢的位置與物質性所決定的語言，怎麼也想不到會發展成後來的狀況。

父親是忠實的國民黨支持者。記憶所及，小蔣在的時候他痛罵擾亂國家安定的民進黨、解嚴後雖然有點懷念戒嚴帶給他的安全感（如同祖母常常懷念起日本時代嚴刑下的安定社會），但仍然義無反顧地在各種場合幫李登輝辯護。2000年後面對李登輝的轉變，他只能說「虧我以前還幫你辯護許多」，我則帶著有點幸災樂禍的「早就知道」態度來看待。他對黨派的支持，從此轉向對政策的堅持：質疑同性戀婚姻、反對街頭路線、反對情色氾濫。我不知道從黨派到政策的辯護是否就算是進步，但我彷彿見到，在他心中有個傭兵已經死去。他開始宣稱自己不分藍綠的客觀本性。

那四年，不只社運團體對民進黨政府的不滿達到新高。在老家花蓮，民進黨為了一個空降縣長的選舉，派出警察在各個部落路口攔撿。公投的議題吵的不可開交，台北捷運貼上「公投正流行」的政府廣告，差點讓我當場撕毀公物。總統大選開啟藍綠對決，兩組候選人在各地展開龐大的造勢活動。各個新聞台全程又全程地轉播，我便全程又全程地看，腦袋裡塞滿那些政客隨手製造出來，用過即丟，甚至幾天前後都可以截然不同的垃圾語言。只要政治，無論是新聞、輿論攻伐、政論節目、網路文章，照單全收。我在兩個月之內完全變成一個政治狂熱者。我熟悉所有的語言標準，可以在事件發生時八九不離十地預測各個政客的發言。

這個時候，我感到有一種自己從未發現過，又像是從我出生以來就早已存在的擾動，被激發出來。

在選舉的過程裡，我聽見執政者民進黨不斷使用弱者的語言武器，我聽見他們不停地斥罵國民黨的支持者。在造勢大會上，陳水扁懇請大家投台灣人一票，不要投中國人一票。吳乃仁說孫翠鳳不過是外省第二代，所說的話不值得參考。我發現一種無以名狀的憤怒。那像是在同志身邊分享他們家庭挫折時感到的憤怒，現在是我生活與之的親人。他們支持一個我不同意的政黨，不等於任何人，尤其是執政者，有權根據血統或認同要求抹去他們的公民存在。後來，認同受排斥的問題擴張到所有我曾努力過，或一同工作生活過的對象。同志、外籍配偶、移工、勞工、農人、國民黨支持者、檢討政策的輿論，幾乎所有曾出聲反對的，全被稱為不愛國、不事生產、中共同路人、第五縱隊滲透、擾亂社會、外省權貴意識形態餘孽。我自己雖也不會將這些人群一概而論，但我清楚見到這個黨攻擊這些族群所使用的粗暴語言，也了解依此型塑的，絕對不是一個我所想望的民主國度。

此時我在政論節目上看到曾合作過的社運組織者宣傳廢票運動，雖然319槍擊稍微造成猶豫，還是認真地拒領公投，用印章把總統票蓋成失效。我另外還在兩組總統臉上貼了一個貨真價實的紅包袋，期待開票的瞬間大家會看到這場選舉的真相。

一個傭兵被解放了。從此之後，我知道如何認真地痛恨國家主義，至少它毀掉一個價值執政的希望，又對一直以來是我至親好友的人們展開攻擊，從根本立場質疑他們的存在，命令他們在公共場域失聲。

5. 傭兵之死

其後，我認識了更多的社運團體，皮繩愉虐邦、反假分級聯盟、性別人權協會、樂生聯盟等等，偶爾協助一些零碎的工作，多少參與活動。雖然似乎永遠沈浸在無法進入認同場域核心的狀態，我仍然願意作為傭兵為他們鬥爭，這些場域的人們也樂意視我為一份子，一個準成員。我們不曾刻意凸顯過兩種角色在認同上的衝突性質。

進入國族的論爭之後，所幸並未有人在我有所準備之前直接質疑我如何可能反對一種認同本身，甚或我的傭兵身分。否則我可能真的會一瞬間被擊潰。我一直堅持的是，現今在檯面上行抹消手段的執政黨、突然竄起的唯名獨立組織，與志不得申的建國運動傳承，其間的結盟連帶既不在於可能損及執政利益的社會正義，也不以此相互質疑；於是政治問題不在於認同，認同卻掩蓋政治議題；而指向總體國家的認同形式以受壓迫的弱者語言形式呈現，並獨攬被壓迫的所有可能宣稱，直接創造出一種勉力自我型塑為最原始，最基礎的認同，卻以泯滅其他認同進入政治議題的方式為之。作為未完成國族的準主體╱傭兵的論述者眼裡，凡質疑國家者皆對其族有害，凡質疑認同者皆是顛覆份子，凡不願認同者皆為叛逃主體。我當然在其他所有認同裡都見到類似的外在衝突與內在矛盾；如同志對雙性戀或轉向異性戀者的不滿，左派對妥協性社運團體的質疑。但除了威權時期的大中華認同或當代大幅消退亦未曾掌權的左派中國認同陣營以外，不曾見過如此大規模的抹消態勢。

太多人樂於接受召喚，努力把好不容易枯死的舊國族主義連根刨起，再將不斷創作的新種類深埋入日常世界的土壤，由是同時佔領了兩種動作的論述優位。以往傭兵們努力奮戰，稱為傳統偏見的那種敵人，如今面對著的，擺明了利用自我矛盾當作收編一切的藉口，收編的範圍，甚且包含以往那些，各為其主卻彼此尊敬的傭兵們。狹路相逢時，誰不會升起一種不知究竟為何而戰的怠惰？誰不會因為見到似曾相識的認同氣氛，在個人的層次上多少收手休戰，甚至向這股嶄新的熱流揮手示意，求取順應融合的機會？

我不願就此妥協。但如果我還對自己的能力或對我更迫切的議題還有一點認識，就知道，讓傭兵的我就此死去是僅存的選擇。

這之後呢？或許又會有另一個傭兵在不知不覺間長成，或許這場自體內的瘟疫會永無休止地蔓延，直到我最親愛的部份終也死絕。

不過我更有興趣的是，有誰看到這篇文章之後，會改變對我的態度、激發希望，重啟對話？

6. 後記

這篇文章開始過恐怕不下十次。最近的一次，是在轉型正義的論題被提出後被許多對話所激發。逝去的起頭都已毀棄，剩下滿地一收成即告拋荒的零碎字樣，全都仰仗這個部落格才能堆放。本來滋長繁茂的悲觀氣息也紛紛凋落。

還未死去的那些，激動地質問。他們想起上個世紀多少又多少國家就因為癱瘓了收養了眾多傭兵而邁向極其悲慘的下場。然而我們在聲聲呼喚裡見到的，究竟是警訊，抑或已遙遙退去，蓄勢待發的潮水？昨天與今天何其相似，溺水的砂石如何改變潮水起落？

所以，沒有理由再繼續了吧？被死亡侵蝕的面孔依舊喃喃自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