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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對Rave（銳舞）這個字有一點點期待，甚至認為這是「新世紀的運動形式」的人，要是對九九運動沒有任何評論，未來或許應該主動證明你對論述的誠懇；那些知道有一本書叫做Smart Mobs，卻對九九運動沒有任何意見的人，或許應該重新考慮社會理論本土化對你是否還有任何意義。

為什麼銳舞令人充滿希望？因為那「標誌了一個新抗爭年代的來臨」。儘管各種與銳舞連結的運動多與在地的文化內涵與公眾事務有關，但論者仍然認定抗爭的是全球化（或，一種抗爭的全球化？），並且這樣敘述在紐約的RTS（重回街道）抗爭：「當交通阻塞時，現場表演的音樂家便忙碌地進場表演，上百位閒晃者如同瀑布般的同時湧入現場，讓街道變成一個嘉年華會，還伴隨著一個充氣的堡壘和一個為了讓孩子將樹種用電鑽鑽進馬路鋪面的沙坑。」在台灣，這當然只會是一個司法與勞苦功高的警察問題。也有論者指出，Rave與反文化的全球化現象，讓理論家試圖捕捉，但卻是當代理論所無法捕捉的現象（在會議論文中讀到，無法引用）。而在台灣，理論者的無法捕捉卻成為自我疏離的理由。

Smart Mobs這本書第七章〈Smart Mobs: The Power of the Mobile Many〉是這樣開頭的：「二零零一年元月二十日，菲律賓總統喬瑟夫‧艾斯特拉達成為歷史上第一位被Smart Mobs奪去權力的國家首領。超過一百萬的馬尼拉居民接受好幾波的文字簡訊協調動員，在1986年曾傾覆馬可士政權的「人民力量」和平示威之處進行集結。...許多人穿上黑色衣著。艾斯特拉達下台，而「訊文世代」(Generation Txt)的傳說於焉誕生。」，這是一場透過媒體動員、具備漂流的認同符號、刻意抹消組織符號的在場、刺激在指定地點自發集結的運動，所訴求的只有一點，就是要求總統下台。作者舉出另外類似的例子，在西雅圖WTO會場、在柏林、在多倫多、在舊金山。

這樣看來，「九一五圍城之戰」的問題恐怕不是意義太少，而是意義太多；不是集結太弱，而是延續太久。



只有出現意義，才會產生讓人錨定的動力與著力點。如果運動的宣稱是純粹的泛泛之談，就連訴求深化的知識分子意見都難以型塑出一個可供反省的論述核心。由此，讓反對者只剩下呼喚穩定安詳的泛道德訴求（道德這詞真是意義深遠多采多姿啊），就是任何群眾集結得以自我證成的最佳價值。

為什麼這兩種所謂的「新世紀運動（革命？）」會受到有所接觸的知識分子普遍肯認？而由政治人物與行銷企劃所組織的九九運動，卻受到廣泛批評，甚至使國族與顏色分化嚴重的台灣政治場域獲得各種可以錨定的施力點？

若考慮到銳舞活動刻意地自我宣示PLUR，著力於空乏自身的意義內涵來躲避所有政治甚至階級運動的有效錨定點的狀況來看，九一五的圍城活動引其意，而九一六的向陽集結則引其形。兩者皆從這樣的引用中獲取正當性的力量；而兩者之內亦皆潛行著一定的政治宣示，前者將宣示浮面化成數日不歇的口號與手勢，後者則採行台灣建國運動一貫的影射形式，在群眾間強化既得政權的穩定訴求，將台灣國潛移轉喻於當下的台灣政治體制，從內部鎖定既存的國家意識，並試圖轉換（而非推翻）原本就浮動不定的國家象徵。

然而，堅持「被人民帶著走」的倒扁總部，畢竟是在自身和參與者的發言，以及媒體不間斷的刺探中透露了一個極為模糊而遭批評者各自表述的論述核心；而提出「愛‧希望‧台灣之光」的九一六集會，則因為領導團隊無法為周邊發生的滋擾事件在論述上進行統一，導致既已成功空乏化的「愛‧希望」和「台灣（作為兩千三百萬人之整體）」的主張，只能留下單面向傾斜性地聲討暴力，無法貫徹博愛與統合的幻見。

因此，在這個時代還值得主張的政治活動，是一種Partisan's Party。是參與者的活動，由參與者的存在與紛雜創意制定規則，展現意義，主張變革。既是有單純訴求的流動政黨，也是獲取召喚而從大眾中浮現的流動派對。（當然，如果我們同意被廣告召喚的消費者是自主個體，我也不反對將這些參與者視為具有自主性的個人。）而如果，談到台灣具有政治實力的第三勢力，仍然脫不了國族動員的黨派內涵；從組織者層面，目前又看不出解析一場大型運動的全新論述形式；台灣在三個政權前後推動不同國族運動的歷史背景中，類似的大型活動是否可能在相關於廣義政治的前提下，徹底擺脫國族╱顏色╱政黨動員的對立符號，則是我覺得最有趣，值得觀察的地方。

借用同玩節升起的彩虹旗拍張照，這照片總是要找篇文章貼才行。

連結閱讀：（請支持「要連結，非參考」運動）

Smart Mobs
聰明行動族
ilyagram：「自己有玩，才算奇觀。」
Heterotopias：重回街道：一個瑞舞文化與搖頭丸政治之空間觀察
Wiki：PLUR
人行道 | sideway：第三勢力如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