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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大學教授為文指出甄試獨厚高社經地位子弟的問題之後，貴報日前進一步刊登台大農經系羅竹平助理教授的投書，聲稱台大或將因甄試制度而成為貴族大學，然而在我看來，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現象。

從台灣教育體制開始採行教師治校的思維後，作為多元入學制度一環的甄試入學，理應由辦理甄試的各級學校進行制度設計以及實踐。特別在大學甄試入學的部分，由於分科種類繁多，作為決策者的本科教授更有理由不受校方或國家的統一規範，採行對系所發展方向最有助益的甄試方式。

在這樣的前提下，眾多大學教授出面指稱甄試制度對低社經地位子弟不公，令人難以理解其呼籲的對象究竟為何。或許由於教授在社會中意見領袖的地位尚存，導致多位教授出面表達憂心，然而教授既已理解在個人經歷中所謂「貴族」活動背後的社經意義，那麼為何還堅持將這些與本科學習潛力無關的特色納為評分標準？我們必須質問：這種堅持背後的價值觀究竟為何？是否正是因為教授們心裡仍然存著重視「貴族」氣質的標準，乃至於家庭得以把金錢和時間投注在這些「有效」的「貴族」活動上，才造成今日的甄試結果，事實上正反應著教授與有錢家長們的「共識」？無論有多少教授表達對於這等現象的擔憂，如果甄試制度有整體效果上的弊病，最需要改革的環節，當然就是權力最為集中的環節，也就是得以參與制度設計與實行的教授本身。

事實上，甚至將家庭出身視為甄試制度問題的這種想法，都顯得捨本逐末。所謂家庭社經地位所賦予其子弟的文化資本，不只會顯現在家長協助製作的精美書冊或豐富的出國經驗之上。包括聯考等制度在內的各種統整入學方案，不僅徹底抹除在特殊科目中的學生潛能，更完全隱沒包括補習、參考書等等家庭社經地位絕對幫得上忙的投資項目，單元化的入學標準，甚至會造成投資標的集中現象，導致家庭投注資本的效能更為提昇。而只把眼光聚焦在入學制度，更是忽略了在影響學生更為深遠的學習過程中，學生在生活必需的時間與金錢上如何受到家庭出身的巨大影響卻不曾受到改革重視的現實。

唯有看見社經地位對於學生學習的全面影響，我們才能理解入學制度的弊病，而更能進一步將視野推展到國家教育體制，拋棄「教育是就業市場投資」的認知，轉而質疑國家為何無法在學習過程以及就學生活等等層面上提供整體有效的策略，盡可能協助所有學生獲取彼此平等的教育環境。在被視為投資的教育市場裡，所有參與者當然會想盡一切辦法保有自身資產的最大價值以競爭。認識到這種動力，負責設計系所甄試制度的教授便有責任明確地對應這個教育不公平的根源，不再重視與本科學習潛力無關的錦上添花，包括本文提到的家庭投資，乃至於更進一步的文化資本，例如談吐、教養等等。跟社會裡任何一個群體比較起來，教授具備更多條件，能有意識地行使自己掌握的，足以改善環境的權力，而不是把責任又推回給虛無飄渺不知何所指的道德觀念。

我們或許能體會作者身為助理教授，面對諸多資深教授以及教育部的道德阻力，空有關懷弱勢家庭學生卻難以主張抗衡的難處，然而卻也不應依此模糊目標。倘若大學入學甄試的結果確實獨厚中上階級子弟，在檢討制度之前，必須先質疑教師，作為握有權力的決策者，究竟對這個結果有沒有足夠的意識並加以落實在每次甄試的標準之中。

（本篇日前投稿至中時論壇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