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南榕先生，以微小之軀焚燒殉道，已十九載。
在底下我要轉載的
這篇紀念文章的文末〈附錄〉，吳叡人先生這樣提到鄭南榕先生的價值與理念：
「他不只是建國烈士，他背後有更基本的信念，你的民族認同必須被更高價值所制約：對自由、差異的尊重。為什麼這個尊貴的信念在達到歷史高潮時會忽然中斷？ 我們發現現在支持臺灣獨立、臺灣民族主義的政治團體或人物，包含民進黨在內，他們所主張的台獨，已經變成沒有核心價值、倫理關懷，徹底世俗的民族主義」
「什麼叫臺灣民族主義倫理的重建？簡單來說，就是鄭南榕在1987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四季通訊上寫下的這段話：『我們是小國小民，但我們是好國好民！』這句話實在令人動容！小國小民是事實的陳述，好國好民是價值的追求，鄭南榕要建的國是好國好民，換句話說，臺灣人要堂堂正正的出頭天！我們用『阮要出頭天』這樣素樸美麗的台語，表達我們的情感，『咱要出頭天，咱要堂堂正正的出頭天』，好國好民的意思就是這樣。不只是計算政治策略、不是只靠『理性選擇模型』，而是價值與信念。」 好國好民？泛綠上下，包括你我，能無愧嗎？連同這次總統選戰的下三濫格調，從民進黨到整個綠營，我們多麼愧對鄭南榕高舉的基本價值！
到現在，改革改革光會比誰「改革」喊得最大聲，卻還是沒有哪位民進黨或選舉總部的代表人物要出來為總統選戰的全稱式醜化歪曲中國人民的種族歧視語言道歉？
我實在不知道，對於這種最最基本的對人尊重與文明價值的踐踏，民進黨乃至泛綠仍然不認錯、不道歉，有什麼臉談改革。
▽△▽△▽△▽△▽△▽△▽△▽△▽△▽△▽△▽△▽△▽△▽△▽△▽△▽△▽△▽△▽△▽△▽△▽△▽△▽△▽△▽△▽△▽△▽△▽△
殉道者鄭南榕與台灣民族主義倫理的重建─2007年4月7日鄭南榕紀錄片放映暨座談會─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吳叡人教授
（臺灣大學中文系三年級 王聖芬整理座談逐字稿，吳叡人修訂）
林世煜兄提到他跟南榕是「同期之櫻」，什麼是同期之櫻？這是一描寫首日本神風特攻隊軍歌的名字。這首歌中，借用櫻花的短暫綻放，創造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死亡美學。看過日本人所說的「櫻吹雪」嗎？櫻花飄落像下雪一般，非常美麗。戰前，同一期進入空軍學校受訓、一起開飛機的這些神風特攻隊員，他們彼此之間就互稱為同期之櫻。世煜兄用「同期之櫻」來比喻是有道理的，他們不是即將敗北的日本帝國，他是要說鄭南榕的獻身。台灣的「同期之櫻」裡分成兩種人，一種是鄭南榕，一種是像林世煜及邱晃泉律師。在這裏，透過修辭學的轉喻，讓我們把同期之櫻從神風特攻隊的意象中拉出，放進臺灣的民族民主運動裡，思考何謂獻身？我們會發現，有一種獻身是極為短暫的、猛烈的，讓人民去覺醒、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說鄭南榕；另一種獻身，則是剛剛講的，為了恢復誠信──被獨裁者所破壞的人性、那些滲入靈魂骨血的不正義，必須被清除──為此必須留下生命與軀體，去做清道夫，告訴我們獨裁者做了哪些事情。比如說林世煜、邱晃泉律師在轉型正義與人權運動的努力。
1983年，我當臺大的代聯會主席。那時臺大青年雜誌改版，改得像自由時代雜誌，以月刊發行。那期的改版發刊詞裡我寫了一句話：「在這個時代，懷抱理想，彷彿是一件令人羞恥的事情」。民主化後二十年的今天，我們面對青年仍有同樣感覺；經過二十年，像尼采說「永劫回歸」，我們回到這個世代。同學告訴我，現在最進步的姿態，是對於堅持自由民主的嘲笑。
難道二十年來追求自由民主只是一場空？難道我們還沒有民主與自由？突然之間，我有一個感覺：其實我們根本還沒解放！不過，或許我們仍然應該懷抱希望，因為今天竟然有這麼多青年來紀念鄭南榕──一個自焚、與這世代完全不協調的人。會場裡人這麼多，真是讓人嚇一跳啊！
我對各位感到好奇，就像我對鄭南榕感到好奇。因為我背負了和他相同的東西，我們這代無可避免更無法逃脫的東西。在這裡和大家談鄭南榕，談談他到底為我們做了什麼？為我們留下什麼？說不定，這樣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與答案，關於希望和人性的答案。我今天在這裡拒絕販賣希望，相反的，我想向各位請教希望在哪裡？我想向各位分享我的感受與思考，讓我們分成兩點來討論鄭南榕。
第一個是殉道者鄭南榕。我特別強調殉道，「殉道」這詞包含兩個重要意義，一是「殉」，殉是鄭南榕獻身的行動，另一個是殉道的「道」。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人讀韋伯的一篇文章〈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他提到：「如果你真的以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你同時要懷抱兩種倫理，一種是責任倫理，也就是你必須考慮行動的後果，為後果負責任；另一種是心志倫理，一個真正把政治當作一種志業的人，他要懷抱著真正的信念，必須相信這個價值，而不只流於現實的計算」。他自焚的行為非常勇敢，簡直是難以想像的，這是很真誠的信念。當時所有媒體，包括聯合、中時，竟然把他描繪成精神異常、有躁鬱症的精神病患者，但他是因信念而死，這是莊嚴的行動！
鄭南榕在那時代願意衝出來站在第一線，認為臺灣獨立是正確的價值，因此他主張台獨。因為這信念，他做出很少人有勇氣做的事情。前面所說的「同期之櫻」的特攻隊員，很多很多是被國家所逼，當時東京大學學生被迫去當戰鬥機駕駛所留下的手記裡充滿無奈，他們必須用盡在東大所學的所有黑格爾哲學和理論，來證明他們面對死亡的合理性。鄭南榕沒有那麼複雜，在思想上他只是一個邏輯實證論者。哲學教育強調思想，但他以行動證明信念，他是自願去死的，是一個為了理念價值而犧牲的哲學家。這是第一點，關於殉道的「殉」。
那麼「道」，也就是鄭南榕護衛的理念是什麼？鄭南榕真正要護衛的是政治自由主義。他不是為了單純主張台獨自焚。如果他只是主張台獨，那麼他就是民族主義者，可能鄉愁對他而言，強烈到他不得不以生命去證明他對臺灣鄉愁的深度。然而事實上我們清楚知道，他所維護的信念是「主張台獨的言論自由」，是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他不只是捍衛台獨，他捍衛的是包含主張台獨、主張統一，主張各種不同的台獨路線與想像，這些主張的言論自由。這就是「哲學的死」──他超越了國家。
這幾年觀察臺灣政治，我才體會到他選擇在言論自由前提之下的台獨，在這個選擇順位裡，所具有的進步意義。在鄭南榕的行動中，我們發現民族主義原來也可以有進步性。這是一種包含了政治自由主義、包含尊重多元、以差異為基礎，公民的、自由的民族主義。原來那時他們所喊的台獨，在悲壯的心志後，有一個非常自由的意義在裡面。我回想所有經歷過七、八十年代的黨外雜誌，不管是美麗島或其他，常用特大的字體引用伏爾泰的話：「我不贊成你的意見，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是當時黨外雜誌人士最喜歡講的一句話。臺灣民主運動是強烈的臺灣民主意識為核心而成，核心中有對公民、對自由主義的基本堅持。鄭南榕為何而死？他的行動體現的，是一個正在進步上升中的運動。在1996年飛彈危機時，我們對臺灣主體性的信心主體性的信心達到了頂點；那時，我們毫無疑問的相信，我們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
曾幾何時，我們竟然已經沒有辦法以最素樸的心情面對我們的認同。我只想呼籲大家「初心不忘」，從基本價值去看鄭南榕的死。他不只是建國烈士，他背後有更基本的信念，你的民族認同必須被更高價值所制約：對自由、差異的尊重。為什麼這個尊貴的信念在達到歷史高潮時會忽然中斷？我們發現現在支持臺灣獨立、臺灣民族主義的政治團體或人物，包含民進黨在內，他們所主張的台獨，已經變成沒有核心價值、倫理關懷，徹底世俗的民族主義；變成許信良所說的「選舉總路線」。「選舉總路線」造成總墮落與整體價值喪失，而以選舉產生的領袖意志作為最終價值來源，則摧毀了最初的民主信念。這是第一個，關於信念的喪失。
第二關於自由主義。政黨變成一個排他、不寬容的威權，用台獨、用忠誠心，作為排除異己、政治鬥爭的工具，把主張台獨的言論自由矮化成主張台獨，再異化成我家的台獨，不同意就是統派，然後把多元主義化約為一元論。這反映了缺乏自信、沒有安全感。
作為目的而不是手段，我們必須在規範中建立各種秩序。轉型正義很單純，就是整個社會全面的道德重建。剛剛世煜兄說了，在威權統治下，統治者控制被統治者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人民彼此之間不信任。如喬治歐威爾在《1984》裡所講的：「在那株榆樹底下，我出賣你，你出賣我」。這是極權統治底下的人性毀滅。此外，政治的敵我對抗，也壓縮了理性思辨的空間。我們的民主運動，在精神、理念上很淺薄，沒有哲學、思想與歷史感。所謂的歷史感，是當我們做一件事，必須知道我從哪來、要往哪裡去？做為台灣的總統，應該要把八年任期的工作，放在歷史的脈絡中去理解。如果領導人心中所想的是1920年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必須是臺灣人的臺灣」的夢想、所想的是蔣渭水所說「要求臺灣人要有人格」的呼喚，如果領導人相信這些信念必須被維護，而且懷抱著要把臺灣人的政治、文化帶到新的迦南地的使命感，那麼他就不會被權力誘惑。
我們很肯定說，鄭南榕的死，絕對不應該給政治人物拿來操弄或是消費。他的犧牲有什麼意義呢？在一個世俗化、威權化的社會，他的殉道，提供了一個比較進步的文明性與精神性的典範。他留給我們的是，讓今天我們不會那麼絕望，還能夠有信心維繫臺灣人民某種文明的高度。鄭南榕的死是一種精神資產，他的犧牲讓我們不至於徹底墮落。午夜夢迴，想起鄭南榕的時候會有一點落寞與悲傷，會想起他們曾經一起相信過的價值，這些價值，曾經教導他們從事政治事業時，不能沒有信念。
什麼叫臺灣民族主義倫理的重建？簡單來說，就是鄭南榕在1987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四季通訊上寫下的這段話：「我們是小國小民，但我們是好國好民！」這句話實在令人動容！小國小民是事實的陳述，好國好民是價值的追求，鄭南榕要建的國是好國好民，換句話說，臺灣人要堂堂正正的出頭天！我們用「阮要出頭天」這樣素樸美麗的台語，表達我們的情感，「咱要出頭天，咱要堂堂正正的出頭天」，好國好民的意思就是這樣。不只是計算政治策略、不是只靠「理性選擇模型」，而是價值與信念。
我們的社會沒有強烈的宗教性，那我們可以找到什麼東西作為替代呢？或許是某種超越性的價值或倫理吧。說不定，像鄭南榕、林義雄這樣，在現世中以肉身的犧牲去實踐信念的典範，可以構成一種具有替代性的價值選擇。這些典範可以讓我們在短視近利、價值淺薄、被政客背叛的社會中，有一點點信心的根據，還能夠說：我相信。
鄭南榕所創造出的典範，不只是屬於民進黨與台獨運動的，他是具有普世意義的全人類共同資產。不過在那之前，我們更要說殉道者鄭南榕的典範，其實是屬於所有年輕的、純真的年代的一種典範。他的故事讓我們可以在最絕望、最破敗、最犬儒的年代能自立，並且渴望正義，渴望信仰，有行動的根據，讓我們還留有一絲希望，一點人性。
最後我用一句話獻給大家，用盧梭寫給日內瓦共和國的話，他一生相信小國小民是最理想的政治形式。他說：「我們不僅是自由的，而且是無愧於自由的」。要如何無愧於自由？我把這個問題交給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