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en the singers go marching in/歌者行進

知名精神科醫師自殺身亡，對我而言是不小的衝擊，也讓我再次回想起那段進出精神科門診的日子。

會讓自己主動看診的主要原因，是家人的發病。一開始母親採取欺瞞的態度，讓我剛得知此事時憤怒又傷心，才決定不通知其他家人獨自去醫院探望。在陌生的市郊，我頂著寒風走在只有路燈的山邊，一遍又一遍在心底問著自己：「為什麼？為什麼是我的家人？為什麼這個時候，只有我在這裡？為什麼啊？」終於忍不住趴在路旁的水泥欄杆放聲大哭。哭完擦亁眼淚，帶著些微的恐懼，繼續往醫院病房走去。

回來之後，我也逐漸發現自己怪怪的。因為以前承辦過特教業務，教育局請了一位精神科醫師講特殊兒童，因此我就知道了這個醫師，硬著頭皮去看門診。剛開始我還不想讓醫師知道我的職業，但是他笑說：「只有學生和老師才會主動來求診。」一度以為是焦慮症狀吃藥緩解，在結束療程之前又遇到其他的事，這一回我擋不住了，我告訴醫師說想自殺，醫生知道我沒說謊，主動拿了名片給我，告訴我門診的時間，又指著桌上玻璃墊下的橢圓藥丸圖片（後來我才知道那是Prozac—百憂解），告訴我一定要吃。領了藥之後看了藥袋說明，不禁整個心跌至谷底：

「抗憂鬱劑……那…不就是…我得了『憂鬱症』？」雖然以往有過紀錄，所以我對這個結果並不特別意外，但是那感覺如同被判決死刑一樣，我根本不知道該向誰說這件事。後來的日子，我一面發病，一邊吃藥。整個人變得愈來愈奇怪。我記得老公常常生氣，孩子也變得怪怪的，如果老公出差晚上沒回來，我就開始喝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勉強去上班，同事以為我感冒了，更有人以為我懷孕。

說起來有點可笑又矛盾，明明就是想自殺，可是還是會常常去找醫生講話。我很佩服醫生，他會講很多種語言，我跟他說我聽蕭邦，他跟我講藤田梓，我跟他說我聽比莉哈樂黛，他說：「聽這麼苦的音樂？！」後來提到當年台北的經歷，他說：「鄭南榕自焚是勇敢的行為，可是妳如果死了，是懦弱的表現。」我不服氣，可是一時找不到話反駁他。我還記得醫師常常講笑話逗我開心，可是我儘管知道是笑話，可是就是沒有想笑的感覺，一樣呆呆坐著，讓笑話左耳進右耳出。直到後來我恢復了，就可以主動講笑話給醫生聽，和他一起笑。那已經是看診起碼兩年之後的事了……

有一次醫生忽然問我：「妳禱告勤不勤？有沒有參加小組聚會？」我嚇了一跳，誠實的搖搖頭。後來他教會有位姊妹打電話給我，邀請我過去參加他們的小組。雖然因故未能成行，可是我很感謝他，也把這事放在禱告中求主紀念保守。

我曾開玩笑說：醫生是上帝派來的spy。他常開書單給我，有回借了維克多˙弗蘭可的「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給我看，我看了之後深受感動。過去我常常懷疑，不知道為什麼得了憂鬱症，讓我必須承受生病的折磨和旁人異樣的眼光，那是雙倍的痛苦，可是我後來看到了異象：「把生病的經過告訴更多人，讓更多人看到上帝所作的工！」我是超沒膽又死愛面子的傢伙，除了上帝大概沒有誰可以改變我的。

台灣人對憂鬱症的理解（應該說是精神疾病吧）還是太少太少，我也只是寫出個輪廓而已。醫生在職場之外向來行事極為低調，我也尊重他拒絕成為公眾人物的自由，所以不寫他的基本資料。不過這段經歷十分寶貴，就當作是對所有默默耕耘付出的醫療人員致敬吧，我這個超級藥罐子，真的在醫療院所碰到過很多很好的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