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en the singers go marching in/歌者行進

會寫這篇東西，是在回應Judie和 Arkun 。其實訪問家父做口述家族史，也正是張老師指定的作業之一。對於喜歡的課我向來全力以赴，卻在做口述歷史這部分遇到了瓶頸—好幾次回家就是開不了口。我很努力的想找出答案，最後卻只能潸然落淚，因為有些事我始終沒有答案……

因為爸爸隻身來台之前，父母均已過世，所以我們家是沒有爺爺和奶奶的，阿公阿媽指的就是外公外婆。雖然寒暑假才能回鄉下外婆家，可是舅舅家裡的表哥表姐是很好的玩伴，疼愛我的大人們見到我總是笑臉盈盈，說我長得漂亮又聰明。我喜歡拿著耙仔在稻埕上模仿大人曬穀子，爬到鐵牛上面玩那些把手和按鈕，假想自己和舅舅穩穩坐著在田裡一樣的神氣。

爸爸在黨營機構任職，媽媽在家裡並沒有閒著：一邊幫人家帶小孩，一邊開始力行「客廳即工廠」：成衣或內褲的剪線頭、紙盒包裝，組合塑膠花，外銷聖誕飾品的組裝……，已經忘了媽媽究竟前後做了多久，只記得趕工的時候，客廳裡堆滿紙盒、成捆的衣褲、一包包的尼龍布袋、疊成好幾排的空紙盒，粘接零件的白膠氣味在客廳裡盤旋著，白膠在手指頭留下了透明可撕的薄膜，到後來我才有機會看到漆好的小木偶成品，原來是背後插著兩片厚紙板翅膀，手裡拿著樂器的小天使……

小學在家除了讀書做功課之外，眼目所及就是這些加工製品。只要趕著交貨，我跟妹妹一定下去幫忙。當然錢還是媽媽跟工廠領，我們只要負責做她希望我們做的事情就好，因為如果逾越了媽媽定的界線，會有很可怕的後果，即使是爸爸也會被數落得很慘。我和妹妹幾乎不吵架，因為在家太弱勢，如果再不好好照顧彼此，好像隨時會變得可有可無。在大人吵架的時候，我們只能躲在房間裡面，害怕的想著：「他們會不會真的離婚？」

我乖乖的聽父母的話讀了師專，選了語文組，可是那時候台灣大環境的劇烈變動，竟也像風一般鑽進了校園裡白色的洞洞牆，鑽進了當時處在軍事化教育下苦悶不安的少女靈魂之中。我常常覺得：五年是何等漫長啊！究竟我何時才能畢業，遠離這些無趣的侷限呢？直到在校最後一學期，學校旁邊的中正廟野百合學運，才讓自己的人生轉了個意想不到的大彎……

父母對我參加學運社運，一直都是抵死不贊成的態度，這種堅決態度也延伸到我的婚姻。家裡的孩子雖然都接受高等教育，可是成年後和家庭先後決裂出走，又承受身心疾病的折磨。媽媽曾經怨嘆：「你們小時候都好好的，為什麼長大之後變成這個樣子？」

「媽，我們小時候其實很希望你多關心我們一點，希望你少和爸爸吵架生氣，少做一點手工，多帶我們去玩。姐姐到現在看到家庭代工的東西，還會全身不自在，妹妹到現在還記得跟媽媽吵架的時候，媽媽所說的那些傷人的氣話，寧可沒有工作窩在外面的破房子裡，不肯再回到家裡。」如果有機會，我希望媽媽可以聽到我們的心聲。

平凡如我，應該是屬於「招牌砸下來，會打中好幾個」的那種類型。早年熱心台灣文化的探索與行動，卻因身處社運與國教兩個完全相異互斥的領域之中進退失據，陷於沉寂與停滯。妻子與母親的身分，有時是另一道捆綁的枷鎖。

對這一切我曾充滿失望，尤其是受洗後不到半年憂鬱症發作，更讓我懷疑：「什麼叫做『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上帝你用這種讓我如此痛苦難堪的方式來救我嗎？如果必須如此，那我也不要相信你了！」我悍然拒絕傳道娘的關心，不再參加主日禮拜。只是每週閱讀小舅訂給我看的「台灣教會公報」，後來我離開了原來的聚會地點到了長老教會，一直到現在。

前兩天看到新聞報導千面人「有嚴重憂鬱症，暴力傾向」，又讓自己覺得不舒服起來。我一直一直希望自己可以更勇敢一點，可以告訴別人：得憂鬱症是上帝在我身上完成救恩計畫的一部分，因為其實在這段歷程中，我學到了很多，也知道上帝並沒有離開我。如果我不以福音為恥，那麼憂鬱症也不應該是我的恥辱，反而是戰士沙場浴血留下的光榮印記。

與其陷入中國魔咒，或是複製父祖的漂泊流亡，我寧可選擇讓自己成為一個開拓者，為上帝為台灣好膽進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