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23,2009 09:45
或多或少都遭到強迫遷移的維吾爾人…
Ces Ouïgours plus ou moins forcés d’émigrer
近幾年來，中國政府組織新疆地區大批的維吾爾村民運往中國內地的工廠務工。現場，維、漢兩個民族的雜處經常引發緊張氣氛。
「七月五日烏魯木齊的動亂將不會改變新疆向中國內地、沿海勞務輸出的政策」，中國新聞網上如是寫到。自二○○四年起，以每年一萬人的速度開始，該政策達到了廣泛的程度，二○○八年時，外出務工的人數高達二十四萬人，主要是於成衣工廠、製鞋廠與玩具工廠進行勞務。新疆向來就是移民墾殖盛行的地區。聽說過《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嗎？「一九四九年底，新疆『解放』後，國家的決策者命令駐疆的二十萬官兵墾荒屯地，紮根新疆。為了解決眾多單身官兵的婚姻問題，決策者們以『徵召女兵』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軍方領導承諾給官兵運來湖南『辣子』、山東『大蔥』、上海『鴨子』做官兵眷屬。於是先有八千湘女赴奔天山；之後在山東召集因戰事失去丈夫的寡婦；一九五四年又從上海運送來九百多名妓女... ...」（當然，湘女們亦是一群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女人，她們的一生被一個政治號召徹底改寫了。）根據烏魯木齊在線：二○○九年計有從外地來此的工人一百三十萬，而向該區移民的內部人口就有一百九十萬人。
當當地政府決定招募年輕的維吾爾人前往廣東旭日廠打工時，當下同意與反對的聲音夾雜。一部份人，受到薪資與其他好處的吸引，迫不及待地簽下了合約。其餘的，例如Safydan二十一歲的姊妹，對此並不懷抱熱忱。據她的親友說，她十分擔心、害怕，因為地方離家如此遙遠，而且文化、宗教信仰以及漢人的形貌都與她熟悉的一切如此不同。再者，當地的一位幹部曾經糾纏、威脅她的家人，假如不接受外出勞務的政策將會受到兩千元人民幣的罰款；於是，就在今年春天，這名年輕的維吾爾女孩收拾行囊去了有三千兩百公里遠的韶關工廠工作。
七月五日發生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的動亂，認為輸出新疆勞動力是其中之一導火線。當時遊行的維吾爾人佔據了大市集（大巴扎），強烈要求深入調查玩具工廠維、漢衝突的始末，並且立即取消強制遷調維吾爾人前往中國工廠當工人的政策：一但年輕一代的維吾爾人被運往他處，新疆當地的農作等發展工事便缺乏人力資源，中國政府於是鼓吹內地漢人前往開墾... 進一步地又削弱了維吾爾人的存在。將新疆的勞力輸往中國內地，而在新疆當地頻頻設立由漢人經營的工廠（比起一九四九年此地6%的漢人人口比例，如今卻大幅上升到40%），中國當局說是要提升收入比全國平均收入低的當地民族的經濟，於是有了所謂「扶貧政策」。
偏袒還是同化政策？
儘管如此，部份漢人對該措施的批評不斷，視之為偏袒維吾爾人，然而部份維人認為一項計畫性的同化政策。維吾爾人證實，當地有關維吾爾語的學習逐漸地從學校的課程中被排除掉，在某些情況下帶頭巾或是執行宗教上的齋戒是被禁止的，甚至得有「許可證」才能續長鬍。經常，無論在公、私單位，他們的求職過程屢受歧視與不平等待遇。
二○○四年開始的勞務輸出政策已經從貧窮的農村往中國沿海富裕的大城市送出幾十萬的維吾爾人。政策目的說是為了讓維、漢兩民族共同生活，進一步地互相了解。維吾爾人多遭到利誘，因為能賺得比在自家採收棉花兩到三倍的薪資，如此再加上其餘的好處，諸如機械操作技術學習、漢語培訓或免費醫療檢查。是有不少工人說多虧了這項政策，生活水平獲得改善，受到老闆或漢人同事的友善對待。其他人則持相反意見，認為該政策變成強制性質。
喀什一帶的鄉鎮，居民說，每個家庭都被迫派送至少一個孩子外出務工，否則將受到高額罰金的懲罰。「我的家鄉那，人們都窮，哪付得起這樣的金額。那麼他們就得送出自己的孩子。」與多數維吾爾人一樣不敢透露真實姓氏的二十歲Merzada如是說。Yasn說，由於無力償付罰款，他的家人只有將中學剛畢業的妹妹送走一途，送到青島一間製鞋廠做工。「她每天都哭，一直哭到臨走那天」，他說。
劉國林，一名位在河北省的布料工廠持有者，在政府這項扶貧政策下他雇用了維吾爾人。第一年，二○○七年，他的企業招來了一百四十三名維吾爾女工，為了仔仔細細地看管好她們的日常生活，她們皆由當地政府一名講雙語的幹部相伴同行。「假如當時沒有這名幹部在場，我猜想她們第一天就逃跑了。在這名當地幹部沒有向我解釋之前，我還真沒想到。我於是明白了，這些女孩並非心甘情願而來的」，劉先生說。保安人員不僅不讓她們祈禱禮拜，也不允許在工廠內帶頭巾… …
疏附縣負責該勞務外移政策的副領導否認：「才不是這樣的，不是強制、沒有以罰金威脅。」負責人畢竟認為，儘管在宗教自由的狀況下，維吾爾工人並不願意離鄉背井到外地打工。「我們鼓勵他們放棄宗教信仰。越是信仰深刻者，就越落後。然後，分離主義者就能夠利用宗教名義讓年輕無辜的維吾爾人誤入歧途」，他如此斷言。
幸好有網際網路與行動電話，中國南方發生衝突的消息與細節很快就傳到新疆維吾爾人居住的城鎮，聲援行動於是展開。烏魯木齊流血事件過後兩天，旭日玩具廠的負責人聲稱找到了解決兩族緊張衝突的辦法：隔離！該企業在距主廠有好幾公里的某工業區內開設了專門給維吾爾工人的生產線。根據一名二十四歲的女工Amyna說，工作環境「不是非常好」，但至少「維吾爾人同自己生活在一塊，不與漢人混處。」
編譯整理 / photo de Paris: 陳虹君
採訪資料來源：國際郵報（Courrier International）
儘管如此，部份漢人對該措施的批評不斷，視之為偏袒維吾爾人，然而部份維人認為一項計畫性的同化政策。維吾爾人證實，當地有關維吾爾語的學習逐漸地從學校的課程中被排除掉，在某些情況下帶頭巾或是執行宗教上的齋戒是被禁止的，甚至得有「許可證」才能續長鬍。經常，無論在公、私單位，他們的求職過程屢受歧視與不平等待遇。
二○○四年開始的勞務輸出政策已經從貧窮的農村往中國沿海富裕的大城市送出幾十萬的維吾爾人。政策目的說是為了讓維、漢兩民族共同生活，進一步地互相了解。維吾爾人多遭到利誘，因為能賺得比在自家採收棉花兩到三倍的薪資，如此再加上其餘的好處，諸如機械操作技術學習、漢語培訓或免費醫療檢查。是有不少工人說多虧了這項政策，生活水平獲得改善，受到老闆或漢人同事的友善對待。其他人則持相反意見，認為該政策變成強制性質。
喀什一帶的鄉鎮，居民說，每個家庭都被迫派送至少一個孩子外出務工，否則將受到高額罰金的懲罰。「我的家鄉那，人們都窮，哪付得起這樣的金額。那麼他們就得送出自己的孩子。」與多數維吾爾人一樣不敢透露真實姓氏的二十歲Merzada如是說。Yasn說，由於無力償付罰款，他的家人只有將中學剛畢業的妹妹送走一途，送到青島一間製鞋廠做工。「她每天都哭，一直哭到臨走那天」，他說。
劉國林，一名位在河北省的布料工廠持有者，在政府這項扶貧政策下他雇用了維吾爾人。第一年，二○○七年，他的企業招來了一百四十三名維吾爾女工，為了仔仔細細地看管好她們的日常生活，她們皆由當地政府一名講雙語的幹部相伴同行。「假如當時沒有這名幹部在場，我猜想她們第一天就逃跑了。在這名當地幹部沒有向我解釋之前，我還真沒想到。我於是明白了，這些女孩並非心甘情願而來的」，劉先生說。保安人員不僅不讓她們祈禱禮拜，也不允許在工廠內帶頭巾… …
疏附縣負責該勞務外移政策的副領導否認：「才不是這樣的，不是強制、沒有以罰金威脅。」負責人畢竟認為，儘管在宗教自由的狀況下，維吾爾工人並不願意離鄉背井到外地打工。「我們鼓勵他們放棄宗教信仰。越是信仰深刻者，就越落後。然後，分離主義者就能夠利用宗教名義讓年輕無辜的維吾爾人誤入歧途」，他如此斷言。
幸好有網際網路與行動電話，中國南方發生衝突的消息與細節很快就傳到新疆維吾爾人居住的城鎮，聲援行動於是展開。烏魯木齊流血事件過後兩天，旭日玩具廠的負責人聲稱找到了解決兩族緊張衝突的辦法：隔離！該企業在距主廠有好幾公里的某工業區內開設了專門給維吾爾工人的生產線。根據一名二十四歲的女工Amyna說，工作環境「不是非常好」，但至少「維吾爾人同自己生活在一塊，不與漢人混處。」
採訪資料來源：國際郵報（Courrier International）
引用URL
http://cgi.blog.roodo.com/trackback/9580703
回應文章
澳大利亚拒绝了中国的要求，批准了热比娅的访澳签证。(BBC)
澳大利亚表示，热比娅不是“恐怖分子”。因此，没有理由拒绝的她的访澳签证申请。澳外交部长史密斯说，热比娅已经获得了下周前来澳大利亚的短期商务签证。热比娅将于访澳期间播放一部关于她个人生活的纪录片，并会见澳大利亚维族社区成员。史密斯还说，他们没有证据及情报表明热比娅是恐怖分子。因此，依照有关移民法程序签发了热比娅的访澳签证，并说这已是热比娅第三次以私人身份访澳。
"犯罪分子"
北京将热比娅领导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称为分裂中国的恐怖主义团体，并指责该组织策划挑起了导致近两百人死亡的乌鲁木齐7·5骚乱。
据澳大利亚报纸报道，中国驻堪培拉大使馆已就批准热比娅访澳一事向澳方提出抗议，形容热比娅是一名"罪犯"。报纸引述中国使馆说，事实表明，7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骚乱是由热比娅领导的维吾尔代表大会策划指挥的。
现年62岁的热比亚周五（7月31日）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访日期间热比娅宣称在7.5骚乱中有一万人失踪。这一说法使北京极度恼火，并为此传唤日本大使提出抗议。此外，据中国日报报道，中国当局将于8月中旬对参与乌鲁木齐骚乱的嫌犯进行审判。并说，这只是一小批人。
澳大利亚表示，热比娅不是“恐怖分子”。因此，没有理由拒绝的她的访澳签证申请。澳外交部长史密斯说，热比娅已经获得了下周前来澳大利亚的短期商务签证。热比娅将于访澳期间播放一部关于她个人生活的纪录片，并会见澳大利亚维族社区成员。史密斯还说，他们没有证据及情报表明热比娅是恐怖分子。因此，依照有关移民法程序签发了热比娅的访澳签证，并说这已是热比娅第三次以私人身份访澳。
"犯罪分子"
北京将热比娅领导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称为分裂中国的恐怖主义团体，并指责该组织策划挑起了导致近两百人死亡的乌鲁木齐7·5骚乱。
据澳大利亚报纸报道，中国驻堪培拉大使馆已就批准热比娅访澳一事向澳方提出抗议，形容热比娅是一名"罪犯"。报纸引述中国使馆说，事实表明，7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骚乱是由热比娅领导的维吾尔代表大会策划指挥的。
现年62岁的热比亚周五（7月31日）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访日期间热比娅宣称在7.5骚乱中有一万人失踪。这一说法使北京极度恼火，并为此传唤日本大使提出抗议。此外，据中国日报报道，中国当局将于8月中旬对参与乌鲁木齐骚乱的嫌犯进行审判。并说，这只是一小批人。
| 檢舉 |
Posted by nejma
at July 31,2009 14:38
维吾尔150万青年被绑架的奴工计划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9/07/200907140129.shtml
【作者：茅山道】
维吾尔暴动发生以来，据说真相是维族暴徒屠杀汉人平民，于是汉人纷纷说：“你们去杀军队警察才算好汉，杀平民算什么本事？”汉人似乎忘了奥运期间的 2008年7月1日，上海有杨佳痛杀匪警，被他们骂作“滥杀无辜应该处死”；2008年8月4日，喀什武警支队爆炸16人死亡16人受伤；8月12日，阿克苏地区库车县的15岁少女爆炸了警察局法院12人死亡...有谁关心过这些少男少女为何变成暴徒？有谁呼吁过让他们享受战俘待遇？
汉人反思的结果是，国家计委出台了150万人的绑架计划。维吾尔斯坦南盆的喀什、和田、克孜勒苏等地500万以上的总人口当中，应该“泻洪减压 ”150万去中国东南部打工。这可供输出的150万壮劳力，正值婚龄前后，担负着一个种群的人口繁衍和文化传承，从最西北去最东南如何成家？也要他们象湖南四川的奴工一样劳燕奔波吗？这是不是种族灭绝强制同化？
维吾尔南盆地是传统富庶的农牧区，为何赤贫如洗？中国从维吾尔自治区采掘的油田工矿，为何没有抽提地方税转为农业补贴？为何不在这里兴办农牧产品工业化基地呢？难道这里也会变成三鹿氰胺的大本营吗？韶关暴动为何引发乌鲁木齐暴动？这些暴徒来自何方？莎车县的一位农民被关入乡政府，要求交出他的已经参加汉语培训的两个女儿，而这两个女儿已经被姐姐带到了乌鲁木齐...详见：
一维族记者：对在内地的南疆民工境遇的基本看法
2009-07-12 00:10:07 作者：不详 来源：开元网
南疆三地州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我们每一位有良心的正常人目睹这些贫困现象，不得不悲然泪下。从1983年至2000年间，我作为一名记者和一家杂志社的副社长，每年都要下这些地州采访和工作两三个月，足迹遍及这23个县市的一百多个乡镇和上千个村子，接触过无数社会最底层的乞丐、佃农、农民、牧民和手工作坊的徒工，采访过几百名各族从基层乡村干部到地县级领导，对这里的贫困和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况有所了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三个地州总人口目前估计至少在500万以上，基本上从事传统的农业和畜牧业，农牧业资源不谓不丰富，粮食、棉花、油菜及林果业产量在全区名列前茅。但是农牧业生产受到人多地少和水资源的严重束缚，外加国家资金、政策和技术投入少，自解放以来遭受的所谓“土改”、“三反五反”、“社教”和“文革”等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使普通干部群众的国家归属认可程度下滑到了最低点，形成了解放后南疆三地州“疆独”势力得以产生的温床，遇到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蛊惑煽动和国外敌对势力的影响，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的分裂和恐怖事件。通过近几年来“反分打恐”的维稳工作扩大化（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高压政策），反而使经济没有得到像样儿的实际发展，更使当地老百姓穷困潦倒，党和国家的威望降到了冰点，正常合理的民意诉求渠道被堵死，民怨鼎沸，危机四伏。另一方面，下派到这些地州的各级干部，特别是汉族干部，由于基本指导思想的偏悖，只是简单地将维稳作为要务和体现所谓政绩的倾向，加之一些干部的腐败作风，导致他们在这里除了狠抓稳定和个人的政治资本和经济私利之外，几乎没有认真地抓过经济发展和当地老百姓的福祉，因此造成了老百姓与政府干部的对立和不信任的关系，且这种干群鸿沟越来越深，如此恶性循环的往复，终于使当地的政府决策者发现，南疆三地州的经济发展和贫困问题，已经到了非“泻洪减压”不可的地步了。于是乎，从速合理分流南疆三地州150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政策出台了。
我们知道，南疆三地州除了农牧业和旅游资源相对丰富之外，基本上没有可供大量开发的工业资源，最近发现并开发的石油资源似乎基本上与当地无关，充其量也就是改善了当地的交通和通讯状况，稍微带动了一些相关的餐饮行业的发展，资源转换战略实施缓慢，丰富农牧业资源开发利用，延长农副产品产业链的进展不过也只是开了个头，目前尚不足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唯有组织这些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成为改善南疆三地州贫困状况必由之路。
万事开头难，通过上述情况可以得知，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不是那么容易的，绝大部分农民有抵触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今年3月份，我家过去的一位保姆领着她的两个妹妹突然来到我家，声泪俱下地求我救一下她两个妹妹的命。原来，她们老家莎车县某乡的一位副乡长，将她们的父亲关在了乡政府，要求这位农民交出已经参加汉语培训的两个丫头。因为早已听到风声的这位农民，早已将还没结业的丫头，偷偷藏在了另外一个乡的亲戚家。而他在乡政府附近开饭馆的二女儿（就是我家以前的保姆，已婚），得知父亲被关在乡政府，又偷偷将两个妹妹带到了乌鲁木齐。我当时的确为乡干部如此粗暴的工作作风感到不理解，甚至感到愤怒，遂打电话给该县的一位朋友（副县长）询问详情。当我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就为如何处理眼前的问题而头痛。经与前保姆苦口婆心地“商量”后，决定答应留下这对女孩的妹妹在我家暂避风头，姐姐必须回乡“救出”父亲，并如约前往内地打工。我请一位朋友帮忙，出具了一张“妹妹”已在乌鲁木齐一家公司打工的证明，并通过那位副县长朋友帮忙疏通，到三甬碑客运站送走了前保姆和她的大妹妹。
我的这位“新保姆”的姐姐目前在青岛打工，她经常打电话“报告”她在那里打工的情况，所说情况与本报记者帕热扎提采访报道的情况基本相同。但是，雇用厂家拖欠工资、不按规定支付报酬的加班现象、维吾尔打工妹的生活待遇人前人后不一致（即应付媒体监督玩花架子的情况）等情况，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个别打工妹受到某些管理人员性骚扰的情况也偶有发生。根据我目前得到一些情况分析，在青岛打工的这批维吾尔女工，可以分成两头小中间大的三个部分，一头积极一头想跑，中间的那部分基本上也倾向于拿上工钱早点儿离开，而我“新保姆”的姐姐也属于中间派。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们毕竟是第一批，又是从未离开过家乡和父母的小姑娘，更何况她们基本上都是“被迫”而来的。
结论：就目前情况来看，政府组织南疆三地州农民到内地打工，一是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工作，多一些解释说服工作，少一些简单粗暴作风；二是相关的服务保障措施必须配套到位，必须派出得力的领队干部，坚决依法维护维吾尔民工在内地打工的各项合法权益，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三是尽量拓宽劳务市场信息渠道，适当增加组织男性维吾尔民工的外出打工的比例，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何况这涉及到民族宗教问题，民族宗教向来无小事，政府应该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大批组织南疆农民到内地打工，毕竟是开天蔽地第一遭，是一个不易被普通大众正确理解和接受的好事，建议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门制定常年的报道宣传计划，辟出专门经费，组织新闻媒体进行长期的宣传报道；有关科研单位和有条件的大专院校，也应该组织适当的科研力量，对这一改变维吾尔社会结构的重大历史事件，仔细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尽快为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翔实的依据，促使决策部门尽快制定出相关的政策法规。
最后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维吾尔社会，包括知识阶层对此问题的不理解和接受的现象，甚至是暂时的不明白情况而持反对意见的人，绝不是所谓的“ 分离”情绪，更不是别有用心，与境外的分裂势力和恐怖组织基本没有关系，只是人民群众对这一新鲜事物缺乏必要的理解和认识，只是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上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绝对不能与分裂势力划等号，不加分析地随便地乱扣帽子、胡打棍子，更不能借此歧视和排挤他们，而是应该以春天般的温暖说服教育为主，甚至可以特事特办，适当组织维吾尔社会的头面人物组团到内地，实地考察同胞在那里的工作生活情况，然后到南疆三地州“现身说法”，帮助广大农民尽快打消顾虑，热情迎接维吾尔社会转型的春天。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9/07/200907140129.shtml
【作者：茅山道】
维吾尔暴动发生以来，据说真相是维族暴徒屠杀汉人平民，于是汉人纷纷说：“你们去杀军队警察才算好汉，杀平民算什么本事？”汉人似乎忘了奥运期间的 2008年7月1日，上海有杨佳痛杀匪警，被他们骂作“滥杀无辜应该处死”；2008年8月4日，喀什武警支队爆炸16人死亡16人受伤；8月12日，阿克苏地区库车县的15岁少女爆炸了警察局法院12人死亡...有谁关心过这些少男少女为何变成暴徒？有谁呼吁过让他们享受战俘待遇？
汉人反思的结果是，国家计委出台了150万人的绑架计划。维吾尔斯坦南盆的喀什、和田、克孜勒苏等地500万以上的总人口当中，应该“泻洪减压 ”150万去中国东南部打工。这可供输出的150万壮劳力，正值婚龄前后，担负着一个种群的人口繁衍和文化传承，从最西北去最东南如何成家？也要他们象湖南四川的奴工一样劳燕奔波吗？这是不是种族灭绝强制同化？
维吾尔南盆地是传统富庶的农牧区，为何赤贫如洗？中国从维吾尔自治区采掘的油田工矿，为何没有抽提地方税转为农业补贴？为何不在这里兴办农牧产品工业化基地呢？难道这里也会变成三鹿氰胺的大本营吗？韶关暴动为何引发乌鲁木齐暴动？这些暴徒来自何方？莎车县的一位农民被关入乡政府，要求交出他的已经参加汉语培训的两个女儿，而这两个女儿已经被姐姐带到了乌鲁木齐...详见：
一维族记者：对在内地的南疆民工境遇的基本看法
2009-07-12 00:10:07 作者：不详 来源：开元网
南疆三地州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我们每一位有良心的正常人目睹这些贫困现象，不得不悲然泪下。从1983年至2000年间，我作为一名记者和一家杂志社的副社长，每年都要下这些地州采访和工作两三个月，足迹遍及这23个县市的一百多个乡镇和上千个村子，接触过无数社会最底层的乞丐、佃农、农民、牧民和手工作坊的徒工，采访过几百名各族从基层乡村干部到地县级领导，对这里的贫困和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况有所了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三个地州总人口目前估计至少在500万以上，基本上从事传统的农业和畜牧业，农牧业资源不谓不丰富，粮食、棉花、油菜及林果业产量在全区名列前茅。但是农牧业生产受到人多地少和水资源的严重束缚，外加国家资金、政策和技术投入少，自解放以来遭受的所谓“土改”、“三反五反”、“社教”和“文革”等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使普通干部群众的国家归属认可程度下滑到了最低点，形成了解放后南疆三地州“疆独”势力得以产生的温床，遇到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蛊惑煽动和国外敌对势力的影响，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的分裂和恐怖事件。通过近几年来“反分打恐”的维稳工作扩大化（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高压政策），反而使经济没有得到像样儿的实际发展，更使当地老百姓穷困潦倒，党和国家的威望降到了冰点，正常合理的民意诉求渠道被堵死，民怨鼎沸，危机四伏。另一方面，下派到这些地州的各级干部，特别是汉族干部，由于基本指导思想的偏悖，只是简单地将维稳作为要务和体现所谓政绩的倾向，加之一些干部的腐败作风，导致他们在这里除了狠抓稳定和个人的政治资本和经济私利之外，几乎没有认真地抓过经济发展和当地老百姓的福祉，因此造成了老百姓与政府干部的对立和不信任的关系，且这种干群鸿沟越来越深，如此恶性循环的往复，终于使当地的政府决策者发现，南疆三地州的经济发展和贫困问题，已经到了非“泻洪减压”不可的地步了。于是乎，从速合理分流南疆三地州150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政策出台了。
我们知道，南疆三地州除了农牧业和旅游资源相对丰富之外，基本上没有可供大量开发的工业资源，最近发现并开发的石油资源似乎基本上与当地无关，充其量也就是改善了当地的交通和通讯状况，稍微带动了一些相关的餐饮行业的发展，资源转换战略实施缓慢，丰富农牧业资源开发利用，延长农副产品产业链的进展不过也只是开了个头，目前尚不足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唯有组织这些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成为改善南疆三地州贫困状况必由之路。
万事开头难，通过上述情况可以得知，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不是那么容易的，绝大部分农民有抵触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今年3月份，我家过去的一位保姆领着她的两个妹妹突然来到我家，声泪俱下地求我救一下她两个妹妹的命。原来，她们老家莎车县某乡的一位副乡长，将她们的父亲关在了乡政府，要求这位农民交出已经参加汉语培训的两个丫头。因为早已听到风声的这位农民，早已将还没结业的丫头，偷偷藏在了另外一个乡的亲戚家。而他在乡政府附近开饭馆的二女儿（就是我家以前的保姆，已婚），得知父亲被关在乡政府，又偷偷将两个妹妹带到了乌鲁木齐。我当时的确为乡干部如此粗暴的工作作风感到不理解，甚至感到愤怒，遂打电话给该县的一位朋友（副县长）询问详情。当我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就为如何处理眼前的问题而头痛。经与前保姆苦口婆心地“商量”后，决定答应留下这对女孩的妹妹在我家暂避风头，姐姐必须回乡“救出”父亲，并如约前往内地打工。我请一位朋友帮忙，出具了一张“妹妹”已在乌鲁木齐一家公司打工的证明，并通过那位副县长朋友帮忙疏通，到三甬碑客运站送走了前保姆和她的大妹妹。
我的这位“新保姆”的姐姐目前在青岛打工，她经常打电话“报告”她在那里打工的情况，所说情况与本报记者帕热扎提采访报道的情况基本相同。但是，雇用厂家拖欠工资、不按规定支付报酬的加班现象、维吾尔打工妹的生活待遇人前人后不一致（即应付媒体监督玩花架子的情况）等情况，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个别打工妹受到某些管理人员性骚扰的情况也偶有发生。根据我目前得到一些情况分析，在青岛打工的这批维吾尔女工，可以分成两头小中间大的三个部分，一头积极一头想跑，中间的那部分基本上也倾向于拿上工钱早点儿离开，而我“新保姆”的姐姐也属于中间派。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们毕竟是第一批，又是从未离开过家乡和父母的小姑娘，更何况她们基本上都是“被迫”而来的。
结论：就目前情况来看，政府组织南疆三地州农民到内地打工，一是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工作，多一些解释说服工作，少一些简单粗暴作风；二是相关的服务保障措施必须配套到位，必须派出得力的领队干部，坚决依法维护维吾尔民工在内地打工的各项合法权益，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三是尽量拓宽劳务市场信息渠道，适当增加组织男性维吾尔民工的外出打工的比例，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何况这涉及到民族宗教问题，民族宗教向来无小事，政府应该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大批组织南疆农民到内地打工，毕竟是开天蔽地第一遭，是一个不易被普通大众正确理解和接受的好事，建议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门制定常年的报道宣传计划，辟出专门经费，组织新闻媒体进行长期的宣传报道；有关科研单位和有条件的大专院校，也应该组织适当的科研力量，对这一改变维吾尔社会结构的重大历史事件，仔细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尽快为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翔实的依据，促使决策部门尽快制定出相关的政策法规。
最后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维吾尔社会，包括知识阶层对此问题的不理解和接受的现象，甚至是暂时的不明白情况而持反对意见的人，绝不是所谓的“ 分离”情绪，更不是别有用心，与境外的分裂势力和恐怖组织基本没有关系，只是人民群众对这一新鲜事物缺乏必要的理解和认识，只是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上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绝对不能与分裂势力划等号，不加分析地随便地乱扣帽子、胡打棍子，更不能借此歧视和排挤他们，而是应该以春天般的温暖说服教育为主，甚至可以特事特办，适当组织维吾尔社会的头面人物组团到内地，实地考察同胞在那里的工作生活情况，然后到南疆三地州“现身说法”，帮助广大农民尽快打消顾虑，热情迎接维吾尔社会转型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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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nejma
at August 1,2009 1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