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gérie mon amour, Algérie pour toujours...

一件白襯衫，
兩只超市塑膠袋

中國古諺 ：「關門打狗」。

引言。

一件白襯衫，兩只超市塑膠袋。寥寥幾筆的描繪足以烙印在記憶裡。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正午，北京，他，倖存者、盛氣凌人，直挺挺地站到大街中央，癱瘓了那一列行駛中的裝甲車。他爬上了第一輛坦克，與駕駛坦克的官兵對話，從坦克上爬下來，重新擋住去路。最後，幾名街上看熱鬧的人將他拉離現場，扯離我們的視野。
從某間旅館的陽台上，四名攝影記者：路透社的曾興華（Arthur Tsang）、新聞週刊的查理．柯爾（Charlie Cole）、馬格南社（Magnum）的史都華．富蘭克林（Stuart Franklin）、美聯社的傑夫．溫德奈（Jeff Widener）各自按下了快門。他們的影像傳遍了全世界，天安門影像中的此人繼續驅策後代。他從此人間蒸發… … 然而他卻無所不在。

一切都是從四月十五日開始的，由悼念胡耀邦開始的。胡耀邦形象好、為政清廉、主張改革開放，學生對其一九八七年下台的方式難以接受，遂以悼念的形式替他鳴不平。自十七日，成千上萬的學生聚集到廣場上，主張與當局對話。五月十三日開始，兩千多名學生展開絕食靜坐。北京，因為戈巴契夫（Gorbatchev）即將訪華，進行醞釀多年的的歷史性會談，在強大的壓力下等著上千名外國記者的到來。
由中國共產黨的改革派總書記趙紫陽帶領，著手與主張民主、法治以及反腐敗問題的學生們進行協商。鄧小平攬權不放。五月十六日與蘇聯總統會晤後，趙紫陽已經被排斥在決策之外。
五月十八，國務院總理李鵬終於准允接見學生代表，對話卻沒有達成任何效果。十九日，戒嚴令頒佈，靜坐抗議的人增加了，各界聲援的人們成群結隊湧向街頭，廣場上又來了一批外地的學生。北京市民加入阻撓起初拒絕對其年輕子民進行鎮壓的人民解放軍進城。
就在這時候，人民大會堂的高牆後面，中國共產黨黨內暗潮洶湧。天安門廣場上的衝突也是受了影響的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的一場戰役。「小領袖」最後還是讓他靠邊站了。趙紫陽因為拒絕做一個鎮壓學生的總書記，遞出了辭呈，來到廣場上。擒著淚，透過擴音器向學生一番即席講話。自受污蔑到下台或許對於一場無可避免的後果說明了某種形式上的遠見，外國媒體都不敢想像的屠城事件：「整個中國，懸在命運轉變的戲劇性現場，隱約地了解到剛翻新歷史一頁。」《快報》（L’Express）記者尚-賈克．賈弗（Jean-Jacques Jaffeux）如是寫到。一九八九年五月中的法國媒體沒有任何一點臆測。覺得毛派帝國翻轉天安門廣場，頭纏布條的中國年輕人將和平地贏得自由。然而，我們今天才知道，夢想被壓得喘不過氣，虛弱的學生已經撤離開廣場。五月底，政府當局應該能讓學潮自行散去：它卻採取了武力鎮壓。
二十九日，開始隔離目擊者：四千多名外國記者被指定待在各自的旅館房間內。沒有人遵守這項通知。六月三日，戒嚴部隊自北京郊區一個接一個突破重圍直搗市中心，以機關槍隨機掃射街頭。最後，在三日與四日的凌晨，解放軍第二十七軍團駐進天安門廣場以及周邊道，對果敢的遊行群眾窮追不捨。對抗於四日的白天持續進行。我們或許從來也無法正確地確知道有多少北京市民被解放軍打死。能夠肯定的是，五日清晨，首都被「清洗」了，而這天，天安門影像中的那人冒了出來站到坦克車隊前。
二十年後，流血與暴力的影像逐漸模糊。我們僅剩下穿著當時標誌性的白襯衫、手裡提著塑膠袋青年的影像。一九八九年這年，還有其他的相片、其他的面孔，諸如：大鬍子華勒沙（Lech Walesa）、額頂胎記的戈巴契夫、油亮一頭髮的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遭槍斃的齊奧塞斯古（Nicolae Ceausescu）、柏林圍牆下拉揍大提琴的羅斯托波維奇（Rostropovitch）… … 十一月，東、西德統一，中學生們紛紛丟棄掉舊地圖。一個接著一個，我們見到許多共和國誕生：捷克、斯洛維尼亞、愛沙尼亞、拉托維亞… 充滿異國情調的名字。更遠一點，在南非，致力民族解放事業的曼德拉被無條件釋放。在南太平洋上，智利擺脫老皮諾契（Pinochet）的獨裁統治。在巴黎，人人慶祝法國大革命兩百年… … 時代加快了的步伐，法國高速鐵路時速超過每小時五百一十五公里。天安門那人的身影從未在一九八九年的風暴中消失。有過不少相關的調查，我們始終不清楚此人的面孔、不清楚此人的姓氏。本書並非一個人的故事。僅是一個影像的故事。


陳虹君 節譯 自 “L'homme de la place Tiananmen“ （Seu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