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術師手記

民族主義的論述是會轉化的，而且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它的變化更大。這是因為中國民族主義本身，主要的是附著在一個本身就流動的「文化」上，因此較「種族民族主義」，在本質上也就有更大變化的彈性。

而且，自1911年「中華民族」的概念出現了後--為什麼是以1911年作為界線，一方面是因為「中華民國」的建立，中華民族的論述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1911年的清帝國下，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國」，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同時包含滿漢的「中華民族」，是不可能成為主流的--「中國」的變化很大，激進黨的革命，保守派的復辟，還有軍閥割據與國家統一運動，以致於是右派國民黨與左派共產黨的鬥爭、內戰。當然，其間還經歷了二次的世界大戰。

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有很大的變化。而自1949年到2005年之間，在台灣的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當然也有許多的變化。

余光中的中國民族主義，是研究台灣的中國民族主義論述，一個非常適當的題材。是的，我可以再說一次，這裡要討論的，是「台灣的」中國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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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說余氏的中國民族主義論述，是台灣的?這不只是地理上，因為余光中人在台灣，而且我可以直接地說，他的中國民族主義論述，必須要在台灣，而且只有在台灣的脈絡下，才會出現的。其中，2005年時，他的中國民族主義，更是進一步地「台灣化」。

2005年余氏的中國民族主義，較70年代的中國民族主義更「台灣化」，不只是因為他不再那麼無窮無盡地否定「台灣」，對於鄉土文學套上了個「血滴子」--聯共--罪名，欲除之而後快。如上一篇文章裡我提到的，他只是說：「過分本土化也會減損民族的傳統」。減損(中華)民族的傳統的，不是本土化，而是「過分的本土化」--其實，任何過分的事，都會減損民族的傳統，包括余光中過分地二分化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因此，即使他仍然對「台灣化」有敵意，或至少不願意，但他仍不敢攖其鋒地像過去那麼大剌剌地「反台灣」。

不過，余氏的「台灣化」，還不僅於此。也就是說，不只是意識層次地沒有「反台灣」，實際上他還在無意識的層次了「為了台灣」，他說道：中華文化的美學傳統是讓「台灣傑出作家的詩文才普遍被選入大陸、香港與星馬的課本。」在這裡，台灣傑出作家，是透過中華文化，「才」被選入的，不過可以看到的是，他所站的位置，是「台灣」。中華文化在這一段裡，是讓台灣揚名華人世界的「工具」。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看到了有個行動的主體--余光中--作為一個「文化上的中國人」，而於「台灣」的土地上，在1970年代，用現代主義來打壓成長於台灣這塊土地上的現實主義文學，而在2005年，則反抗過度的本土化，擔心其扼殺了中國文化的傳統。

台灣與中國，攻守之勢逆轉，我們可以說是因為政治上的民主化與本土化所致。不過如果只是簡單地政治鬥爭，那就可惜了余氏呈現在我們面前的變化：中國變成了一個「文化」的單位，而台灣則是「政治」上的單位。

我們確是可以繼續前文中，有關「人為--自然」、「政治--文化」的二元隱喻與換喻的系統，來說台灣作為一個「政治」上的單位，是破壞精緻的中國「文化」的野蠻行為者。但是，台灣作為一個「政治上」的主體，是存有層次上的。在這樣的脈絡下，才能理解為什麼余氏會讓「中華文化」工具化，而這也是我之所以說他已經逐漸地「台灣化」的原因了。

當然，余氏心裡可不願意讓中華文化是個工具，就像是他也不願意「台灣化」。不過，正如同將人與價值區隔開來，是現代的，而認同一個政治單位，同樣地也是現代的。現代，是個舖天蓋地的力量，它在無意識間，潛移默化地變成我們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說，我們變成了它的一部分。現代的主體，一方面確實不斷地尋找、建構他的文化認同，有些時候，文化認同還會與國家認同相重疊。這個認同的追尋，是情感的，也大部分是無意識的；另一方面，現代主體也仍然有能力區分理性與感性、利益與價值的，而也就跟著會有本質的與工具的區分。

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從1970年代到2005年之間，在余光中的世界裡，有了非常大的變化。中國，從政治與文化統一的概念，變成是政治與文化分離的。他談的，是文化上的中國。而且還不只是如此，中國還從不可懷疑的價值，在轉化成了文化單位之後，還變成了「為了台灣」的工具--台灣與中國關係，已然是主從易位，即使這個主，余光中在意識層次上不以為然，但實際上在無意識的層次上，卻已經接受了。

一個「現代主體」的余光中，在2005年台灣化了之後，所建立的「中國民族主義」或「中華文化」的論述，當然是「台灣」的，因為他的存有，與中國人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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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氏的中國民族主義，不僅與1970年代不同，已經跟中國人不一樣了。上一段落我寫的是他跟自已在1970年代不同，這裡我想簡單地指出他與中國人的中國民族主義，也不一樣了。當然，這裡所指的中國人的中國民族主義，也是當代的，或者更精確地說，是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的。




註：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美國哈佛大學漢學家，他對中國的看法，主導了美國戰後對華政策數十年。不過，過去他所提出來的「挑戰--回應」模式，來解釋中國的變遷，也受到了「從中國出發」觀點的挑戰。我這篇文章則是想從現代性的觀點，而且是從歷史方法地回到東方脈絡的現代性分析，來呈現在台灣的中國民族主義，不只是「挑戰--回應」模式，也不只是「從中國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