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術師手記

「國語」是什麼?說實在的，我想在今天的台灣還是很敏感，不過最近倒是常常出現「國語文教育」，或者更精確地說，是「文言文教育」的討論，我無意於加入戰局，去說誰對誰錯。不過看到余光中的文章，「五四」真把文言廢了嗎？我覺得是一個分析「中國文化」論述的再現時，非常好的文本。就寫寫這篇文章。

余文特別之處，是在於他對「政治性」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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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余光中的「政治性」?簡單來說，他創造了一組二元的對立：「人為的政治」與「自然的文化」。人為的，就是權力的結果，而權力就是惡的，即與政府有關；文化是可長可久的，是傳統、是雋永的美感，而且還是面對今日台灣與華文世界連結，面對全球化的基石。

我試著先引幾句余氏的文字，及其文章中的主論證。

「台灣的文化界，尤其是教育界，近年正面臨日漸嚴重的價值危機。我們的困境充滿矛盾而無法調和。有兩股力量在我們身上拔河﹕一邊是英語，挾其全球化之優勢，洶湧而來﹔一邊是台語，挾其本土化之政治正確，挑戰『國語』的普及地位。影響所及，已有高等學府規定需用英語授課﹔另一方面，則早有民意代表在國會中堅持用台語發言。這兩股力量在我們身上拔河，我們非但不能左右逢源，反而被迫左斜右傾，岌岌可危。原因是我們飽受左拉右扯，但足下原可支持我們立定腳跟的國文，卻在鬆動。原來有人正想把它挖鬆，那人竟是我們的政府。」

這是他文章一開始破題的文字。如我之前說的，他區分了「人為」與「自然」這樣的一組對立。人為的政治，是政府在語言上的使用，不管是高等學府的英文，還是國會中的台語。人為的政治，造成的不是左右逢源，而是左斜右傾，岌岌可危。

不過，在這左傾右斜裡，余氏還區分了英語與台語的不同：英語不是政治的結果，而台語是。

「英語，顯然已成為世界語了，其『全球化』的動力並非全賴政治。」
「英語書寫而為英文，英、美、澳、加、紐西蘭，甚至南非、印度、西印度群島之作家用以創作文學。」

反之，
「台語並非台灣土生，而是源自中原，行於泉、漳。」
「台語並無此種功用(創作文學)，因為並無與其相應相生之『台文』。」不同於英文的是，「英語乃拼音所生，有其音便能拼出其字。」

在這一段的對比中，余氏連著英文也「自然化」了，而且這個「自然化」了的英文，不僅無涉政治的，而且還進一步地拉出了「拼音」的特質，作為進一步對比出「台語」的人為性格。因為，「台語迄今只是一種方言，有其音未必能寫出其字，有其字亦未必能普遍使用。」

「可書寫性」，變成了余光中認為台文不具有「文化性」，不算「自然化」，而得要靠政治撐腰的論證。相反的，「中華民族因方言紛歧而多隔膜，幸而因文字統一而文化悠久。」統一了的文字，也就具有傳承文化的功能，它不僅是「自然而然的」，而且還可以「成就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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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或「中國文化」的偉大，可以從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是對比於英文的，另一方面，當然是不同於台文的。

「英文雖然成了普遍的語言，但以英文為母語的人口不過四億，只有中文母語人口的三分之一。我們共同的母語如此經用，其潛力之發揮更有前途。我們的社會爭學英文不遺餘力，但對自己的母語卻並不重視，不少人中文不通也不以為恥：其結果是荒廢了母語，也並未學通外文。」

「我們共同的母語」，余氏用的是「我們」、「共同的」、「母語」，在這裡指的當然是中文，自然化了的中文，以及自然化了到「我們」身上的中文。它的偉大，是在數量上遠遠多於「英文」，不過只是「我們」十幾億的中文母語人口的三分之一；中文「不通」，卻不引以為恥…

中文不通，是應該羞恥的，所以「我們」應該更加認真地學習「共同的母語」，因為「國文，有句法章法、平仄音調、對仗美學」，而且「在文學上更有悠久而豐富的傳統，成為世界各地華文作家的源頭活水。也就是因為有此共同的書寫文字與其歷經考驗的美學傳統，台灣傑出作家的詩文才普遍被選入大陸、香港與星馬的課本。」

而且，這裡所說的「共同的母語」，不僅有個優良的古典傳統(「古典文學傑作 歷經千古汰蕪存菁」一段)，而且還已經內化到我們日常生活中了(「試試，說話禁用成語 寫作禁用名諺」一段)，也就是說這些「共同的母語」，已經深化到了我們的生活世界裡，唾手可得，但是這些古典優雅的美感，卻被「野蠻的政治」(「文化受政治操弄 野蠻史常見的陋規」一段)，給破壞殆盡。

「短期的政治正確豈能阻斷一個民族語文的浩蕩流勢？教育既為百年大計，就應該超越急功近利，超越四年一變的政治正確，為文化大業負起責來。」，然而「短期操作的政治正有形無形地介入教育：削減本國史地是其一例；而削弱國文課又是一例。」因此，由余氏遂發起了「搶救國文教育聯盟」，反對「政教合一」的不當操作﹕

反對高中國文的時數由每週五節減為四節，反對文言文的比例由百分之六十五減為四十五，反對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由必修改為任其自生自滅的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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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為」與「自然」的對比中，其實可以看到余氏的架構--有意識的，也無意識地--人為的，是政治，而且是台灣本土化的政治；而自然的，與其說是抽象的文化，不如說是中華帝國與大英帝國--是的，我再說一次，是中華帝國與大英帝國，或者是由中華帝國與大英帝國所打造的「中華文化」及「英格蘭文化」與它們的語言，中文與英文。而也就在很明顯的「政治化的文化」的對比之間---人為的台灣文化與自然的帝國文化--我看到了余氏的「政治」。

什麼是余氏的「政治」，其實我想談的，並不是他偏頗地將「中華民國」的語言政策，或者是中華民族主義的擴張與發展，當作是自然的，而台灣民族主義當作是人為的。而且，我甚至也不是要去談，余氏誤用歷史，隨意比興，一方面美化中文，另一方面貶低台文，這當然也是政治，不過也不是我要談的政治。

我要談的政治，一方面與前兩者有關，另一方面，又超越前兩者。我談的是「在中華帝國主義的修辭間，所再現的現代性權力」，也就是說，余氏是如何論述出「中國文化」，而且是「文言文」的文化，是具有「正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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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氏的行文中，主軸是在呈現「體現在古典文言文的中華文化的優越性」。於是，這裡的優越性，當然相對的是「台灣文化」，或者更精確地說，是余氏所建構的本土的台灣文化來說了。然而，優越必須要有可以優越的原因，中華文化及文言文不能去的原因，是因為它在面對「全球化」時，不僅是安身立命的生活哲學，還是讓台灣人揚威華人世界的根本。而後者，還是不具有「可書寫性」的台文，所無法達到的。

余氏說：「『去中華文化』的後果，將只留下單薄的『本土化』去面對來勢洶洶的『全球化』。」

再者，我們還可以說，前述「人為」與「自然」的對立中，人為指的是「台灣文化」，而「自然」則是「全球化」，是大英帝國所建立的英文書寫文化。在這二元的對立之間，中文書寫文化，就變成了「人為」與「自然」對立下辯證的「合」，余氏又說：

「過分全球化會喪失民族的自我，過分本土化也會減損民族的傳統。此「二化」均應把握分寸，不可以犧牲夾在中間的民族文化大傳統為其手段。」這裡的「合」，雖然是比較被動的，用「不可以犧牲」來說，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他接下來說的：「夾在中間的民族文化大傳統為其手段。」

民族文化「大」傳統的大，從他的文字裡，看得出來是歷史之長久而成其大，這裡相對的，還是炒短線，為了「政治正確」的政策--附上一句無關的話，這位老先生，倒是很跟得上流行，亂用「政治正確」這個術語。不過，這裡使用「政治」這個詞，待會還是會談到。

民族文化有其大，而更重要的是，他已經非常自然地將「中華民族」當作是個「事實」，宛如實體而均質統一，像是鐵板一塊的「客觀存在」。

他說到：「在文學上更有悠久而豐富的傳統，成為世界各地華文作家的源頭活水。也就是因為有此共同的書寫文字與其歷經考驗的美學傳統，台灣傑出作家的詩文才普遍被選入大陸、香港與星馬的課本。」

是的，從文字，到文化，到民族，其實余氏的民族，是個文化民族主義，他所想像的中華民族，是個以文字為基底的中華文化帝國的民族主義。也就只有在這個脈絡下，才能理解他所創造的另一個文化帝國主義，英文，何以能夠在「英、美、澳、加、紐西蘭，甚至南非、印度、西印度群島之作家用以創作文學。」

在這裡，中文不再只是「被動的」，不再只是「不可以犧牲」，而是「主動的」，不僅可以讓台灣文學收錄在「大陸、香港、星馬」--他所想像的「華人世界」--的教科書中，而且還可以建立一個「中華文化的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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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中文是可恥的，因為才不過華人世界三分之一通行率的英文，我們竟然那麼認真去學；懂得中文是光榮的，因為中國文化是那麼地經典，還能讓台灣文學揚威華人世界。而且，還不只如此，這才不會「只留下單薄的『本土化』去面對來勢洶洶的『全球化』」。

中華文化，在余氏的措詞裡，它是「本土的台文文化」與「全球的英語文化」二端之中。這裡的允執其中之道，不僅是正反辯證後的「合」，而且還是個「中庸之道」。而從這個很古典的「中庸之道」，我要開始談之所以從余氏的文字裡，看到的「藉由中華文化所體現的現代性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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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民族的符號，建立一個延續久遠的傳統，是民族主義的基本論述。余氏所論述的，是中國民族主義，從這個民族主義的視野下，不僅中國文化有其光榮的傳統，能蔽廕台灣文化，及媲美英語文化；而且，中國文化還指定了是傳統，是文言文。於是，要延續光榮，就不能有人為的政治，抄短線。

民族主義當然是，也會是人為的政治，不管是余氏所不滿的「台灣民族主義」，還是余氏所心悅臣服，而又正在創造的「中國民族主義」，都是人為的。有具體的人，如余光中。不過，我要說的是個抽象的人，現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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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抽象的人，並不代表了說我會忽略特定具體的人。余氏是個中國民族主義者，這點實在沒有什麼新意，不用分析他的文本，都可以猜得到他的立場，而且從1970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裡，他的中國民族主義立場，就眾人皆知了。

不過，7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余光中，與2005年的中國民族主義的余光中，也有許多的不同：不同一，早期的他是個會寫出：「今天的天空很希臘」的現代主義者，現在的他是堅定的傳統文言文的運動家；不同二，早期的他，對於「台灣文化」是毫不保留地不屑，現代的他還是不屑，但至少說的是：「過分本土化也會減損民族的傳統」。

民族的傳統所指的民族，當然是在二十世紀才出現的中華民族。不過，同樣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不同的時代裡，仍然有不同之處--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要仔細分析他的這篇《「五四」真把文言廢了嗎？》的文章。而也從這裡，我可以再一次地說，在談「抽象的現代人」時，我並不想忽略「具體的現代意識型態的論述者」。

因為，這篇文章不只是用結構主義來分析「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更重要的是，我想用「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之轉化，來檢驗結構主義的有效性。



註：Frantz Fanon (1925-1961) ，這幾天在讀他的《黑皮膚，白面具》，在寫這篇文章時，我一直想的就是這本書。我將在下文指出，余光中的中國民族主義，或者精確地說，在台灣的中國民族主義論述，具有非常高的理論意義，並且呈現了高度的歷史性(historicity)，是個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意識型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