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術師手記

首屆東亞高峰會的建制與其政經意涵

我先就提綱中的幾個問題，簡單說一些我的想法：

很明顯地，大家都會注意到中國在這次首屆東亞高峰會中，所扮演的角色。這當然是個事實，而且也由於台灣與中國之間微妙而敏感的關係，我們也很容易特別注意到這個事實。不過，即使中國的崛起是了解首屆東亞高峰會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一個背景，我們也不應該就此而太過重視中國的重要性，因為還有其它一樣重要的因素，促成了這次的高峰會，同時也會影響高峰會的發展。

首先，就成員的結構來看。實際上在去年原始的提案中，參加首屆的東亞高峰會成員僅有原本的東協會員國，加上中、日、韓三國，也就是所謂的「東協加三(ASEAN plus 3)」。不過，一方面是因為印、紐、澳等國的爭取，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新加坡、印尼等的提議，於是才發展成現在的局面。另外，我們也注意到了俄羅斯也正在積極爭取加入這個東亞高峰會之中。成員結構的擴張，代表了什麼?回到我之前提到的問題：中國的重要性。一方面也正是因為中國的崛起，而使得這些國家想要攀龍附鳳，與中國有更多的合作；但另一方面，也剛好就是中國的崛起，引起了這些國家的注意，合作，或者說「建設性的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也就多多少少限制了中國的隨意的發展—當然，重點也就在於「多多少少」的內容是什麼?這一點我在接下來的三點，都會提到。而在這裡，我想強調的是，東亞高峰會對中國來說，是個具有官方性質的多邊組織。它一方面確實是中國崛起之後，再擴張的跳板之一；不過，另一方面，多邊形式的國際組織，對中國也具有「社會化」的功能。更何況高峰會中，在經貿之外，還強調了區域安全的議題，這將更有助於讓中國接受國際社會的規範。簡而言之，即使由於中國的崛起，而有東亞高峰會，但這並不代表了中國就要趁機快速擴充勢力了。

其次，就成員的關係來說。上一點我從成員的增加，指出面對中國的崛起，東亞國家顯現的是種又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期待，主要是經貿上的合作。中國與其它與會的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不管是互補還是競爭關係，經貿上的合作都將使得中國市場進一步地自由化。但也就在自由化，建立市場體制的過程中，不僅中國變成了區域經貿強權，同時也掀起了中國民族主義的情緒。中國的民族主義，除了可以彌合社會緊張，促成社會凝聚的之外，同時也具有正當化中共政權的效果，因為中國民族主義是種文化的民族主義，它連結上了前近代時期，在東亞地區的「中國中心的朝貢體系」，以及中國近代史上屈辱的歷史。中國民族主義，也就是與會其它國家所擔心受傷害的所在。面對中國民族主義對東亞的區域安全與穩定所可能造成的影響，我們從成員的關係裡看到的是：日、韓，及新加入的紐、澳、印等國，都直接間接地與美國之間關係密切，甚至有同盟關係，而它們也都是民主國家。於是，就中國民族主義來說，直接相關的日韓等國，當然希望能透過東亞高峰會，社會化中國接受現代國家的主權觀，同時致力於經貿秩序的建立，而週邊的紐澳印等國，也會間接地支持日韓，緩和中國的擴張。

第三，就東亞高峰會的性質來說，實際上它可能更多的，是符號上的意義，多於實質上的效果。這些東亞國家之間，實際上並不是沒有其它的場合可以交換意見，不管是APEC，還是ASEAN plus 3，高峰會的目的，就建制上與前述區域性組織最大的差別，是它排除了美國的參與，同時並促成了東亞國家的領導人正式的溝通管道而已。前者(排除美國的參與)，我會在之後進一步說明，而後者則實際上更多是符號上的功能：它給了中國領導人在國際舞台上表演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裡，一來可以由於排除了美國，而從反帝反美的論述中，得到了正當性；再者，又與其它亞洲國家領袖的會面間，表演了中國民族主義。於是，東亞高峰會上，一方面是日、韓，及其它國家試圖「馴化」中國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卻又是中國領袖表演中國民族主義的舞台。一來一往之間，東亞高峰會將會充滿了符號，不過實質上的功能有限。

第四，實質上的功能有限，那麼東亞高峰會對於東亞政經整合的影響又是如何呢?基本上，由於許多政經整合的功能，都可以由其它的區域性組織促成—就東亞的政經整合來說，除了有ASEAN之外，還有2001年新成立的「亞洲博鰲論壇(Boao Forum for Asia (BFA)」—因此，東亞高峰會對於東亞政經整合的影響，並不大。而就算有，也是非常間接地。首先，這可能是其它東亞地區的區域性組織已經取得了些整合的共識，只是在東亞高峰會上，再做球給領袖們表演而已。不過，得要注意的是，與ASEAN不同的是，東亞高峰會議還有日、韓、紐、澳、印等國，這些國家與ASEAN其它會員國之間的經社結構有非常大的不同，能在ASEAN中取得的共識，是否在東亞高峰會上也有共識，恐怕有非常大的問題；而BFA雖然包括了這些國家，但一來它是非政府組織，再者它強調的也是經貿合作，因此在BFA上的共識，也有困難延展到東亞高峰會上的舞台。再者，是透過高峰會的形式，使得原本在部長層次有爭議的議題，可以經由與會國家領導人的權威，而以強力的方式確定。不過，在東亞如此複雜的區域裡，我懷疑部長層次上的爭議，恐怕會大到即使是有高峰會議，也無法解決彼此之間的歧見。

最後，我想特別說明美國的地位。實際上，東亞高峰會的形式，早在90年代初就由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提出來了，美國反對、日本不積極，於是當時的提案也就胎死腹中。2004年東亞高峰會的案子被提出來了之後，美國並沒有反對，這其中除了因為1)、東亞高峰會的實質效果恐怕不大—這一點基本上是我的看法，美國人的官方意見並沒有這樣說，而是說這個會議是個「黑盒子」，仍有許多不了解的地方；2)、有許多美國的盟友與會，而且這些盟友，它們不見得是因為與美國是盟友，而是因為「圍堵」中國民族主義、穩定區域安全，對它們自身，也是有利的；3)、及最重要的，是東亞高峰會議，符合了美國「建設性交往」的政策方向—雖然沒有直接由美國執行，但有其它東亞國家參與對中國的「建設性交往」，又何嘗不是件好事—之前美國反對馬來西亞的提議，是因為馬國的提議，隱含了種「亞洲人的亞洲」的主張，不利於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亞洲政策；現在，東亞高峰會並不是個「亞洲人的亞洲」，而且即使美國未能參與其中，與會的其它國家也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地滿足了美國在亞洲的主要政策：與中國的建設性交往。




註：福澤 諭吉 (Fukuzawa Yukichi, January 10, 1835 - February 3, 1901)，日本現代化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教育家、思想家，及政治家。他的「脫亞入歐」的主張，也是我論文中研究的主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