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術師手記

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性】的想像
—龍應台2003年之後作品的文本分析

前言
本文研究的重點，不只是在呈現龍應台說了什麼、為什麼這樣說，主要還想想回答：為什麼龍應台所論述的「中國性」，是如此的內容?這些論述之有效性的基礎為何?更具體地，對哪些人有效，又哪些人無效?本文認為：龍應台的「中國性」，首先是奠基於國民黨統治下，發展出來的「高文化(high culture)」，以及「中國文化vs. 台灣民俗」的文化階序；接著，則是建構了本土化等同於是毀棄了中華文化，即所謂的「去中國化」，不僅是民粹式的復仇，封閉的特質也將失去全球化時代，立足國際社會的重要資產。實際上，此一論述充滿了「高現代性(high modernity)」的特質：抽象地本質化地、二分對立地討論概念(如傳統與現代，及與本文密切相關的中國文化與台灣文化)，最後再唯意志地、帶著聖戰情緒地試圖建構其所認為理想的世界—如建立台灣成為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

高現代性成為「中國性」之論述的邏輯，一方面得助於台灣特殊的歷史經驗—「外來政權」 強力的現代化策略—另一方面，又由於全球化時代中，高度競爭所帶來的不安。於是，不僅敵我二分、秩序分明的世界觀即獲得了青睞，而且龍應台筆下的「中國性」，還因為妖魔化了台灣的民主轉型，及同時併生的本土化運動，而得到了特定社會空間(social space)中之個人的認同。這些個人，除了就在「中國認同」上有較高的親近性之外，本文更強調的是—也試圖從這裡，超越統獨二分的觀點，而採取一個富有歷史動態的政治人類學式的解釋—他/她們還具有更高的高現代性。

本文的章節安排分成二大部分：第一部分，「品味之文化階序的建立：台灣之『中國性』的政治人類學分析」，一來是說明本文的理論架構，再者是「中國性」之生活慣習(habitus)的養成，這也就是龍應台的論述基礎；第二部分，「龍應台的『中國性』之建構：全球化時代裡中，高尚文化人的姿態」，則是要呈現龍應台的發言位置，及其論述「中國性」的邏輯。結論裡，我將特別指出龍應台的「中國性」，它之有效性，除了前述的原因之外，實際上也得助於「拼經濟」的口號，因為對此一價值的過度強調，實際上不僅無法滿足高現代性的要求，甚至還會進一步擴張高現代性的欲求。不過，隨著台灣的民主化，來自民間的「日常生活的現代性(modernity of the street)」，將可以彌合台灣社會與國家機關之間的鴻溝，而讓中華文化，而不是中國文化，成為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並在自由多元的環境下，與其它的文化元素之間互動、激盪出更豐富的文化內涵。

第一部分：品味之文化階序的建立
—台灣之『中國性』的政治人類學分析

一、 品味之文化階序的政治人類學
1、結構、文化與正當性(化)
政治人類學處理的主題，還是文化與結構之間的關係。只是，這裡所談的結構，與政治—圍繞著國家、政治社群、正當性等概念的活動—之間，有更密切的關係。文化，或政治文化，並不是個僵死不動，或客觀外在的東西。它與結構之間的關係，不能用文化決定論來看—即文化決定了價值、態度、判斷，與行動—也不能將文化當作是結構的殘餘(residual)—像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文化，如Pierre Bourdieu所說的，是種生活習性(habitus)，它與結構之間的關係，是種內在性之外化，以及外在性之內化(l’extériorisation de l’intériorité et l’intériorisation de l’extériorité)的雙向循環關係。而就政治人類學 的角度來看文化，或生存習性，的內容與形成，以及其與結構之間的關係，則特別留意正當性的內容，及正當化的過程。因為一方面，國家、政權之所以是(不)正當的，也就是它們的政策、行為，為民眾所(不能)接受；另一方面，民眾對於什麼是(不)正當的感受與判斷，經常也與國家及政權長期的政治社會化，而形塑了特定的生活習性有關。

因此，正當性的符號，與具有正當化的策略，就在相對穩定的政治社會的結構中，與公民的生活習性之間來回。其一方面是在此一結構與文化間生成，另一方面又具有促成、轉化結構與文化的效果。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篇文章所討論的，並不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社會結構，而是台灣民主轉型末期，甚至是民主鞏固之後，舊的文化象徵如果在新的政治社會結構中轉化、再生，並進而挑戰新政權的正當性。因此，有關正當性、正當化的概念，一來也就要特別強調其動態性，再者，也要加入更多來自於民間，對新政權之正當性的支持與挑戰。於是，為能了解支持與挑戰的不同內容及來源，即有必要對於民間—一個複雜而遠非鐵板一塊的單位—進行更仔細的分析，這也就是為什麼本文接下來，得要進一步區分不同的社會網絡與社會空間，並提出「水平正當性」的原因。

2、正當化、場域與價值參照
正當化不僅是個持續性的、動態的過程，而且其對於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效果。正當化是持續性的，代表的除了是政權不斷地得要輸出、運作正當性的符號，來鞏固其權力之外。同時，也預設了民眾並不是完全地情感取向的，因為具有正當性，指的不只是認同了長期政治社會化後的信念而已，還包括了在特定時期，對特定人事之利益的計算 。在這裡我們所談到的正當性，是從「國家—社會」的角度下，來看正當性—即稱之為「垂直正當性(vertical legitimacy)」；而與之相對的，還有另一種強調不同部門(secteur)、場域(champ)的「水平正當性(horizontal legitimacy)」 。兩相補充之後，一方面由於據有國家機關的政權，仍擁有相對於社會來說，較為龐大的資源，是以具有相對優勢及獨立的象徵性權力，這是延續垂直正當性的命題。另一方面，國家與社會之間，兩者也都不是鐵板一塊的單位：國家(機關)內部，有不同的部門；而不同的部門，又與對應的社會之間，形成不同的場域，如經濟、文藝、媒體、社會、學術，及政治場域等等—在不同的場域裡，所要處理的課題、遊戲規則不同，而國家勢力與民間之間結織的樣態(configuration)也不同。任何一個場域，均可能出現對抗該一政府部門政策的動員；而一旦出現了跨部門的動員，也就會水平正當性不足—此際也就是政權的危機 。
而在政權危機的背後—也就是跨部門動員之所以能夠出現—預設了統治階層有個價值參照(référentiel) ，而且這個價值參照正經受著考驗。這種狀況可能出現在民主國家—如1968年的法國戴高樂政權—它標示了一個新時代，如後物質、後工業時代的來臨；另外，政權危機甚至會帶來政體轉型，如民主化—威權政府所依賴的價值參照在各個場域受到挑戰，從而出現了跨部門的動員，造成政權的正當性危機。本文討論的脈絡，屬於後一類型的情境。不過，「中國性」實際上並不是促成民主轉型的價值參照，而正好相反的，它是根基於威權時期的價值體系，而以文藝場域為中心，對轉型後之政權的挑戰。

二、現代性：「中國」vs.「台灣」的文化階序之形成及其意義
1、現代化過程中二元結構的形成
19世紀中葉，台灣開始現代化，並在日治時期快速發展。一方面，日本現代化的基礎建設，使得民生物質的生產大幅增長；另一方面，殖民統治的差別待遇，也造成民主理念與民族意識的發展。於是，一來因為經社的整合，再者也出於政治權利的要求，具有社會分類單位的「台灣」，於是焉逐漸成形。「日本」—「台灣」的二元關係，揭示的不僅是「統治者—被統治者」的政治關係，同時也代表了「中心—邊陲」的經社結構，及在現代性的線性關係上，「先進的現代—落後的傳統」的文化階序。

從殖民統治的二元結構，延伸到主奴優劣的文化想像，兩者之間的關係是雙向循環的相互建構。其中，具有正當化目的的符號與政策，也會隨著不同時期的需要，具有鞏固殖民統治的效果：如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實施的「內地化」的政策，及後來的「皇民化」政策，即開放特定場域的行為者，有更多接近「日本性」，甚至變成「日本人」機會，從而鞏固殖民統治的正當性。就以上結構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可以簡單歸納如以下的命題：

首先，現代國家的建立，是將疆域內的社會整合入國家的體制裡。據有國家的統治精英，往往也具有特定的高文化(high culture)，一方面得要同化整個統治範圍內的其它文化；另一方面，又得要維持高文化與其它文化之間的區別及階序關係。也就是說，高文化的存在，是由國家所創造的。而且，在創造高文化的同時，也必然地會有「低文化」的存在。在高低的區分中，品味上的高尚，一來可以對其它(低)文化及相應的被統治者，展現其優越性，在支配性的象徵性符號中，建立統治的正當性；再者，也可以在於其統治上，較為親近的社會空間(場域、部門)中，吸納社會精英，鞏固統治的正當性。
其次，日本在台灣建立的現代國家，是個殖民統治的體制。它形成了「日本 vs.台灣」的二元政經結構，及文化階序，而兩者之間還相互加強彼此的穩固性。因為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這一套二元的結構才被建立起來的。因此，「日本的」也就與「現代的」、「先進的」，以及「高尚的」等等的符號相結合，成為一套具有「高文化」性質的參照；相對的，「台灣的」，則是「傳統的、落後的、粗俗的」等的民間文化。二元體制下，台灣人的自我認同逐漸形成，不過這並不排除血緣上的台灣人，有日本人認同的出現。因為認同是社會關係的建構，而不是單純的、本質上血緣的結果。

2、從「日本vs.台灣」，到「中國vs.台灣」
戰後，日本放棄對台主權，國民黨統治台灣。原本「日本vs.台灣」的關係，轉化成「中國 vs. 台灣」的政經結構，並且也建立了相應的文化階序，藉以正當化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簡單來說，這個二元結構是：政治上，「中國—台灣」成為「中央—地方」的關係，並且以威權體制鞏固中央機關的「中國法統」，而台灣則是「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經濟社會上，則是建立「中心—邊陲」的結構，透過國家統合主義與扈從體制，壓制民間社會，糾結地方勢力，鞏固國民黨的統治；文化上，隨著「中央—地方」、「中心—邊陲」之政經結構的建立，也出現了「高尚、優越的現代—粗俗、落後的傳統」的階序關係。

事實上，歷經了晚清與日治時期的現代化，台灣的經社發展與基礎建設本已超越中國。國民黨來台之後，雖然接收了日本在台的政經資源，但未必繼承了日本在文化上的優越性。中國文化相對於台灣文化的優越性，一來是建立在國民黨戰後的文化宣傳，再者則是冷戰結構下，美台之間地緣政治與經濟上的合作，造就了有利於發展主義政策的條件。於是，七十年代之後的台灣經濟奇蹟，遂使得儒家倫理接上了現代化的意識型態，造成中國文化與台灣文化之間，不僅是「中央—邊陲」的關係而已，同時也成就了「高尚、精緻的中國文化 vs. 粗鄙、鄉野的台灣民俗」的文化階序。

代表高文化的中國文化，一方面試圖同化台灣文化，如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建立台灣作為中華民國的復興基地、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另一方面，又邊陲化、地方化、粗俗化台灣文化，重構了文化的階序，在對比之間除了可以突顯了中國文化的優越性之外，也鞏固了「大中國思想」的迷思，並加強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正當性。不過，原本在70年代之前，具有鞏固「中國文化vs.台灣民俗」之認知結構的地緣政治，同樣地卻也是促成70年代之後，此一認知結構轉型的主要原因之一。

3、從本土化到台灣化
70年代國民黨政權的外交挫敗，使其在國際社會上，失去了中國代表權，其正當性也受到嚴苛的挑戰 。為補強正當性，國民黨在政治領域裡，開放了增額代表的選舉，並拔擢本省籍的菁英—即所謂「本土化」政策。而且還加強出口擴張的政策，以實質經濟關係，填補政治關係的不足。本土的中小企業，就在這國際化的政策中，逐漸發展。政經結構的改變，使得親近台灣的勢力，得以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逐漸擴張。於是，戰後發展主義的政策，帶給國民黨政權是是兩面的效果：一方面它促成了經濟發展，使得儒家價值也在經社層面上具有正當性，鞏固了「中國文化 vs. 台灣民俗」在現代性中的文化位階；另一方面，在威權的政治與困頓的外交裡，國民黨政權又得依賴經濟的發展，延續其政權。於是，得助於國際化的本土中小企業，便逐漸地涵養、茁壯，要求國內的自由化，進而挑戰威權體制的經社基礎。

而在社經結構變遷的同時，文化階序上也開始轉化—本土文化逐漸受到重視。其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歷經了發展年代的黃金時期，物質主義的價值開始受到質疑。在中心國家內部，現代化的線性史觀，也不再具有無可挑戰的正確性；再者，第三世界更進一步發展出挑戰，甚至是控訴中心國家剝削的依賴論。「中心—邊陲」關係的合理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於是，一種認同本土、現實主義的美學逐漸形成，而文化階序也出現翻轉的現象。在台灣，新興的現實主義的、本土的品味，首先在文藝場域出現—此即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而台灣意識也在其中得到滋養的成份；其次，是經社場域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挑戰。從經社發展中興起的城市中產階級，或是由於發展主義而受害的農村、勞工，成為80年代社會運動的主力。這些新興勢力不僅置身於國民黨的扈從體系與統合主義架構之外，他們往往也有親台灣的生活習性。

由於文藝、經社場域等結構的變遷，「中國文化vs.台灣民俗」的文化階序也跟著出現了品味的轉換。這時候出現的許多黨外的雜誌，更進一步串連了這些不同的場域，讓水平部門之間的反對勢力得以相互支援，強化、整合了對威權體制的反抗。不過，對國民黨的大中國體制與意識型態更強捍而直接的挑戰，則是來自於政治場域中的民主化。於政體轉型的過程中，在野的民進黨即以國家認同與憲政體制等的議題，作為主要的議題。另外，國民黨內部主流與非主流的差別，也就在於是否主張「台灣優先」。如此看來，中國中心論的正當性已經在政治場域中全面地瓦解，因為立場上比較溫和的國民黨主流派，也已經翻轉了中國作為中心，而台灣僅為邊陲的立場。並且，此一新視野所牽涉的，不只是文化層面上，「中國文化vs.台灣民俗」的階序關係，同時也在政治層次上，發展出「中國vs.台灣」的水平關係。

2004年的總統大選，是此一關係轉化的成熟期，新的視野也步入了鞏固的階段 。「公投綁大選」—反公投勢力最主要的理由—實際上是預設了公投「可以」綁大選。但公投為什麼可以綁大選呢?這是因為以「中國」為對象地體現「台灣」總體意志的行動—即，以國防、外交為內容的公投案—具有無可質疑的正當性。大選期間所強調的「中國導彈」與「愛台灣」，「台灣」與「中國」，都不再是文化上的概念，而是政治上的單位。中國，正式地成為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明體。台灣，也不再只是地域單位，而是具有主權意涵的行為者。地域或文化上的「本土化」，此際變成了國族及政治上的「台灣化」。當然，這個新生成的結構與文化，及其正當化，並不會對所有的人與不同的場域，具有同樣的意義與效果。就跟當初日本或國民黨在台灣的認同建構一樣，有適應也有反抗。其中所生成的論述，也跟正當化的論述一樣，都不是在真空中出現的，而是立基於同樣的經社文化環境中。其中，龍應台的「中國性」，則可以說是反「台灣化」的論述中，最具代表性的論述。

第二部分：龍應台的「中國性」之建構：
高尚的文化人於全球化時代裡，面對台灣化的建構

從垂直的文化階序向水平的政治關係的轉換，一來可以了解「去中國化」的意義，再者也能了解「去中國化」之所以會引起爭議的原因。「去中國化」，從「水平的政治關係」的角度看來，指的是「去除中國中心的政治體制」。不過，由於在台灣的中國文化，實際上也正是國民黨來台之後，基於中國民族主義的目的，所發明的，具有正當化大中國意識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因此，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隨著中國中心的政治體制逐漸瓦解，這些具有中國民族主義的中國文化，也就失去了再生產的政治機制。於是，在這價值參照轉換的過程中，不僅出現了世界觀的調整，同時原據有「高文化」地位的中國文化，也失去了它的優越性。於是，「去中國化」的論述遂以文藝場域為中心，串連如媒體、學術等等具有較高文化資本的場域，揭起了撻伐「台灣化」的大櫫。不過，必須特別強調的是，基於民族主義的目的，為「外來政權」的國家機關所宣揚，而據有「高文化」的中國文化，並不等同於常民生活中的中華文化；而且，同為在常民生活中生成的中華文化，與台灣文化之間，從來也不是二分對立的兩個概念，並不會有一起一落的零和關係。

中華文化，是漢字，是華人親屬關係，是社會中的差序格局，或是詩詞歌賦等的文學，與在日常生活中，由於林林總總的各種社會儀式與互動，而生成的、無以名之的習性。它們並不見得會在「台灣化」，即建立以台灣為主體之政治體制的過程中，受到抑制。甚至相反地，還因為威權禁錮的消解，得與社會生活中的各種文化要素，在更自由、不強迫的環境中，互動而活化，更進一步地融合、創造與再生。而且，對於諸如詩詞等中華文化，還因母語教學而透過河洛語、客家話的音韻，有更親近而真實的認識。從垂直文化階序，到水平政治關係的發展，我先釐清了「台灣化」、「去中國化」，以及「中國文化」與「中華文化」等等概念。這一部分即依據這些概念，我將先說明龍應台之「中國性」的論述，之後再進一步回答，為什麼龍應台會如此地論述「去中國化」及建構「中國性」，以及她的這些論述，又何以具有合理性，並合於哪些人的理(價值參照體系)。

龍應台如何界定「中國性」?她如何解釋「中國文化」?基本上，她的推論呈現了種三部曲的型態：首先，是重新界定「中國文化」，接著再二元地對立「中國文化」與「台灣文化」，最後一方面誇大民主化下的台灣政治是如何地不堪，而另一方面又唯意志論地建構、美化中國文化與全球化之間關係。本文指出龍應台建構「中國性」的三部曲，並無意於揭穿她的論述只是虛構的—當然不是虛構的，而且相反的，它們一來還結結實實地奠基於先前的文化階序上(主要是前二部曲的論述)，並呼應了全球化時期裡，最時興的修辭(這是第三部曲)；再者，這一趟三部曲的推論，還與現代性的思維若合符節，經由親近的媒體大力放送之後，更促成「中國性」三部曲，在特定的社會空間中的有效性。

於是，分析這三部曲的方式，不只是要指出其中誇大、過度想像、隨意的比賦的現象，或是選擇性地案例解釋等等不符合社會科學要求的推論，而且也要指出她是如何「誇大」、「過度想像」、「隨意的比賦」或是「選擇性地解釋」?在回答「如何」的問題時，一來即可突顯龍應台發言時的意向，從而了解發言的位置與姿態；再者，也能看到她的聽眾所處的社會空間。簡單來說，龍應台的中國性論述，是全球化時期裡，在台灣的大中國意識。一來，她仍試圖捍衛「中國文化」相對於「台灣文化」的優越性，並透過全球化的修辭，將強調本土價值的「台灣文化」，貶抑為封閉的文化；再者，她也攻擊台灣在「政治體制上的民主化」，是粗俗的民粹主義。於是，「台灣的」作為一套價值參照，也就被扣上封閉、民粹等的形象，相反的「中國的」，在經由她的美化、改造之後，又變成是精緻的、恢宏的偉大文明。這也就是為什麼前文中，我認為她的「中國性」，是「反台灣化」的代表。簡單來說，她的「中國性」，是用全球化時代的修辭，來補充、加強「中國文明vs.台灣民俗」的文化階序。

一、龍應台所建構之「粗俗、民粹之台灣文化與台灣民主化」的合理性基礎
「反台灣化」之中國性的建構，必須要先面對什麼是「中國文化」的問題。而實際上，龍應台清楚地知道「中國文化」與威權時期的國民黨政權之間的關係，她甚至指出了「本土化」是天經地義的。不過，這些修辭卻無法掩蓋她將「中國文化」(實際上她所舉的例子，在本文中，應該是「中華文化」)與「台灣文化」二分對立，然後虛構了兩者之間，存在著零和消長的關係。她也許有意，或者無心，不過本文主要的，並不在於了解她的目的，而是想了解為什麼這種恐慌、煽情的修辭，何以能在特定的社會空間中，得到呼應—在這一小節裡，我先呈現龍應台之論述的基本結構，也就是它的合理性基礎。
龍應台認為，台灣民主化之後，對於「中國文化」的排斥，是種過度反應，因為在反對國民黨的大中國意識時，也將「中國文化」一併地排除了。根據她的自述，在擔任文化局長期間，曾有人質疑她是「外省文化局長，在消滅台灣本土文化」，辱罵她「中國人滾回去」。此外，她也自已設了個稻草人—也就是「去中國化」—以耀眼、華麗，但沒有事實根據的妄想 ，指責台灣化的文化法西斯。然而，無事實根據的妄想，當然無力於證明「台灣民主化」或「台灣文化」有任何排斥「中國文化」，更別說是「中華文化」的現象。至於極端的言論，最多也就只是民主化之後言論自由的現象而已。但，正如同這些極端的情緒，有其歷史社會的背景，同樣極端的龍應台，也反應了特定社會空間中的思維模式與情緒，因此有必要進一步了解其論述的特質。

首先，極端的情緒，在任何自由、民主的社會裡，都難免會出現。反中國的情緒，與反台灣化的修辭，也一樣都可以看得到。不過，在90年代龍應台的作品，《看世紀末向你走來》，她卻能夠高度地同情歐洲的種族情緒。但是，一旦面對的是一個她應該了解得更透澈的台灣社會，她不僅無法予以同樣的同情地了解，反而還充滿嫌惡地鄙夷台灣的民主化與台灣文化。這種選擇性的批評，呈現的不只是她為文論證時，立場上的不一致，更重要的是這不一致背後，反應了她對文化的態度：對西方充滿了同情，對台灣卻是十足地苛求。其顯示的，是種西方總是對的、可以理解的，相反的台灣總是有問題、落後，而需要繼續教化的。為什麼如此?因為她所處的，是身在台灣，但心向西方的位置上。於是，西方總是先進的、高尚的，而東方(特別是台灣)則是落後的、粗俗的。因此，即使是在類似的情境裡，龍應台選擇性地同情西方，但卻也選擇性地苛求台灣。至於，選擇的是同情，還是苛求的判準，是該一社會的發展，在線性的歷史裡，相對於龍應台位置：激烈的情緒，如果在較為「先進」社會的，她表現的是同情與理解；如果是在「落後」社會中的，則盡是苛求與數落。

其次，她對於她所崇尚的西方社會，又是真的了解嗎?而她對台灣社會的苛求，又公允嗎?2004年法國政壇上的重要事件，即立法通過了禁止任何具有宗教象徵出現在公共空間，如學校。事實上，該政策最大的爭議，是伊斯蘭教婦女的頭巾。此一政策，實際上是針對伊斯蘭教而來的。此外，具有種族主義情緒的主張，同樣地也在德國、奧地利、荷蘭等龍應台所認為「先進國家」的政治場域裡出現，其對於政策的影響力，遠不只是民間的意見而已 。但在台灣裡，龍應台所提到的極端情緒，完全沒有在台灣化或本土化的過程中，透過任何的政策，或制度，對特定族群有排除的現象。相反的，自80年代以後的民主化，不僅在具體政策上，提出了各種消解族群衝突的主張(如「新台灣人」、「生命共同體」)，而且當下的政策主流，與制度上的發展，反而是強調多元的族群文化，與文化間的尊重。得要從具體的政策與制度的安排，才能判斷國家的行為。相對於所謂「先進國家」的族群政策，龍應台指責台灣民主化，造成了文化或種族的排除，別說不能當作學術的論證，簡直就是煽情的控訴。

但，為什麼如此反智、煽情的修辭，仍能受到的歡迎—或精確地說，受到特定人的歡迎?簡單來說，這是因為在「垂直的文化階序」向「水平的政治關係」轉換的過程中，大中國認同的文化優越性，頓失所恃。不安與急躁，一來使得龍應台無法持平地區分「中國文化」與「中華文化」之間的差別，了解「去中國化」，實際上正是她所認同、讚賞的「去除大中國的文化沙文主義」，而不是「去除中華文化」—一件過去沒有發生，以後也不會發生的現象；再者，不安與急躁也不是龍應台個人的情緒，而是在特定社會空間中的氣氛(哪些特定的社會空間，我在下文中，會進一步說明)。因此，也就使得龍應台煽動的情緒，得以漫燒。不過，必須特別強調的：從「中國vs.台灣」之文化階序向政治關係的轉換，來分析龍應台的「中國性」之建構，重要的並不是從國族認同的差異，來解釋為什麼「中國性」是「反台灣化」的論述，因為這只是另一個二元對立的套套邏輯，不僅無法有學術上的溝通，也無法解釋「中國性」的內容何以如此，以及此一概念與特定歷史情境之間的互動關係。

本分析架構的重點是：「中國vs.台灣」由文化階序向政治關係的轉化，代表的是由外來政權所置入的「高現代性」，因為民主化而逐漸為「日常生活的現代性」所取代。普世的，但也同時是去脈絡化的高現代性，很容易地就會在思考文化的問題時，出現本質主義、理意化(reification)的現象，並進而發展出二元、對立的敵我關係：原本難以言說的中國(華)文化與台灣文化，變成了你死我活的對立物。反智，從這角度看來，與其說是國族認同的爭鬥，不如說是高現代性之思維習慣所造成的恐慌；煽情，與其說是文人墨客的文字操弄，不如說是在高現代性情境中的孤單個人，害怕寂寞的搔首弄姿。高現代性再配合了「中國vs.台灣」的參照，一來可以理解龍應台從二分、對立的觀點，來了解台灣的民主化與台灣文化，何以在龍應台眼下這麼不堪的原因，更重要的還能解釋龍應台的不安，了解她之所以有意無意地妖魔化台灣文化，反台灣化的理由。下一小節裡，我將繼續從現代性的觀點，再解釋龍應台之「中國性」。

二、全球化時代在台灣的「中國性」建構，及其與現代性的關係
由於台灣的地緣位置，實際上使得它在進入現代世界之初，即已非常地「國際化」：西、荷等國的駐軍設點，成為與東亞地區經貿往來的灘頭堡；明鄭雖然是由於帝國內部的爭戰，而經略台灣，不過明鄭下的台灣，與實施海禁的中國比較起來，與日本、南洋一帶，有更密切的經貿網絡關係。面對西方列強的壓力，清帝國在19世紀中葉，在淡水開埠設港，同時開始台灣的現代化建設。1895年，由於馬關條約，台灣割讓，而在日本的經營下，更進一步加速了台灣的現代化。二戰之後，台灣不僅是亞太地區東西陣營對抗的熱點，而且還挾著「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晉身國際舞台。台灣，本來即與國際社會之間高度鑲嵌，文化、人員、經貿，以致於是政軍戰略等等各個層面。在各家的角力下，台灣甚至還可以說是「國際化」太高的受害者。但是，2003年之後龍應台還是說，台灣的「國際化」不夠，為什麼?

答案很簡單，龍應台的國際化，所指的並不是實質的國際化，即台灣與國際社會之間整合的程度。龍應台的國際化，是種出於高現代性的想像，總以西方為師，無窮無盡的欲求。一來由於台灣在現代史中的命運，即深受國際社會所左右，對「國際化」特別的敏感，其來有自 ；再者，國際化在全球化的時代裡，也具有無需檢證的價值。於是，不需仔細地討論台灣需不需要「國際化」，又需要什麼樣的「國際化」，龍應台就站在以現代化的高地上，大聲教訓台灣人的國際化程度不足。國際化，不僅反應了她所處的社會位置與姿態，同時作為進一步批評「台灣化」與建構「中國性」的基礎。首先，立基於台灣化等同於「去中國化」的偽命題上，龍應台製造本土化變成了固步自封、民粹自負的同義字。之後，再控訴這閉鎖的(台灣)民族主義，不利於國際化；其次，在台灣，不僅可以找到「更純粹，更細緻，更自由活潑，更文明、更人性的中國文化」—台灣是今天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而台北則是一顆文化夜明珠—而且，「中國文化是台灣在國際競爭上最珍貴的資產」，在全球化的時代裡，中國文化還可以貞定我們的認同，不會讓落入「自己不見了」的危險。

其實，龍應台對於「中國性」，並沒有新加入什麼實質的內容，不過「中國性」在她的行文裡，變成了全球化時代裡，促成台灣國際化的重要資產：失去了它，原已自閉、民粹的本土化，更落入歇斯底里、全身痙攣的迫害狂或被迫害狂或文化法西斯；得到了，可以讓這暗夜燈塔發光發亮，而具在全球化的時代裡，它還自我認同與國際競爭的資產。有了「中國文化」，就有救亡圖存的靈丹，而相對的，「去中國化」則是無可救藥的自取滅亡。一得一失之間，竟是天堂與地獄的差別—但，真的有那麼關鍵嗎?還是，這又是不安的龍應台，在二分對立的中台關係中，過度焦躁而想像的恐怖情境(法西斯的台灣)；而「中國性」，則是在這恐怖的末世裡，虛構的救世主。

結論：大家放輕鬆!!
龍應台筆下的「中國性」，固然是作為她過度的不安與焦躁的救贖，但同樣的，將龍應台當作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台灣代言人，或者將其它批評台灣的，當作是「不愛台灣」、「中國同路人」，一樣也太過緊張。這些將國族認同二分—台灣的，與中國的—而對立的視野，不僅無助於不同立場之間的對話，與實際社會中的情境，恐怕也並不相符。以龍應台來說，她清楚地表示她在政治上，是百分之百的台灣人 ，而「中國人」指的是文化與歷史上的認同。同樣的情形，在台灣並不少見，因為所謂的「中國」，指的是「文化中國」，而不是「政治中國」，主張與中國在政治上統一的，在台灣可說是極少數。即使，真的「不愛台灣」，這也不見得就是「政治認同上的中國人」，因為「中國vs.台灣」的架構，從垂直的文化階序到水平的政治關係的過程中，「不愛台灣」的，不過也就只是高尚的「中國人」，不喜歡「台灣味」罷了，而不致於是臥底台灣的第五縱隊。

然而，我還是再一次強調的是，從國族認同來理解「去中國化」、「中國性」、「中國(華)文化」、「台灣文化」等等的概念，並不是一個好的視野。透過文化階序的架構，中國意識在台灣，可說是外來政權的高文化，而也是高現代性下的建構。隨著台灣的民主化，植基於日常生活的現代性，得以沖銷、緩和這些高現代性的過度想像，而彌合台灣社會與統治的國家機關之間的鴻溝。更多的溝通、更豐富的對話，即可減少被迫害的妄想。如此一來，對於中國性的想像，也就留給真正的中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