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術師手記

為什麼是「亞洲」?
政經人類學視野下新加坡「亞洲式民主」出現之政經轉型的意義

前言
新加坡並沒有出現民主化 ，或至少沒有出現重大的政治轉型，但為什麼「亞洲式民主」的概念會出現?這一篇論文最重要的，是要回答：為什麼新加坡會以「亞洲」為標題地，來論述其政體的正當性?於是，本文將分成二個部分：第一，「亞洲」，所代表了的是什麼樣的價值體系；及，第二，此一以「亞洲」為中心的價值體系，為什麼會在80年代之後，成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論述其正當性的符號?簡單地說，國際政經結構的改變，促使人民行動黨根據先前已經逐漸鬆動、位移的價值階序—「維多利亞價值」 v.s.「儒家價值」—發展出一套不同於以往之「西方vs.東西」的架構，而「亞洲價值」也隨之出現。而在民主化的壓力下，沒有政治轉型的新加坡，遂提出了「亞洲式民主」，一來繼承了「亞洲價值」的正當性，再者也可以緩和民主化的要求，並在全球化的時代中，繼續其發展主義的政策。

正當性是本文研究的核心概念。從政經人類學的方法，本文強調文化與結構之間相互建構的關係。因此，從這角度下，「亞洲式民主」一方面是政權為了成就其正當性，而發展出來的論述；但另一方面，「亞洲式民主」的論述，也不是隨心任意地出現與運作，它之所以能夠成為正當化的象徵，也就是說會出現，並具有有效性，不是出自於政權及統治者單方面、唯意志地建構，而有其根基於現代個人社會裡，源於「我族認同(we-identity)」的集體社會性(societal)的需求—問題只是，這個「我族」，為什麼以「亞洲」的身份出現?80年代出現的「亞洲價值」與「亞洲式民主」的原因，又是對應於怎樣的「現代個人社會」的情境?—因此，不能單純地從個體的國家，工具性地來理解亞洲主義的論述，而要從一個整體的現代情境，來理解此一「現代化了的傳統」。

因此，本文即在行為者、結構與文化的三角關係中，先呈現「亞洲」作為一套象徵符號，是如何形成、轉化，而生成意義，建構正當性的過程，再聚焦於「亞洲式民主」的內涵，及其出現的政經意義。文章分成二個部分：第一部分說明「亞洲」如何出現?一來解釋本文的分析架構，再者說明「亞洲」這概念，在80年代前的發展；第二部分則解釋80年代之後，「亞洲價值」與「亞洲式民主」等的論述，它們是如何出現的，而其內容之生成與轉化的過程又是如何?本文從政經結構的變遷、「西方vs.東方」的價值階序的轉化，及新加坡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來呈現「亞洲式民主」在民主理論，以致於是現代史中的地位。

第一部分、「亞洲」如何出現?
政經人類學的視野與亞洲主義論述的前史

一、研究「亞洲」的意義與方法
1、「亞洲」作為一種知識型(epistème)
就民主理論的研究來說，「亞洲式民主」就知識的系譜上來說是新的。不過，它的新並不在於經常被提到的社群價值 ，而在於它冠上了「亞洲」，以之作為正當化的論述；再者，則在於它引起了學政界相當豐富而激烈的討論—支持的與反對的都有—而此一現象本身，所牽涉的不只「亞洲式民主」就民主理論本身的爭議，同時也展現了種不同於西方典範的態勢，這是因為「亞洲式民主」與戰後，包括「亞洲資本主義」、「亞洲福利體制」、「亞洲價值」等等亞洲主義之論述的價值系統緊緊地相連。而2001年，新成立的《亞洲博鰲論壇》，還以「亞洲意識」為該組織的核心價值。在此一「亞洲復興」蓄勢待發之際，研究「亞洲式民主」所揭示的，是「亞洲」所代表的是什麼樣的一套價值系統，而它又何以在80年代之後，逐漸具有能力，挑戰以西方的價值體系。而「亞洲」，為什麼具有挑戰西方的正當性呢?對於這問題，經常是建立了「東方vs.西方」二分、對立的本質，而從文化相對論的角度，指出了一條「亞洲的道路」，可以不同於「西方的」，也就是所謂普世、一般的價值體系，卻仍能或更能適當地發展 。

發展的亞洲之路，是證成這些「亞洲的本質」之所以具有優越性的原因。因此，即使亞洲的特殊性，不斷地在對應西方的脈絡下被提出來，一副宛如是強調文化相對論的架構，實際上仍是緊扣著發展等的現代價值，而以「現代化了的傳統(modernized tradition)」呈現出來 。於是，過去在思及「亞洲」時，聯想到的經常是種種落後，而得要除之而後快(速發展)的本質。而在建構亞洲主義的情境裡，同樣是「亞洲」，卻一轉而變成了優越的象徵。因此，「亞洲」作為一套知識型，並沒有本質，而之所以會浮上論述者腦海中，出現了不同的「本質」，首先是因為它在不同的情境裡，由於不同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也就會看到、想到不同的「亞洲的本質」。在這裡，意向性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集體的。因為它必須是社會集體的，才會在特定個人有意無意的建構時，得到社會的呼應。再者，呼應之所以可能，是因為這些建構了的象徵，體現了某種介於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互為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於是，一個了解論述—如本文中的亞洲主義，及亞洲式民主—的方式，必須將這些論述放在它的時空脈絡裡，從相關概念在當時人們之間互為主體的狀態，才能適當地了解其意義。配合著前述的社會意向性，這些論述的意義還會進一步衍生出或優或劣，是好是壞的判斷。

然而，何以「亞洲」會在現在，成為一套知識型?又為什麼過去，經常被認為是負載了落後、低俗等等意義的符號，會在80年代之後開始翻身了呢?前一個問題，我會試著從政經人類學的角度，解釋符號的意義，與政經結構之間的關係，來解釋為什麼「亞洲」會在現代的情境裡出現；後一個問題，我則要提出文化階序的概念，指出現代的情境下，存在著「西方vs.東方」的價值階序。而「亞洲」為什麼出現，以及它的意義是什麼，也就要此一價值階序的角度來理解。

2、政經人類學的分析架構
政經人類學研究的主題，是文化與結構之間的關係—而實際上，這是個相當困難的主題。首先，文化與結構兩個概念，都非常難以定義；其次，自笛卡兒建立「我思」與心物二元論的現代學術之後，文化與結構之間的關係，要不是過度地強調物質的部分，而從「文化化約論(cultural reductionism)」的角度來理解—即文化是結構的衍生物—就是太過重視心靈的部分，發展出「文化決定論(cultural determinism) 」—即文化是個獨立變項，可以決定態度、判斷及行為。最後，即便是指出了文化與結構之間，不是單向的關係，但經常也就停在兩者關係是「互動」、「辯證」的—一些說了與沒有說的一樣多的概念上。

文化與結構二個概念，都不是乾乾淨淨地客觀外在的物(an “out there” social fact)。文化，如Pierre Bourdieu所說的，是種生活習性(habitus)，它與結構之間的關係，是種內在性之外化，以及外在性之內化(l’extériorisation de l’intériorité et l’intériorisation de l’extériorité)的雙向循環關係 。而就政經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文化，或生存習性，的內容與形成，以及其與結構之間的關係，則特別留意正當性的內容，及正當化的過程。於是，一方面，國家、政權之所以是(不)正當的，也就是它們的政策、行為，為民眾所(不能)接受；另一方面，民眾對於什麼是(不)正當的感受與判斷，經常也與國家及政權長期的政治社會化，而形塑了特定的生活習性有關。

不過，在研究亞洲主義時，得要注意到的是，正當性(化)所牽涉的，往往還涉及了國家與國際社會之間的關係。於是，首先「亞洲」之所以成為(不)具有正當性的符號，不單單只是政府對內的政策與行為，對外的反應，經常也是值得考慮的面向；其次，亞洲式民主成為一種新的論述，固然部分地是奠基於之前相關之亞洲主義的論述，如亞洲價值，不過它部分地也與當時結構的變遷有關，像是80年代中期在亞洲掀起的《第三波民主潮》，或者與同期快速發展的全球化有關。於是，對於正當性的研究，在空間的面向上，需要擴張國內與國際之間的關係；在時間的層面上，則有強調結構變遷的動態。因此，本文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得強調國家行為者(新加坡)，在結構的變遷之際，是如何論述亞洲主義(亞洲式民主)等等具有正當化功能的符號；另一方面，又得注意這些國家當時所處之國際政經結構中的位置。是這些位置，才是促成這些論述出現，及具有正當性意義的基礎。

最後，不過是最重要的是，這個一方面由國家所發動，而另一方面，又得要擴及國際政經結構，方能適當理解的正當性，與前文中所提到的「社會集體意向」與「交互主體間性」，是怎樣的關係?正當性，也就是政府本身及其行為之所以是正當的，是因為它對其所對應的社會來說，是回應了社會的集體意向，並對應於此一空間中的交互主體間性。至於現代社會的意向，它則是一方面不斷地建構個人化的社會，形成了「個體意識(I-identity)」；另一方面，則在同時意圖建構社會，形成各種「我族意識(We-identity)」 。個體意識的建構，是在市場化，及各種強調個人自由權利的法秩序中，逐漸形成；我族意識以各種形式出現，國族、族群、階級…等等，還有本文所討論的「亞洲」，這些基於不同的社會分類基礎的身份，是對應於個人化社會的出現而出現的「保護社會」的運動 。社會的個人化程度愈高，個體意識也就跟著提高。不過，也就在同時，社會保護的需求也跟著提高，我族意識也跟著加強。

本文所要研究的課題—亞洲式民主的正當性，是認為「亞洲」作為一種「我族」，它之所以具有正當性，是因為在以「西方」為對比的「東方/亞洲」，在80年代之後，因為國際政經結構的改變—主要也就是全球化與民主化等「個人化社會」的深化—出現了種利於「亞洲式民主」生成的社會集體意向。接下來，我先討論，「亞洲式民主」生成的前史。

3、「亞洲式民主」出現前之亞洲主義論述的歷史
「亞洲」，是如何具有「我族」的地位，而成為一種社會分類的?簡單來說，作為「東方」的亞洲，之所以能成為一個社會分類的單位，與其說是因為「西方」的出現，不如說是強調個人價值的現代政經體制，透過歐美擴張到包括東方在內的全世界的結果。在東/西對立的架構下，來談「亞洲」作為一個概念形成的歷史，一來很容易就落入靜態的、二元的對立觀。因為「東方vs.西方」的對比，像是一組天生即先在了的概念，有了一方，另一方也就自然而然地存在；再者，也會落於個體主義的、水平式的視野，這是因為分析的方式，變成是東方與西方，二個個體的單位之間的衝突與對立。從政經人類學的角度，「亞洲」成為「我族」的過程，是個動態。它不只是與「西方」互動，而且是在現代的、全球的政經體制下，與「西方」互動。是現代的、也是全球的，使得「亞洲」與「西方」兩個社會單位，是在時空的脈絡之間互動，建構彼此。

在這脈絡下，最早出現亞洲主義論述的，也就是一來未淪為西方帝國的殖民地，而仍保持了獨立的國格；再者又因為快速地融入世界體系，成功發展出現代政經體制的國家：日本。亞洲作為一個社會單位，在1870年代的日本逐漸成熟。不過，作為東北亞的島國，日本與亞洲大陸—主要也就是朝鮮與中國—之間，保持了種若即若離的關係：應該聯合其它亞洲國家，對抗西方國家?還是「脫亞入歐」，遠離亞洲的惡友?不過，不管是分是合，日本仍然是個「亞洲」國家：不只是「客觀」地緣上的原因，同時也因為在日本與其它亞洲國家之間，先於國族，又超越國族的種種社會連結。在西方武力侵略日本的同時，市場經濟與自由的政治體制也跟著進入了日本。社會逐漸地個人化，以建構我族認同的社會保護運動，也跟著出現了。於是，面對西方，各種建構「東方」的我族認同，也跟著附著在其它超越國族，而又先在於國族而存在的社會單位，一一出現：種族上的黃種人、哲學上的儒家、宗教上的佛教，甚至也有將西方個人主義的文明，界定為「恨的文明」，而亞洲則是「愛的文明」 ，此外在一場於日本，以「大亞洲主義」為題的演講中，孫文也以「王道」與「霸道」二個概念，來區分亞洲與西方之間的不同。
這些亞洲主義的論述，一方面固然為回應西方的侵略，或更精確地說，個人化社會之「威脅」，而以亞洲為「我族認同」的社會建構。「亞洲」這概念，並不能隨意發展的，這些種種可以串聯起「亞洲人」，建構我族認同的社會單位，是在「亞洲人」之間，互為主體地先在的(如膚色、宗教、哲學等等)，並在為了回應個人化社會的意向下，才會被思及的。在此一殖民時代的情境下，亞洲主義的論述最後也以具有殖民目的的形式出現，也就是大東亞共榮圈。二戰結束，不僅日本帝國瓦解，大東亞共榮圈的論述隨之落幕，同時殖民主義的時代也劃下句點。在獨立運動中，西方國家也逐漸放棄了其海外殖民地。本文要討論的新加坡，也就在1965年正式獨立。

第二部分：亞洲式民主的發展及其意義
殖民時期的亞洲主義論述，跟戰後的亞洲主義論述比較起來，相對來說是比較消極的，這是因為亞洲的政經體制仍然相對地落後，遠遠無法與歐美國家相提並論。於是，論述的目的影響力多停留在自保的階段，即以社會保護為主題，無力成為具有威脅西方價值的象徵。西方的價值體系，仍處於整個價值位階的上位：它代表的是先進的、較為現代的，而且是非西方社會終將會步上的道路。這種線性的、西方中心的世界觀，在戰後發展的年代裡，又因為現代化理論的出現，地位更是穩若磐石。不過，此一價值位階在70年代開始出現位移的現象：一方面是工業化先進的國家(即中心國家)，進入了所謂「後物質時代」，也開始了對發展的反省；另一方面，後進國家(即邊陲國家)也開始質疑現代化理論的正確性，並進而提出了依賴理論、世界體系理論，「中心—邊陲」關係的合理性，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

不過，挑戰這一套西方中心之價值階序最力的，是來自於亞洲的成就，也就是隨著所謂「亞洲經濟奇蹟」：首先，它帶來的是不同於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即「亞洲資本主義」的論述—其中與本文關係最密切的，是所謂儒家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其次，則是進一步從「儒家倫理」發展出「亞洲價值」，在文化層面上，逐漸取得與西方的價值體系平起平坐的地位；最後，則在政治層面上，出現了「亞洲式民主」。第二部分分成二個小節，第一小節處理亞洲式民主出現之前，價值階序位移過程中的相關亞洲論述。第二小節則專注在亞洲式民主的論述，及它的意義。

一、維多利亞價值 vs.儒家倫理
獨立之後的新加坡，以強勢的國家打造了有利於發展型國家的條件。威權的人民行動黨政府推出了有利於市場建構的政策，而社會保護的提供，或者是基於民間的互助，來減少了政府的福利支出，或者與受保人的工作狀況掛勾，再加強工作的意願與紀律之用。這種親市場，也親西方的立場，使得亞洲價值並沒有存在的空間。任何傳統，變成落後的，而與現代化的方針相衝突，有礙於國家的發展。1972年人民行動黨的創黨元老之一，Goh Keng Swee指出了當代的新加坡所具有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價值—這也就是新加坡現代化的倫理基礎 ；1977年另一位人民行動黨的創黨元老Rajaratnam 更在討論新加坡的現代化策略時，認為「亞洲的」價值不利於現代化的發展 。

不過，「亞洲的」價值，在1970年代卻也逐漸出現了意義上的轉化，除了是因為反省、質疑西方中心之價值體系的聲浪出現之外，同時相當重要的是當70年代西方經濟危機之際，東亞國家是一幅快速發展的榮景：先是日本，之後是包括新加坡在內的「亞洲四小龍」。經濟的成就給了「亞洲」人信心，而這信心的源頭，也就在於「亞洲」人打破了韋伯對於資本主義的命題—儒家文化不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仿效韋伯的命題，透過儒家倫理來解釋亞洲(東亞)經濟發展的文獻在70年代不斷出現。

不過，先有個「如何以文化取向的方式，解釋東亞經濟奇蹟」的意向時，在尋求解釋之際，不免會有「後見之明」的附會，往往也就會從龐大、籠統的文化裡，找到支持的「證據」。勤勉、重視家庭、強調社群等等的價值，都被提了出來，當作是儒家文化的內涵，藉以解釋其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原因 。儒家倫理是附著戰後的經濟發展，而被重新建構出來，它是被選擇性地詮釋著，而賦予其內涵的，不見得是特定的個人，而是一種時代氣氛：一來，是理論上，如何從文化的角度，來解釋亞洲經濟的發展；再者，則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個人化社會也隨著市場化的發展而深化，於是一種以保護社會為目的的社群價值，跟著逐漸出現，並被要求著。因此，理論上的、實際生活裡的社會集體意向，也就生成了儒家倫理—一個被現代化了的傳統。

二、從亞洲價值到亞洲式民主
1、亞洲價值的出現及其內容
不過，儒家倫理對於新加坡來說，並不是那麼適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儒家倫理所建構出的「我族」，往往很容易被想成是華人，這並不是新加坡政府所樂見的。但是，「亞洲價值」作為一個論述概念出現的原因及其背景，當然不只單單地由於新加坡內部的族群因素所致，更重要的是過去「西方vs.亞洲」的價值階序，在經歷了70年代的政經變遷之後，西方與亞洲，在一昇一降之間，使得「亞洲」已然具有與「西方」相抗衡的地位，而它所承載的正當性，也愈來愈高。這個正當性，不只是源自於個人化了的社會，對以「亞洲」為名之我族認同的追求，而且也在與「西方」的對比之間，「亞洲」成為了種榮耀、驕傲，而能給予「亞洲人」自信的象徵，這個從與「西方」對比而成形的「外部正當性」，讓「亞洲」成為一個社會分類單位的地位更鞏固了。

1980年代之後，「亞洲價值」由人民行動黨提出，開始在新加坡出現。從儒家倫理到亞洲價值，更多社會層面的因素，在這時候被提出來。首先，隨著基本物質條件的滿足，後物質主義跟著出現，浸蝕了過去強調生存發展的現代化理論的地位 。其次，當時日益增加的犯罪率、藥物濫用、離婚率與墮胎的現象，也促成了種「道德危機」的意識 。事實上，上述種種社會失調的現象，也就是逐漸個人化下的現代社會，同時併生的副產品，因此強調社群價值的論述，也就跟著出現—不過，為什麼是「亞洲」?除了前述種種經社文化的原因、價值階序的轉化之外，「西方vs.亞洲」作為一組對立的概念，受到新加坡政府及其領導人，如李光耀，所刻意操作，進一步地在各種場合中，提醒這組對立，再妖魔、污名化「西方」，當然也有重大的影響。不過，我還是得強調的是，符號、象徵等等之所以具有意義，政府的正當化政策，之所以能達到效果，還是需要相應條件的配合：社群的價值被需求著，而亞洲作為一套知識型，也有其正當性，是這些條件使得「亞洲價值」能夠被創造出來，並且具有正當性。

那麼，什麼是「亞洲價值」?Jayasuriya對亞洲價值的論述，整理出三個主要的內容 ：首先，不同於西方個人主義與強調權利的文化，亞洲價值所強調的是社群的倫理，及對家庭、社群的責任；其次，由這些責任，衍生出來的是種「紀律的文化」。政治生活中的紀律、在家庭中的紀律，以及在工作場所中的紀律，也就是尊重權威；最後，從責任與紀律的觀念，亞洲價值強調的是國家與社會之間是密切相連的有機體，其共同的目的，也就在於經濟的發展 。經濟發展仍然是新加坡政府所念茲在茲的事業。1984年，新加坡經濟表現下滑，1985年更出現負成長。同年4月與8月，以李顯龍及吳作棟為首組成的經濟委員會，分別擬定了有利於國際投資的經濟策略。即如新加坡發展局所說的 ：「我們永遠不會終止對跨國企業的依賴；相反的，我們要打新加坡建設成一個對外資具有吸引力的國家」 。

從這裡，我們也就可以看到，因為強調社群的價值與責任，「亞洲價值」一方面滿足社會保護的需要；另一方面，它又可以鞏固社會紀律與工作倫理，提供穩定的企業環境，繼續發展經濟。「亞洲價值」可以說是全球化時代中，加強新加坡在國際社會中的競爭力，並繼續合理化發展主義政策的論述。

2、亞洲式民主的出現
在1980年代，人民行動黨政府所面對的，不只是全球化的競爭與經濟發展的困境，還有其政權正當性的退縮，及民主化的壓力。1981年安順選區的補選由反對黨議員當選後，人民行動黨已經失去了議會中獨佔的地位。此時，其它亞洲國家吹起了所謂「第三波民主潮」，而同時國際社會對新加坡「一言堂」的威權體制，也多有批評，使得人民行動黨政府受到民主化壓力。而且，倘若新加坡一旦開始了民主化，社會保護的需求也就會透過議會，進到國家政策，更進一步加重發展型國家體制的壓力。於是，如何一方面鞏固人民行動黨的政權，繼續發展主義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能保護社會，並緩和民主化的壓力呢?答案自然就是從「亞洲價值」，再發展出「亞洲式民主」，即新加坡已經是民主體制了，只是這個民主體制，是不同於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而是一個強調社群價值，更適合於亞洲社會的「亞洲式民主」體制。

1992年，李光耀表示 ：「我並不相信民主必然地會帶來發展。我相信的是，一個國家要發展，需要的是紀律。太多的民主，所導致的是失序的社會。」 ，在這裡，所謂「太多的民主」，自然是指的是自由民主。李光耀將原本是質的概念，從量來了解，並宛如君父地決定了自由民主的民主「太多了」，這一套論述的邏輯，是奠基於「自由不羈vs.社群紀律」的對比，並巧妙地建立了社群紀律與市場秩序及國家競爭力之間的關係，再一次地強調發展的重要性—一個已經根深蒂固的生活習性，而在全球化的競爭下，得要透過「紀律」才能維護的價值。於是，「發展」、「紀律」等等的價值，一方面繼承自之前的亞洲價值，另一方面也成為亞洲式民主化的核心價值。

3、亞洲式民主的意義
亞洲價值及亞洲式民主，是發展時代的亞洲主義論述。然而，與戰前亞洲主義的論述不同的是，戰後亞洲經濟的發展，使得亞洲主義的論述，不只是一套論述而已，它還是一套具有挑戰西方中心的世界觀。西方中心的世界觀，不只是一個相對上來說，對於個人的價值較為尊重的文化，而且也是在現代社會的價值階序中，據有較高地位的文化。挑戰西方中心的世界觀，不只是從社群價值的強調中，對比個人主義文化的困境，而且還威脅了西方文化在價值階序中，較為高尚，甚至是普世的、一般的，理所當然如此，被自然化了，而跟著道德化了的地位。

本文研究的目的，並不在於證明是否有個「亞洲式民主」，客觀地存在，而在於理解為什麼「亞洲式民主」具有正當性，而一旦它具有正當性，此一政治體制也就存在。亞洲式民主的正當性，是奠基於現代的情境中，一來因為個人化社會的發展，所併生的，對於社會保護、社群價值的集體性需要；再者，則是在對應於西方中心的價值階序中，所建構出來的，以「亞洲」為社會分類單位的認同。從這樣的角度看來，亞洲式民主，是具有正當性的，而且正好就是它的正當性，直接地挑戰了西方中心的世界觀，造就了當下關於此一議題，眾神喧嘩的局面：一邊，是堅定地捍衛西方中心的世界觀，個人的價值不只是重要的，同時也是普世的；另一邊，是妖魔化西方中心的世界觀，個人的價值帶來的是種種的罪惡，而社群的價值則是崇高而不可侵犯。

事實上，個人自由與社群價值兩者之間的關係，總是相生相剋，互補共生的，不能也不會偏癈一方。亞洲式民主的出現，固然是新加坡政府為了面對國際社會對其威權體制的批評，不過亞洲式民主的正當性，仍然是個人化社會快速發展的結果：除了是戰後新加坡的現代化之外，更重要的是全球化的發展。全球化一方面更進一步深化了新加坡的個人化社會，讓社群認同也跟著出現。「亞洲」，成為此際最具正當性的符號；另一方面，也需要捍衛沒有實質變遷的政治體制的正當性，方能繼續發展主義的政策。因此，也就在批評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時，建構了「亞洲式民主」體制。

結論：正當性作為核心的概念
正當性是本文分析亞洲式民主的核心概念。不過，顯然的這個概念，與傳統上對於正當性的理解，有所不同。傳統的正當性，在韋伯的界定下，區分成傳統、魔魅領袖，及理性法制等三種理想型。這三種正當性，一來是被當作是種「實質(substantial)」的存在，也就是宛如有種傳統的，或是魔魅，或理性的本質，一旦得到了，也就會具有正當性；再者，這三種正當性，也是跨越時空的，在任何的時空環境裡，都有這三種正當性的本質存在，差別只在於這三種正當性之間的組合方式而已。

經由對亞洲主義的論述，及亞洲式民主的分析，本文指出正當性並不是以一種實質的方式存在著，而是種在關係(relational)的脈絡下，對比之後才會出現它的意義。這個關係的脈絡，在本文中最重要的是「西方vs.亞洲」的價值階序。「亞洲」成為具有正當性的符號，最重要的是，是它具有與西方相抗衡，甚至更優越的地位。於是，「亞洲」，也就會生成了種新的傳統；而能夠代言「亞洲」的，則是位具有魔魅的領袖；最後，合乎理性的官僚及其政策，則是符應了「亞洲」精神。於是，正當性不只是在關係的脈絡裡，才能體現它的意義，同時它還有它的時空性，即以「亞洲」來說，它是在現代的脈絡中，而生成的社會單位。個人化的壓大愈是強大，亞洲認同的需求也就益是增加—當然，在不同的亞洲國家裡，個人化社會的壓力不同，而各個國家舒解的方式也不一樣，於是「亞洲」作為正當化符號的效果，也就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