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術師手記

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性】的想像
—龍應台2003年之後作品的文本分析

前言

研究龍應台對於「中國性」的想像，本文的重點不只是在呈現龍應台說了什麼，或者是為什麼這樣說，更重要的是想要回答：為什麼龍應台所論述的「中國性」，會是這樣的內容?這些論述的「有效性」基礎是什麼?以及，這樣的內容，對那些人有效，又那些人無效?本文認為：龍應台對「中國性」的想像，一方面是奠基於國民黨統治下，所建構出來的「高文化(high culture)」；另一方面則是轉化了發展主義的詞彙，令其適用全球化的時代。於是，此一論述的有效性，即具有「高現代性(high modernity)」的特質：抽象、唯意志論、去脈絡的個人主義…它與國民黨統治下的高文化，及全球化時代的發展主義，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同時，它也對具有親近性之社會空間(social space)中的個人，具有較大的吸引力。

本文的章節安排分成二大部分：第一部分，「品味之文化階序的建立：台灣之『中國性』的政治人類學分析」，一來是說明本文的理論架構，再者是「中國性」之習性(habitus)建構的發展，即龍應台之論述的背景說明。理論方面，透過政治人類學，我會指出文化階序的意義、形成，及其與認同之間的關係。歷史背景方面，則是要解釋「高尚的中國文明 v.s. 俗民的台灣文化」之二元對立的文化階序，是如何形成的，而它的內容又是什麼；第二部分，「龍應台的『中國性』之建構：全球化時代裡中，高尚文化人的姿態」，則是要呈現龍應台的發言位置，及其論述「中國性」的邏輯。結論裡，我將指出龍應台「中國性」的建構，其有效性，不只是建立於國民黨所建立的高文化，也不只是附驥尾於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大中國迷思，同時也得助於民進黨「拼經濟」的發展主義的政策—因為這些，都直接間接地符應了「中國性」裡的高現代性特質。

第一部分：品味之文化階序的建立

—台灣之『中國性』的政治人類學分析

一、 品味之文化階序的政治人類學

1、結構、文化與正當性(化)
政治人類學處理的主題，還是文化與結構之間的關係。只是，這裡所談的結構，與政治—圍繞著國家、政治社群、正當性等概念的活動—之間，有更密切的關係。文化，或政治文化，並不是個僵死不動，或客觀外在的東西。它與結構之間的關係，不能用文化決定論來看—即文化決定了價值、態度、判斷，與行動—也不能將文化當作是結構的殘餘(residual)—像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文化，如Pierre Bourdieu所說的，是種生活習性(habitus)，它與結構之間的關係，是種內在性之外化，以及外在性之內化(l’extériorisation de l’intériorité et l’intériorisation de l’extériorité)的雙向循環關係 。而就政治人類學 的角度來看文化，或生存習性，的內容與形成，以及其與結構之間的關係，則特別留意正當性的內容，及正當化的過程。因為一方面，國家、政權之所以是正當的，也就是它們的政策、行為，為民眾所接受；另一方面，民眾對於什麼是正當的感受與判斷，經常也與國家及政權長期的政治社會化，而形塑了特定的生活習性有關。

因此，正當性的符號，與具有正當化功能的策略，也就在相對穩定的政治社會的結構，與公民的生活習性之間來回。它們一方面是在此一相對穩定的結構與文化間生成，另一方面又具有促成、轉化結構與文化的效果。

2、正當化、場域與價值參照
然而，正當化不僅是個持續性的、動態的過程，而且其對於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效果。正當化是持續性的，代表的除了是政權不斷地得要輸出、運作正當性的符號，來鞏固其權力之外。同時，也預設了民眾並不是完全地情感取向的，因為正當性不只是長期政治社會化之後的信念而已，還是利益的計算 。在這裡我們所談到的正當性，是從「國家—社會」的角度下，來看正當性—即稱之為「垂直正當性(vertical legitimacy)」；而與之相對的，還有另一種強調不同部門(secteur)、場域(champ)的「水平正當性(horizontal legitimacy)」 。兩相補充之後，一方面由於據有國家機關的政權，仍擁有相對於社會來說，較為龐大的資源，是以具有相對優勢及獨立的象徵性權力 。這是延續垂直正當性的命題。另一方面，國家與社會之間，兩者也都不是鐵板一塊的單位：國家(機關)內部，有不同的部門；而不同的部門，又與對應的社會之間，形成不同的場域，如經濟、文藝、媒體、社會、學術，及政治場域等等—在不同的場域裡，所要處理的課題、遊戲規則不同，而國家勢力與民間之間結織的樣態(configuration)也不同。任何一個場域，均可能出現對抗該一政府部門政策的動員；而一旦出現了跨部門的動員，也就會水平正當性不足—此際也就是政權的危機 。

而在政權危機的背後—也就是跨部門動員之所以能夠出現—預設了統治階層有個價值參照(referential) ，而且這個價值參照正經受著考驗。這種狀況可能出現在民主國家—如1968年的法國戴高樂政權—它標示的是一個新時代，如後物質、後工業時代的來臨；另外，政權危機甚至會帶來政體轉型，如民主化—威權政府所依賴的價值參照在各個場域受到挑戰，從而出現了跨部門的動員，造成政權的正當性危機。後者是本文討論的脈絡。

二、現代性：「中國」vs.「台灣」的文化階序之形成及其意義

1、現代化過程中二元結構的形成
19世紀中葉，台灣開始現代化，並在日治時期快速發展。一方面，日本現代化的基礎建設，使得民生物質的生產大幅增長；另一方面，殖民統治的差別待遇，也造成民主理念與民族意識的發展。於是，一來因為經社的整合，再者也出於政治權利的要求，具有社會分類單位的「台灣」，於是焉逐漸成形。「日本」—「台灣」的二元關係，揭示的不僅是「統治者—被統治者」的政治關係，同時也代表了「中心—邊陲」的經社結構，及在現代性的線性關係上，「先進的現代—落後的傳統」的文化階序。

從殖民統治的二元結構，延伸到主奴優劣的文化想像，兩者之間的關係是雙向循環的關係。其中，具有正當化目的的符號與政策，也會隨著不同時期的需要，具有鞏固殖民統治的效果：如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實施的「內地化」的政策，及後來的「皇民化」政策，即開放特定場域的行為者，有更多接近「日本性」，甚至變成「日本人」機會，從而鞏固殖民統治的正當性。就以上結構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可以簡單歸納如以下的命題：

1)、現代國家的建立，是將疆域內的社會整合入國家的體制裡。據有國家的統治精英，往往也具有特定的高文化(high culture) ，一方面得要同化整個統治範圍內的其它文化；另一方面，又得要維持高文化與其它文化之間的區別及階序關係。在區分之間，才能表現出高文化在品味上的高尚，並且可對其它文化及相應的被統治者，展現優越的符號性支配與正當性，再從中親近於其統治之社會空間(場域、部門)中，吸納社會精英，鞏固統治者的支配 ；

2)、日本在台灣進行現代國家的建設，並建立起殖民統治。這是一個一個「日本 vs.台灣」的二元政經結構，及文化階序。在這文化階序裡，日本所代表的是「現代的、先進的、高尚的」等的高文化；相對的，台灣，則是「傳統的、落後的、粗俗的」等的民間文化。二元體制下，台灣人的自我認同逐漸形成，不過這並不排除有日本人認同的出現(事實上，台灣人認同與日本人認同，也不見得是互斥對立的；而且，認同也不是鐵板一塊，僵化而同質的)。在晚期皇民化的政策下，日本認同更在強力的政策下，比例大增 。

2、從「日本vs.台灣」，到「中國vs.台灣」
戰後，日本放棄對台主權，國民黨統治台灣。原本「日本vs.台灣」的關係，轉化成「中國 vs. 台灣」的政經結構，並且也建立了相應的文化階序，藉以合理化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正當性 。簡單來說，這個二元結構是：政治上，「中國—台灣」成為「中央—地方」的關係，並且以威權體制鞏固中央機關的「中國法統」，而台灣則是「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經濟社會上，則是建立「中心—邊陲」的結構，透過國家統合主義與扈從體制，壓制民間社會，糾結地方勢力，鞏固國民黨的統治；文化上，也就從「中央—地方」、「中心—邊陲」的結構，轉化成「高尚、優越的現代—粗俗、落後的傳統」的關係。這是國民黨政府的現代化意識型態及政策的結果。

事實上，歷經了晚清與日治時期的現代化，台灣的經社發展與基礎建設本已超過中國。國民黨來台之後，雖然接收了日本在台的政經資源，但未必繼承了日本在文化上的優越性。中華文化的優越，一來是建立在國民黨戰後的文化宣傳，再者則是冷戰結構下，美華之間地緣政治與經濟上的合作，造就了有利於發展主義政策的條件。於是，七十年代之後的台灣經濟奇蹟，遂使得儒家倫理接上了現代化的意識型態，使得中華文化與台灣文化之間，不僅是「中央—邊陲」的關係而已，同時也代表了「高尚、精緻的中華文化 vs. 粗鄙、鄉野的台灣民俗」的文化階序。

代表高文化的中華文化，一方面試圖同化台灣文化，如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建立台灣作為中華民國的復興基地、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另一方面，又邊陲化、地方化、粗俗化台灣文化，重構了文化的階序，在對比之間除了可以突顯了中華文化的優越性之外，也鞏固了「大中國思想」的迷思，並加強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正當性。不過，在1970年代之前鞏固「中華文化vs.台灣民俗」之認知結構的地緣政治因素，也是促成70年代之後此一認知結構轉型的主要原因之一。

3、從本土化到台灣化
70年代國民黨政權在外交上的挫敗，使其失去了在國際社會上的中國代表權，同時也逐漸瓦解了國民黨的正當性基礎。為補強正當性，國民黨在政治領域裡，開放了增額代表的選舉，並拔擢本省籍的菁英—即所謂「本土化」政策。而且還從進口替代政策，向出口擴張轉化，以實質經濟關係，填補政治關係的不足。而本土的中小企業，也就在這國際化的政策中，逐漸發展。政經結構的改變，使得親近台灣的勢力，得以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逐漸擴張。於是，戰後發展主義的政策，帶給國民黨政權是是兩面的效果：一方面它促成了經濟發展，使得中華文化也在經社層面上具有正當性，鞏固了「中華文化 vs. 台灣民俗」在現代性中的文化位階；另一方面，在威權的政治與困頓的外交裡，國民黨政權又得依賴經濟的發展，延續其政權。於是，得助於國際化的本土中小企業，遂在逐漸地涵養、茁壯中，進一步要求國內的自由化，而瓦解了威權體制的經社基礎。

而在社經結構變遷的同時，文化階序上也開始轉化—本土文化逐漸受到重視。其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歷經了發展年代的黃金時期，國際社會對物質主義價值開始出現反省，現代化的線性史觀在中心國家內部，也遭受質疑；挑戰，甚至是控訴中心剝削的依賴論，更在第三世界發聲，進一步質疑現代化理論的合理性 。因此，一種認同本土、現實主義的美學逐漸形成，而文化階序也出現翻轉的現象。在台灣，新興的現實主義的、本土的品味，首先在文藝場域出現—這也就是70年代的鄉土文化論戰，而台灣意識也在其中得到滋養的成份 ；其次，是經社場域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挑戰。從經社發展中興起的城市中產階級，或是由於發展主義而受害的農村、勞工，成為80年代社會運動的主力。這些新興勢力不僅置身於國民黨的扈從體系與統合主義架構之外，他們往往也有親台灣的生活習性。

由於文化習性與經社結構都出現了變化，有關「中華文化vs.台灣民俗」的文化階序，在文藝、經社場域也跟著出現了品味的轉換，這時候出現的許多黨外的雜誌，更進一步成為串連不同場域的機制。不過，對國民黨的大中國體制與意識型態更強捍而直接的挑戰，則是來自於政治場域中的民主化。於政體轉型的過程中，在野的民進黨即以國家認同與憲政體制等的議題，作為主要的議題。而國民黨內部主流與非主流的差別，也就在於是否主張「台灣優先」。這些有關正當性的論述，一方面是奠基於先在的「中華文化vs. 台灣民俗」的文化與結構中，在民主化過程中，新生成各種可被接受的象徵；另一方面，這些具有正當性的象徵，又會循環於文化與結構之間，而建構了新的知識型。

此一新的知識型，不只是文化層面上，「中華文化vs.台灣民俗」之階序關係的改變，同時也是政治層次上，發展出「中國vs.台灣」的水平關係。這種關係的轉換，在2004年的總統大選裡表現得最清楚。「公投綁大選」—反公投勢力最主要的理由—的想法，實際上是預設了，公投「可以」綁大選。而公投為什麼可以綁大選呢?其中預設了個前題：以「中國」為對象地體現「台灣」總體意志的行動—即，以國防、外交為內容的公投案—具有無可質疑的正當性。而在這裡，「中國導彈」與「愛台灣」中的「台灣」與「中國」，都不再是文化上的概念，而是政治上的單位。

於是，「中國」在這脈絡下，正式地成為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明體。「台灣」，也不再只是個地域單位，而是具有主權意涵的行為者。從地域或文化上的「本土化」，也就變成了國族及政治上的「台灣化」。當然，這個新生成的結構與文化，及其正當化，也不會對所有的人或不同的場域，具有同樣的意義與效果。就跟當初日本或國民黨在台灣的認同建構一樣，有適應也有反抗。而在適應與反抗之間，所生成的論述，也跟正當化的論述一樣，都不是在真空中出現的，而是立基於同樣的經社文化環境中。龍應台的「中國性」，則可以說是反「台灣化」 的論述中，最具代表性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