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術師手記

因為以認同作為研究時，難免就會談到「文化」。像我做的亞洲認同，經常的研究方式就是在亞洲地區裡找文化，而儒家倫理就是最常被提到的課題。那麼，儒家倫理是什麼?就變成接下來概念化、操作化的對象了。於是，正如我們所知的，當東亞經濟未開，韋伯--派森斯說，就是儒家倫理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當東亞發了，奇蹟出現了，又是儒家倫理幫的忙；當發展沒了，金融危機爆發了，又是儒家倫理惹的禍。

成也儒家，敗也儒家。文化就這樣被選擇性地、工具化的因著不同的脈絡，不同的需要，而被不同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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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總是一個要解釋，而且值得解釋的變項。那麼，如何解釋呢?這幾天剛好因為發生了一些事，我覺得是個不錯的例子。

第一個，是過敏。前幾天，我不明原因的過敏，第一次過敏。好幾個朋友知道了，就問我吃了什麼，要找出來，否則下次再吃到了，就又過敏了。其實，當天開始過敏之前，我唯一吃的，就是經常當作早餐的米漿，如果喝米漿都會過敏了，那我真不知道往後的日子怎麼過了。

當天我就到醫院去了，因為整個人紅腫了一圈，癢得受不了。我很緊張地跟醫生說，「我沒有吃什麼特別的啊，怎麼會這樣?而且我以前也沒有過敏過。」

「嗯，不用太擔心，你還年輕，下一次過敏就不是第一次了。」醫生說。他開了藥給我，說吃了也不一定會好，不吃也不一定不會好。不過，他倒是確定了兩件事，不要洗熱水澡，可以用冷敷。

另一個長期為過敏所苦的朋友，跟我說的話，內容與醫生有些類似。不過她加了一段：「身體好的話，免疫系統強一些，就不容易過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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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前幾天跟個朋友上陽明山爬山，看到了場車禍。警察到了，就在地上測量。我在想，當一個交通事件發生時，我們對於事故的原因是如何追的?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在中研院院區裡，還可以看到胡適說的這一段話。我在想，如果警察真是這樣做的話，那麼全國的警力一定不夠。多大膽?看到了車禍，我們會假設那是外星人攻擊嗎?因為祖靈的不滿?或者司機因為情報工作失敗，被暗殺?真有這種假設出現，我想警察一定忙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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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在社會科學的訓練裡，我們會學到「因果關係」這樣的概念：出現了個現象，就要去找原因。之後再找證據，證明兩者之間的因果，或至少是共變關係。在這個部分，問題並不大，我覺得問題可能是：如果這個被認為是「原因」的，是個「文化」的概念時，那麼很有可能對於「原因」的概念化就會出現問題，就像是之前提到的「儒家倫理」一樣，第一個問題是在它的內容上，第二個問題是在它與現代化/資本主義的關係上的解釋：簡單說，對於概念進行概念化的研究者，會有意無意地由於「手上的問題」，而藉著當時「手上的知識」，對於概念做了特定意向的理解。

這篇文章的重點並不在這個「手上性((Vorhandenheit)」，來指出因果研究的問題，我想直接利用前述的二個例子，來談對於文化，如何來對它進行概念化的問題，或至少，如何研究文化。

其中，最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是在存有論上的假設不同：世界是有序的，還是無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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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車禍，或者是過敏發生了，我們是去找原因嗎?或者，更精確地說，警察與醫生，是「如何」找原因的?

他們是用「否證法」，問的問題，不是：「為什麼會發生車禍，或會出現過敏?」而是，「是什麼樣的機制，阻止了車禍的發生，或出現過敏?」

於是，警察做的事是：從過去的經驗，我們發現了，之所以會發生車禍的原因，最主要的有十大因素：酒駕、剎車失靈、開車時打手機、駕駛精神不濟……等十大因素，然後在某個具體的車禍現場上，開始就這些十大原因一一檢驗，是那一個「阻卻車禍發生的因素(機制)，沒有發揮功能，所以造成了車禍。這樣的方法，比如說，大概可以找到九成五的車禍原因。就是一個剛從警校畢業的一線二星，也能做得很好，不必有經驗特別豐富的警察，去「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同樣的，對於過敏，有些國家會有種試劑，可以對小學生做測驗，讓每個人從小就知道自已可能對那些因素容易過敏。不過，這就像是警察列出了造成車禍的十大因素一樣，臨床上也就是列出主要的，如另一個造成過敏的十大因素，一一去測試而已。對於一個三十幾歲了還沒過敏過的人來說，這十大因素當然早就排除在外了，那很可能就是其它的因素了，所以我想有經驗的醫生，也不會多去問了我早上吃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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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這個世界總是有無限多種造成過敏的原因，車禍的因素。我們應該有的假設是，之所以會「正常」運作，是因為許多阻止這些造成過敏或車禍的因素，都被擋著了，所以過敏沒有出現、車禍沒有發生。

對於過敏，應該是：這個世界實際上是充滿了各種病菌的，它們在我們的體內、也在體外，它們會發生作用， 並不是因為它們存在，而是因為我們身體中阻止它們發生作用的機制，如免疫系統出現了問題。同樣的邏輯，也可以用在車禍的發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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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可以多說一些。

之所以說最最重要的，是在存有論上的有序與無序的假設不同，及「否證論」上的差異，是因為偶爾會出現一些不適當的推論：有個現象出來的，統計出來了，然後說：「這可能是因為什麼原因所致。」在我看來，這一類的推論，經常是研究者的經驗，但實際上統計資料卻沒能證明的，這樣一來，研究者就不應說「這可能是什麼原因所致」，因為資料不能證明；再者，這些「原因」，往往很可能就是種對於「文化因素」的成見。

從「阻礙功能發揮之機制的失功」來研究，能夠具體地在機制上、在它的功能上做證明，不會過度推論。比如說，對於「革命」發生的研究，不是研究「不滿」的原因，而是研究「政權之社會控制的機制的失功」；研究「民主化」，不是研究「反威權的原因有什麼」，而是「威權政權之正當性退化的因素是什麼」。不滿，就像是反威權的因素一樣，它們就像是「病菌」一樣，總是存在著，並且一直在作用著。重要的是，阻止它們「坐大」的社會控制機制為什麼「無效」了。將重點放在「原因」，不僅會失去脈絡，而且會過度地英雄化特定的事件或個人；相反的，將重點放在機制，也才能「歷史化」，不僅可以了解事件發生的動態，對於人事之重要性的詮釋，也不致於誇大。

從這角度，對於「亞洲認同」的文化因素，我的研究策略是：一種建構亞洲認同的文化因素總是在--這是另一個問題--重點是，阻卻，或者是讓它變成特定內容的社會機制是什麼。因此，研究的重點也就不在找特定的個人或事件，而是從亞洲認同的內在結構上，找出它的「社會再現」之組合的樣態。因此，重點不是儒家倫理是什麼，而是它為什麼是這個或那個樣子。




註：圖片就是胡適(1891～1962)。胡適在近代中國與台灣的歷史上的重要性，自不必贅述，斯人的學術風骨，也讓人欽佩。我只是單就「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句話，我覺得是有問題的。其實，就「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句話，林毓生也曾在他的《思想與人物》一書中，提出批評。林毓生是用Michael Polanyi的「默會致知」來批評「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這句話的，這個取徑比較多是從認知哲學的角度切入，而事實上也能與我這篇文章所寫的，有很高的親近性：人的認知模式，並不是像胡適所認為的那個樣子。

不過，我覺得還有個有趣的問題是：胡適為什麼會這樣想?從思想史的詮釋上，作為中國現代史上、學術發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以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裡，反應了什麼樣的「社會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