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術師手記

對於現代社會，不斷地以秩序以及理性要求個人安於「整體」的規範，這樣的反抗，無疑是深沈且不安的。它標舉著個人的主體卻也騷動了其他旁觀者的內心。

最後一句：「它標舉著個人的主體卻也騷動了其它旁觀者的內心」，我看不太懂意思。

不過，我有種感覺，這一段話可以連上現代性的部分，特別是有關「主體的建構」。

我這樣理解的：現代化的過程，是個建構主體的過程，是一個建立「individual」的過程，而這個主體，還經常在現代性計劃裡，是個像是Hobbes所理解的「原子式」的、「自在」、「清醒」，並且理性地計算著利益極大化的主體。

整體，在這種主體觀下所理解的，有二個要素：第一，它是原子式個人的加總，因此也就不具有其它的倫理意義。當代的政治哲學，就是這種建立在「經濟人(Homo economicus)」下的個人社會--不管是契約論式的，還是功利主義式的；第二，但是，個人的加總，只存在於理念上，在現實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一個社會秩序之所以可能，也就需要仲裁者--即國家或政府的存在。

在這樣的脈絡下，整體，是個政府建構下的「整體」，是種社會秩序，而這個社會秩序，還是理性計算下的結果--但，是「誰」的理性?

於是，很多的政治學就在研究，是「誰」決定了政策：多元主義者的利益團體、菁英論所強調的菁英，或者是馬克斯主義的階級--但不管是誰，可以確定的是，會有許多非組織化的社會單位，它們是沒有權力的，也就無力於影響政策。

不過，更可怕的還不在這裡。Eric Fromn說了一句話：「理性最大的問題是，人們並不喜歡它」。於是，這個理性建構的社會秩序，反對的，不只是前述的「非組織的社會單位」，而是整個所有的人都在反對，只是反對的強度差別而已。

這種對於理性的反抗，是一直存在著的--因為這種「現代的」理性，所標示的，是割除了人存在意義的理性--將人與社會(社群)區分的理性，本身正是不理性的。而這種拿著「理性」的大櫫，不只是傷害著存在的本質，而且還是種霸權，讓人怒不敢言。因為，「不理性」不只是「不理性的」，而且還是「不道德的」、「不文明的」，甚至是有害「社會秩序」的。

深沉的不安，源於此。

我把我的想法說清楚點好了。

我要說的是，這樣的反抗，是對於秩序與理性的反抗，這無疑是要反抗規訓下的秩序，當然這秩序，不是先驗的秩序，而是理性的，放到現代社會裡頭，就是現代性的國家社會組織的具體社會。這點，版主已經說的很清楚了。

同樣地，這樣反抗的動作。在一個旁觀者來看，除了刺眼、驚嚇之外，當然還有挑起內在想要一同反抗的慾望，只是來不來得及動作而已。旁觀者，來不及參與的，可能就像版主遇到的場景，大家看著老婦人吐口水。已經發酵的，像是所有的慶典，盡情地瘋狂與嬉戲；或者，某些社會運動的開始是從一些不起眼的事件燎起一樣，最後成為群眾運動。

傳出去了後，才想到還沒寫完。

深沉的不安，源於現代對於個體的建構方式有問題--它割除人與社會的關係(可參見Robert N. Bellah, The Quest of Self:Individualism, Morality, Politics，該文是哲學與社會心理學的討論，指出由於個人主義而造成的不滿，及心理疾病)。

這種不安，是普遍性的，而且是自然而然的--Karl Polanyi指出了面對「自律性市場」的發展(也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也就會有相應的「社會保護」，這社會保護的心理基礎，就在於前述的不滿，及對於人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存在的要求--因此，這些不安，及其外在了的反抗行動(或者是無意識的行為)，也就同時引起了兩種反應：

1、對這種反抗的不安：因為，這種反抗，對於「社會秩序」、「文明」是有害的；

2、對這種反抗的同情：因為，這種反抗，也是原自於「社會保護」的需求，為的也是「文明」本身。

如果只是寫到這裡，那基本上是哲學的討論--哲學會說，第一種是保守主義、第二種是浪漫主義--我想作為社會科學的討論，還要再往前一步：

文明，這個整體的概念，如何發展，是對、是錯，好或不好，並不是一般的行為者在行動時，所關照的--而保護那個「社會」，對那個「社會」秩序有害，實際上也要從具體的行為者所處的「社會位置」來理解--社會，並不是只有一個「法國社會」、「台灣社會」，也有各種依著行為者的認同，而形成的「我族社會」：族群、性別、家族、社團……，綜使之前在討論「社會秩序」如何可能時，多提到的是以國家為單位的社會，但是實際上，一來對應於國家的「社會秩序」，它之所以穩不穩定、好不好，仍然有很大的空間，國家權力的介入，有其界線；再者，當不同的行為者在說，對「社會秩序」好不好時，其實這裡所說的「社會」，或許看起來像是跟國家所對應的社會有關，但可能更重要的是，行為者所設想的，與自身有關的社會。

於是，不用急著落入「保守主義」與「浪漫主義」的二分，可能的方法，是先辯明這些所指的「社會」的內含是什麼?

其次，了解不同的「社會」之間的衝突--而且，得要強調的是，這些衝突，不只是理性上的，而是情感上的，不只是在談利益分配的問題，也是行為者所認同之社會的道德系統，是否被尊重，甚至是被承認的問題。

特定的「道德體系」--特定的「社會」--是否在社會生活中被承認、具有正當性，我想是社會科學研究時的重要議題。

其實這個事件，是好幾年前發生了的，我印象裡我好像在什麼地方--當然也是我以前的新聞台裡--提過。不過，當時沒寫得這麼清楚，特別是對現代性、秩序及反抗等概念的反省。

當然，什麼是「清楚」，這個可能就只是「說得清楚」，在分析上，比較系統化而已，是不是呈現了事件本身的清楚，這就不得而知了。

最近在想的問題是，我在做有關文化、符號的詮釋，有時候經常會說：即使是行動者、行為者(這兩個概念，從韋伯的傳統來說，是不一樣的)，他/她們也不見得知道當時自身行為、行動的意義。

但，我就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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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有關詮釋的問題，目前主要有二個取向：

第一，還是在找「原意」，這是傳統的研究方法，從傳統的聖經詮釋學，到歷史詮釋學，都可劃歸於此一傳統之下。在這個傳統下，也就會落到我剛提到的爭議：「誰有解釋『原意』的權威?」。以及，「真實」是什麼的問題。

第二，是直接地說，真實並不存在。這一支取向可以說是現象學運動下的產物，對於「原意」的探究本身，實際上也混同了詮釋者的視界。於是，誰具有詮釋的權威，也就先擱下了，權威的建立，就透過「主體間性」來確立。而在這個取向下，重點，也不在於「真實」是什麼，而是在於我們從特定的事件裡，詮釋所揭示的，是關於人存在的什麼本質性的問題。

我想做的，是後者的工作--這並不是說完全放棄了「真實」是什麼的問題，然後隨意地詮釋、無政府地胡說，我比較有興趣的是：人在現代的情境下，所體現的存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