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6月26日
東西文明對話間的台灣 II
【台灣認同的特質:現代性】
台灣認同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逐漸組織化,並取得了主流。但台灣認同的形成,不只民主化過程中政治運動的結果,它還是一個現代性的產物。
與許多東亞(如日本、韓國、越南…)國家一樣,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都逐漸形成其各自的國家:一方面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另一方面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東亞國家的國族建構過程,其國族認同形成過程中的「他者」,固然有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色彩,但更重要的,卻是如何在中華帝國的影響下,建立自我認同。因為,中華帝國的朝貢體系,根深蒂固地在東亞社會裡,使得這些東亞國家,一來需要在文化上,與中華帝國的霸權一較短長,另一方面也要在政治關係上,建立自身疆界的所在。
台灣認同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逐漸組織化,並取得了主流。但台灣認同的形成,不只民主化過程中政治運動的結果,它還是一個現代性的產物。
與許多東亞(如日本、韓國、越南…)國家一樣,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都逐漸形成其各自的國家:一方面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另一方面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東亞國家的國族建構過程,其國族認同形成過程中的「他者」,固然有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色彩,但更重要的,卻是如何在中華帝國的影響下,建立自我認同。因為,中華帝國的朝貢體系,根深蒂固地在東亞社會裡,使得這些東亞國家,一來需要在文化上,與中華帝國的霸權一較短長,另一方面也要在政治關係上,建立自身疆界的所在。
台灣認同的發展過程也是一樣:在文化上,在掙脫中華文化的霸權,建立自身的主體性;在政治上,也必須要對抗中華帝國對於疆域的想像。不過台灣認同的建立,也有與其它東亞國家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台灣在進入現代之後,即因為地緣上的重要性,而與西方國家的接觸甚早,並由於西荷等國的經營,強化了台灣在東亞地區區域經貿網絡中的重要性。這地緣經濟上的網絡,雖然因為清帝國的海禁與鎖國政策而萎縮,不過在19世紀清帝國開始現代化政策之際,又快速復興。
其次,台灣的現代化政策在日本--這亞洲地區最快速現代化的國家--的殖民體制下,更進一步地發展。而在以「東方殖民帝國」統治下的台灣現代化,台灣民族主義形成過程中的「他者」,並不像其它被殖民國家一樣,是「西方」,或者如東亞國家一樣,是「中華帝國」,而是日本帝國主義。於是,當192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發展之際,它在本質上,也就直接訴諸於西方的自由、民主等的現代價值。這是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本身,也就是以台灣與日本同為東方(儒家)社會的方式,來同化台灣人 。在這種「東方帝國主義」的壓制下,台灣民族主義自然是親西方的。
再者,當1945年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即以中國正統自居,強力鎮壓台灣民族主義。於是,台灣認同的成份裡,並沒有所謂「發明傳統(invention of tradition) 」的現象。因為與其它東亞國家為了反對中華帝國及西方帝國主義,而以回到自身歷史,建立國族認同的方式不同,台灣認同訴諸的是西方現代價值,幾乎沒有反西方的色彩。而原本還對中國有一絲想像的台灣民族主義,因為國民黨在台統治的暴虐,更徹底地清除台灣民族主義裡對中國的孺慕。
最後,1970年代,基於出口擴張政策,台灣的經濟體制快速地連結上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制。這些指向國際的企業裡,基本上是以中小企業為主,因為台灣經濟主要的是由大企業、公營企業所控制。而這個二元的經濟體制,實際上也隱含了族群上的二元性--中小企業是族群上的本省人,而公營、大企業,則是族群上的外省人。藉著國際化而快速發展的中小企業,串聯著的是本省人的社會關係網絡,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強力地支持反對黨--不僅是基於族群認同上的因素,同樣地也是為了反抗國民黨政權的社會網絡在台灣經濟中的獨佔--遂使得台灣民主化、台灣民族主義與國際化的中小企業之間,成為台灣現代性的三位一體。
***
【既是亞洲,又不是亞洲的台灣】
亞洲主義的本質,是亞洲面對西方,而形成的反現代性的現代化運動:它的反現代性,是反對西方文明裡個人主義的特質,於是從歷史經驗裡,發明、想像出各式各樣社群的連結—儒家、佛教、黃種人……企圖對抗西方;它是現代化的,是因為透過這些社群的建立,它具有社會保護的功能,也擁有動員市場資源,建立市場的能力—這也就是Karl Polanyi所提出來,解釋現代政治經濟的【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
然而,一來台灣認同並不沒有反西方的要素,甚至是強烈支持西方的,具有高度的現代性;再者,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一方面在經濟事務上,不管是政策上,還是意識型態上,採取的是親西方的立場;但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卻是強悍的大中國主義意識。於是,台灣認同就在經社領域中生根,在政治領域中對抗。
因此,當1980年代當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亞洲式資本主義」,與90年代的「亞洲式福利體制」出現之際,台灣也都沾染上了政經體制上的「亞洲性」;但是同時出現的文化上的「亞洲性」,台灣則是嚴格地拒絕,這也就是為什麼「亞洲價值」在台灣,不只是政治菁英毫無保留地批評,就是在一般社會大眾裡,也沒有論述的空間。
****
【台灣,東西文明交會的窗口】
東亞的經濟發展,使得亞洲主義的發展益是熾烈,而對西方文明有抗衡的力量。東方與西方的交錯,在東亞地區特別的明顯,而且顯然東亞地區的經濟還會繼續發展,亞洲主義的論述會益加地高漲。
而這個東方與西方之間交錯、衝突,聚焦的所在,也就是台灣。從現代世界史的發展,我們看到的是:一方面,台灣認同所展現的,是東方與西方衝突的一般性;另一方面,東方與西方特別強烈地交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又是台灣認同的特殊性。研究台灣認同,我們可以看到東方與西方這四百年間交會的歷史。
東方與西方的緊張會繼續,但是並不是一句簡單的「文明衝突」可以交待的。文明內部的異質與多元,就台灣認同相對於「儒家文明」來說,特別地明顯。而且,在全球化的時代裡,各種地方認同也進一步發展,試圖脫離原本的「中央」,而建立自身的國族認同—這是文明內部的異質與多元的證明,而台灣認同的發展,正要證明這個課題最好的題材。因為,台灣,就座落在東西文明的交會點上,因為,台灣認同在東亞地區已然建立的國家認同不一樣的是,台灣認同的運動還是一個正在脫離中華帝國及中國認同的國族建構。
站在台灣,我們可以看到東西的交錯,而台灣認同的研究,則是看到這文明交會的窗口。
註:圖片是Eric Hobsbawm(1917~),猶太裔的英國歷史學者。埃及亞歷山卓城出生,在維也納、柏林成長,1933年移居英國倫敦,1936年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並在同年加入英國共產黨。
Hobsbawm是當代研究民族主義的重要學者,同時也編著了【傳統的發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一書。文化的混同,在Hobsbawm的身上展露無遺,而他的現代史三步曲,更深刻地描述了、解釋了現代性的發展與變遷--我想,台灣民族主義的研究,也同樣地可以成為當代民族主義研究的重要指標。
首先,台灣在進入現代之後,即因為地緣上的重要性,而與西方國家的接觸甚早,並由於西荷等國的經營,強化了台灣在東亞地區區域經貿網絡中的重要性。這地緣經濟上的網絡,雖然因為清帝國的海禁與鎖國政策而萎縮,不過在19世紀清帝國開始現代化政策之際,又快速復興。
其次,台灣的現代化政策在日本--這亞洲地區最快速現代化的國家--的殖民體制下,更進一步地發展。而在以「東方殖民帝國」統治下的台灣現代化,台灣民族主義形成過程中的「他者」,並不像其它被殖民國家一樣,是「西方」,或者如東亞國家一樣,是「中華帝國」,而是日本帝國主義。於是,當192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發展之際,它在本質上,也就直接訴諸於西方的自由、民主等的現代價值。這是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本身,也就是以台灣與日本同為東方(儒家)社會的方式,來同化台灣人 。在這種「東方帝國主義」的壓制下,台灣民族主義自然是親西方的。
再者,當1945年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即以中國正統自居,強力鎮壓台灣民族主義。於是,台灣認同的成份裡,並沒有所謂「發明傳統(invention of tradition) 」的現象。因為與其它東亞國家為了反對中華帝國及西方帝國主義,而以回到自身歷史,建立國族認同的方式不同,台灣認同訴諸的是西方現代價值,幾乎沒有反西方的色彩。而原本還對中國有一絲想像的台灣民族主義,因為國民黨在台統治的暴虐,更徹底地清除台灣民族主義裡對中國的孺慕。
最後,1970年代,基於出口擴張政策,台灣的經濟體制快速地連結上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制。這些指向國際的企業裡,基本上是以中小企業為主,因為台灣經濟主要的是由大企業、公營企業所控制。而這個二元的經濟體制,實際上也隱含了族群上的二元性--中小企業是族群上的本省人,而公營、大企業,則是族群上的外省人。藉著國際化而快速發展的中小企業,串聯著的是本省人的社會關係網絡,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強力地支持反對黨--不僅是基於族群認同上的因素,同樣地也是為了反抗國民黨政權的社會網絡在台灣經濟中的獨佔--遂使得台灣民主化、台灣民族主義與國際化的中小企業之間,成為台灣現代性的三位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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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亞洲,又不是亞洲的台灣】
亞洲主義的本質,是亞洲面對西方,而形成的反現代性的現代化運動:它的反現代性,是反對西方文明裡個人主義的特質,於是從歷史經驗裡,發明、想像出各式各樣社群的連結—儒家、佛教、黃種人……企圖對抗西方;它是現代化的,是因為透過這些社群的建立,它具有社會保護的功能,也擁有動員市場資源,建立市場的能力—這也就是Karl Polanyi所提出來,解釋現代政治經濟的【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
然而,一來台灣認同並不沒有反西方的要素,甚至是強烈支持西方的,具有高度的現代性;再者,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一方面在經濟事務上,不管是政策上,還是意識型態上,採取的是親西方的立場;但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卻是強悍的大中國主義意識。於是,台灣認同就在經社領域中生根,在政治領域中對抗。
因此,當1980年代當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亞洲式資本主義」,與90年代的「亞洲式福利體制」出現之際,台灣也都沾染上了政經體制上的「亞洲性」;但是同時出現的文化上的「亞洲性」,台灣則是嚴格地拒絕,這也就是為什麼「亞洲價值」在台灣,不只是政治菁英毫無保留地批評,就是在一般社會大眾裡,也沒有論述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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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東西文明交會的窗口】
東亞的經濟發展,使得亞洲主義的發展益是熾烈,而對西方文明有抗衡的力量。東方與西方的交錯,在東亞地區特別的明顯,而且顯然東亞地區的經濟還會繼續發展,亞洲主義的論述會益加地高漲。
而這個東方與西方之間交錯、衝突,聚焦的所在,也就是台灣。從現代世界史的發展,我們看到的是:一方面,台灣認同所展現的,是東方與西方衝突的一般性;另一方面,東方與西方特別強烈地交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又是台灣認同的特殊性。研究台灣認同,我們可以看到東方與西方這四百年間交會的歷史。
東方與西方的緊張會繼續,但是並不是一句簡單的「文明衝突」可以交待的。文明內部的異質與多元,就台灣認同相對於「儒家文明」來說,特別地明顯。而且,在全球化的時代裡,各種地方認同也進一步發展,試圖脫離原本的「中央」,而建立自身的國族認同—這是文明內部的異質與多元的證明,而台灣認同的發展,正要證明這個課題最好的題材。因為,台灣,就座落在東西文明的交會點上,因為,台灣認同在東亞地區已然建立的國家認同不一樣的是,台灣認同的運動還是一個正在脫離中華帝國及中國認同的國族建構。
站在台灣,我們可以看到東西的交錯,而台灣認同的研究,則是看到這文明交會的窗口。
註:圖片是Eric Hobsbawm(1917~),猶太裔的英國歷史學者。埃及亞歷山卓城出生,在維也納、柏林成長,1933年移居英國倫敦,1936年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並在同年加入英國共產黨。
Hobsbawm是當代研究民族主義的重要學者,同時也編著了【傳統的發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一書。文化的混同,在Hobsbawm的身上展露無遺,而他的現代史三步曲,更深刻地描述了、解釋了現代性的發展與變遷--我想,台灣民族主義的研究,也同樣地可以成為當代民族主義研究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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