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術師手記

本文將在本文底於馬賽發表。

MF

不好意思，借這兒說句話

加油！別那麼悲觀，部落上能不能談學術我不知道，不過我曉得我在這兒，儘管經常被你一句（段）話弄得啞口無言，即刻相形見拙，卻總能學到許多！

附帶《文化的解釋》我看完了，好看，謝謝你！

我不知道你對語言的感覺是什麼。

或者我還不知道你為什麼有"氣味不同"的意識，其實你應了然其間的差異。

我想不同領域的溝通與理解是十分困難卻必要的，而如果選擇某種特定的溝通方式無效的時候，何不融入一些柔情喊話(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並無損你專業的尊嚴)?或者某些人例如你以為的阿運一干人等，或者你將來真正要為政策辯護的時候，各色人等有各種對語言的需求和感受，總不能一套到底，都用你的專業學術方式來溝通吧。

是啊，我覺得你對阿運說的那番話充滿感情，對日日春政策發言則剛性的多，你直接指出他們的抗爭是不可行的，連我這個外人都覺得殘酷不能理解，或者錯的不是指出現狀的你，而是現狀，但為現狀代言，無疑更加深人的憤怒，由此我們更知道種種不得而出的困境，便牽怒於指明現狀的你(聽起來像為自己罵人找到藉口)。其實如果把日日春當成親近的阿運，或者你的語氣會更和緩對嗎?如果還是不會，那就是你的選擇了。

或者我從頭到尾都誤解了，你其實沒有不善，這有三個可能，一種是我意會錯了，另一種是你對語言的不自覺，還是對感情的不自覺。這當然都是我的猜測，有時我們相信自己，但有時也懷疑，把空間感挪出，應該是不錯的事吧。

TO 1992

你客氣了，將你的布落格給毀了，我可還耿耿於懷呢!

而且，也別說「學到很多」這件事了，我所說所寫的，其實絕大多數都是你知道的，只是因為我自已多話，多提了些我想知道的問題而已。如果你不知道這些，那麼寫再多，你也「學不了很多」，在研究這件事上，自已總是最重要的，是老師，也是學生，其它人只是敲鑼打鼓助陣而已。也希望《文化的解釋》與你的研究有關。

如果真要說學很多，那應該是我，我有機會的話，一定要問你怎樣版面可以設計得這麼有美感，否則版型還是大眾型，跟我這麼孤癖、不合群的個性，真是不搭調。

TO 阿流

其實三個可能都不對(也許都有可能)，我告訴你一個很簡單的原因，然後你就可以理解了。

我不擅長在人多的地方講話，會怕陌生人。我不太習慣網路這個世界，跟不認識的人說話，對我來說，是一大考驗。

再多說一點。「氣味不同」，有些真的是學科不同、邏輯不同，而如果你看到了我提到了個詞，黏膩(附帶說明，這是兩位都沒有的，所以我才不會又躲起來)，我還說避之危恐不及，那麼你就可以理解了。用這個詞，我可以理解運詩人可能會生氣，她一定以為我在說她的單向街調性就是如此--當然不是，這也不同多解釋--而就是我看到其中幾篇留言，那就是會讓我覺得不自在。

當然，對日日春的「政策」(我還是要強調我對的是「政策」，不是「組織」)，確是剛性居多，原因已經在你的版上，多講了一點了(留給薛西的)，也因為我的專長就是「研究大風車的結構」，那不是為「現況代言」，而是「現況觀察」，如果我的工作，我的專長，甚至是我的責任，就像是部隊裡的斥候兵，如果我應該將狀況講清楚，卻說不清楚，讓兄弟們以為勝利在望，結果中了伏擊，死傷慘重，那才讓人難過，讓人遺憾。

其實，如果你說「剛性」，那從我寫的第一篇看，那應該就只是很簡單的分析而已(當然，你還是會覺得這樣的東西很剛性，那麼我也沒辦法了，這就是「觀察報告」囉!)，就是在薛西寫的第一篇文章後的我的回應，我應該也是很溫和吧(我以為的)，「剛性」，不是針對日日春，甚至也不是針對我說的日日春的「政策」，而是針對那些「抽象的理念」，這種抽象的理念，那麼封閉的自以為是，很難有所反省，這才是可怕的地方，也才是我在措詞上變得剛性的原因。

***
我想都是因為我自已的矛盾。自已個性封閉，但是卻要求認識世界的視野不能封閉，因此要受得了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真是不好意思。

不會啊。話不說不明，沒那麼困難吧。我們的修養都很好(往自己臉上貼金)。我想話說開來，才沒那麼悶，而且覺得你這個人還真是執著的可愛耶。

只是你剛的太久，忘記可以軟一點啦。黏膩的話嘛，這樣才偶有甜味啊，你家都用不鏽鋼裝潢噢?

還好吧阿運，她其實尺度很寬泛的啦，你以後要不去單向街就是小氣了。而且還是損失哩。雙方的。或者是大家的。不要在這裡耍孤僻啦。

承認、對話式民主及其現代性基礎：
台灣愛滋病政策中之「例外主義」樣態及邊緣性團體的發展(1984-2006)

前言
有關愛滋病的防治政策，「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是個經常被提到的概念 ：形式上，「舊公共衛生」所強調的「圍堵與排除」，被另一種強調「合作與包含」的「新公共衛生」所取代 ；實質上，之所以從「舊公共衛生」向「新公共衛生」轉移，除了是因為「圍堵與排除」的策略對於防治愛滋病的效果不彰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那些被「圍堵與排除」了的團體，不管是基於防治的目的，還是為了想要去除愛滋病的社會污名，起來挑戰傳統上以國家為中心的「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改以社群為中心「由下而上」地發展出了強調「合作與包含」的防治策略。 社群基礎、由下而上、合作與包含，這些都是「例外主義」的特質。不過，討論愛滋病的防治政策，目的當然不只指出「例外主義」對於公共衛生體制的意義，或者是愛滋病的流行病特性，更重要的還能夠從中再現出該一社會裡，那些不同於主流社會之「社群」的地位，也就是「承認(recognition)」的問題。「承認」—而不只是口惠上的「尊重」—強調的是制度性的安排。制度在該社會中如何安排，不只反應著其間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同時還有「晚期現代性」的樣態。 不同於「早期現代性」強調社會整合，並以個人作為社會的核心分析單位，「晚期現代性」在個人之外，同時也承認了團體/社群，特別是少數團體/社群，認為它們也是正當的分析單位。 而且，就有關此一少數團體之利益的政策，也應該有這些少數團體的參與。依此一「晚期現代性」所建構之「承認」的政治體制，即為「對話式民主(la démocratie dialogique)」。

在台灣，愛滋病的出現可以追溯至1984年，而自此之後的愛滋病防治政策，實際上也就跟著台灣民主化的發展，而跟著發展：1987年，愛滋病決定單獨立法，決定了形式上的「例外主義」，該法案並於當年送交立法院審議，於1990年公佈施行，其中又再1997年、1999年、2000年1月與7月，以及2005年等五次的修正。基本上，《後天性免疫不全症候群防治條例(下稱愛滋病防治條例)》的修正也就反應了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愛滋病相關團體逐漸獲得「承認」的歷史。不過，首先得強調的是，「承認」並不能二分為承認與不承認，它是鑲嵌在歷史社會脈絡間，複雜且動態的形構(configuration)。 再者，跟著「承認」的政治體制，「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兩種政策制定模式，也就理念型。實際上的運作方式除了得參考對應之時間點的法律規章之外，同時很重要的也要考慮到交織的「上下關係」，是信任、對立，還是既得信任，又要對抗的其它形構。最後，回到具體的台灣脈絡裡，我將指出民進黨在2000年總統大選勝利之後，由於其長期得於人權的強調，因此在制度層面上也有重大的突破，而使得相關的社會團體的政策參與逐漸制度化。但在同時，台灣也如其它西方國家開始出現了愛滋病防治政策「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現象，雖然相關社會團體獲得了承認，但也開始去政治性，成為健保體制中的顧客。於是，以「承認」為中心，配合著相關社群在體制中的地位，我將台灣的愛滋病防治政策區分成：1)、「例外主義」防治政策形成期(1984-2000)；2)、「例外主義」防治政策鞏固期與向「正常化」的轉化(2000-)。

在本文中，現代性不僅是用來考察台灣社會形構的概念，事實上同時也是用來與西方社會比較的中介。作為考察台灣社會的形構，我將指出台灣雖然逐漸向「晚期現代性」轉化，不過與西方國家比較起來，還是有深度上的差別，社群作為社會單位的正當性仍然不足，愛滋病相關團體的組織動能力有限。而且，晚期現代性中最強調的社群活力，又因為全球化的發展而被去政治化、規訓於市場的秩序；作為用來比較西方社會的中介，「晚期現代性」的概念將有助於了解台灣的民主化與愛滋病防治政策之間的關係。民主化愈是發展，民主愈是鞏固，「對話式民主」的機制將更為明顯，同時也就呈現了「晚期現代性」的特質。因此，當2000年「例外主義」防治政策開始鞏固之際，這一強調「合作與包含」的策略本身是個「社群基礎脆弱的社群導向」政策。於是總的來說，愛滋病防治政策仍然由專家及官僚所決定，而愛滋病權益之相關團體的政策參與管道非常有限。這種議題決策者與議題相關者之間的隔離與封閉，代表的是台灣的民主模式離「對話民主」仍然非常遠的一段距離，而之所以如此，則有內在的民主化及外在的全球化等的因素，是個「全球在地化」的結果。

Kevin M. De Cock and Anne M. Johnson, From exceptionalism to normalisation: a reappraisal of attitudes and practice around HIV testing,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No. 316, Jan 24, 1998, pp. 290-293, Rolf Rosenbrock, Francoise Dubois-Arber, Martin Moers, Patrice Pinell, Doris Schaeffer, Michel Setbon, The Normalization of AIDS in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 50, 2000, pp. 1607-1629
Petersen, A. and Lupton, D, The New Public Health: Health and Self in the Age of Risk, Allen & Unwin, 1996. 就有關「新公共衛生」的概念，可以看該書第一章的介紹。
Alan Sears, AIDS and the Health of Nations : The Contradiction of Public Health, Critical Sociology, vol. 18, No.2, Summer, 1991, pp. 31-49.
Charles Taylor,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有關晚期現代性與個人主義及社群之間的關係，我會在下文中仔細說明。在這裡可以先說的是，這之間的概念，是整合了Anthony Giddens, Zygumnt Baumen 及Norbert Elias三個人而發展出來的。Norbert Elias 提供了「社群」(或者以Elias的詞彙，是「我族認同」)概念發展的存有學基礎，即它們是在個體化的現代社會中，與「自我」是一體兩面的；Anthony Giddens的「反思現代性」，則作為解釋「社群」之所以在六十年代之後開始具有正當性的原因；Zygmunt Baumen將「後現代倫理」作為一個對比於現代性的理念型，來反省現代性，則提供了本文使用「晚期現代性」上方法論的靈感。各別的參考書目，會在下文中再進一步說明。
「對話式民主」包括了兩個面向：首先，團體被承認為政治社會中的單位，而能參與政策，這也就是「審議式民主(la démocratie délégative)」；再者，對於政策本身的知識，對話式民主也強調應該走出專家獨佔的局面，而有更多相關團體的參與。Michel Callon, Pierre Lascoumes et Yannick Barthe, Agir dans un monde incertain : essai sur la démocratie technique, Seuil, 2001, pp. 189-190.
Norbert Elias, Qu’est-ce que la sociologie ?, Editions de l’Aube, traduit de l’allemand par Yasmin Hoffman, 1991, pp. 155-161.

"Reconnaissance", "démocratie dialogique" et leur rapport à la modernité : étude de la trajectoire de l' "exceptionnalisme" en matière de politique sur le sida à Taiwan (1984-2006)

從「例外主義」到「正常性」?
台灣愛滋病政策中之「例外主義」樣態及邊緣性團體的發展(1984-2006)

前言

「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向「正常性(normality)」的轉化，是研究愛滋病防治政策時經常被提到的模型 。首先，就定義上「舊公共衛生」所強調的「圍堵與排除」，被另一種強調「合作與包含」的「新公共衛生」所取代 。以「新公共衛生」為核心，也就是「例外主義」防治政策的特質，相對地回到傳統一般防治體制，也就是所謂的「正常化(normailization)」。其次，之所以從「舊公共衛生」向「新公共衛生」轉移，除了是因為「圍堵與排除」的策略對於防治愛滋病的效果不彰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那些被「圍堵與排除」了的團體，不管是基於防治的目的，還是為了想要去除愛滋病的社會污名，起來挑戰傳統上以國家為中心的「由上而下(health from above)」的決策模式，改以社群為中心「由下而上(health from below)」地發展出了強調「合作與包含」的防治策略。 社群基礎、由下而上，是強調「合作與包含」之「新公共衛生」的運作基礎與形式。最後，一方面由於愛滋病治療藥劑的發展、照顧體系的完備，以及愛滋病之社會污名的減少，使得愛滋病議題跟著也就少了動員與關注，出現「去政治化」現象；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愛滋病的相關團體在政策參與的「制度化」。於是，在「例外主義」的防治政策與傳統公衛體系逐漸揉合的發展下，愛滋病的防治已然出現回歸「正常性」的現象。

不過，這一段從「例外主義」向「正常性」發展路徑，除了反應了愛滋病防治政策的發展之外，同時也呈現了與愛滋病相關的邊緣性團體逐漸受到體制「承認(recognition)」的歷史。就「承認」—而不只是口惠上的「尊重」—的概念來說，它所強調的是制度上的安排。邊緣性團體的地位受到承認，代表的是它們是個行為主體，它們有其特定的身份、共同的文化價值，並且應該在相關政策的決定之際，有制度上適當的安排可方便其反應自身的利益。因此，制度在該社會中如何安排，反應的不只是「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在該社會裡被接受的程度，同時還有「晚期現代性」的樣態。 「晚期現代性」與「早期現代性」之間的差異，是那些被後者理所當然地接受的價值—不只是自由主義，同時還是西方中心的、邏格斯中心的，以及人類中心論的價值—由於前者的「反思」，已經開始受到質疑了。也就是說，「晚期現代性」不僅不認為個人是組成社會唯一正當的單位，也不認為其它較大的社會單位，也是由個人所組成的—這也就是方法論上個人主義的視野—而且，更重要的是從存有論上開始，即採取了個不同於「早期現代性」的立場：「晚期現代性」並不認為有個以先驗主體的方式存在的個人。個人，是個社會存有，對於「理性」、「利益」的理解與認識，都對應於其所存在的社會空間，並成為其「情感」、「意義」的來源。因此，不存在超越的理性，而生活世界才是身心安頓的所在。於是，不同的意義系統並存，不僅是正常的，而且附著於不同意義系統的社會單位，即本文所指的社群，也應受到「承認」，不必然地得要整合、同化於主流社會的意義系統。

當然，兩種不同的現代性都只是種理念型。兩者在不同的社會空間裡，各有不同程度的落實，與不同的融合方式，因此社群在該社會中受到「承認」，並與政治體制鑲嵌其的「形構(configuration)」，也就不同。 回到愛滋病的防治政策來說，同樣的「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或者是新舊公共衛生，都是以理念型的概念，在不同的國家也就有不同的組合方式，來「承認」愛滋病相關之邊緣團體在防治政策之制定過程中，參與的地位與方法。本文的基本命題是認為，愛滋病防治政策是個邊陲性團體「體制化」的過程：在「體制化」早期，國家與愛滋病相關之邊陲性團體之間處於對抗的地位，磨合的過程也就與「例外主義」的防治政策同步；在「體制化」晚期，國家與愛滋病相關之邊陲性團體不僅有了更多的合作，而且愛滋病議題也逐漸地「去政治化」，衝突的能量轉入體制內來消解，即進入「正常化」。對應於體制化早期與晚期，一方面也就有「早期現代性」與「晚期現代性」，另一方面也就有台灣愛滋病防治政策的二個分期：1)、「例外主義」防治政策形成期(1984-2000)；2)、「例外主義」防治政策鞏固期與向「正常化」的轉化(2000-)。

藉著現代性的概念，首先可透過權力與知識之間的關係，更系統地掌握台灣社會對愛滋病邊緣社群的「承認」。而且，從現代性的角度切入，對「承認」的了解將不會侷限於政府體制，同時也涉及社會的認知；再者，從「承認」切入來了解台灣的愛滋病防治政策，除了呈現了台灣現代性的性質，也間接地從「承認」的體制化比較了台灣與西方國家的愛滋病防治政策。這個「現代性—體制化」的研究策略，是「認知取向的新制度論(neo-institutionalism)」 ，它一方面從「早期現代性—晚期現代性」的對比中，了解台灣社會對於愛滋病邊陲團體的認知；另一方面，「承認」還必須具體地從制度面來了解。再配合著台灣愛滋病防治政策的歷史，我將指出1)、由於所處的是由威權向民主體制轉型的社會脈絡。因此，台灣的愛滋病防治政策在「體制化早期」，不僅邊緣團體的參與極少，而且由於孤立於國際社會，當時的「例外主義」防治政策也是以「模仿(emulation)」的方式引入台灣。 因此在「例外主義」形成期裡，愛滋病的防治政策是個「沒有社群基礎的社群導向」防治政策；2)、揭櫫「人權立國」的民進黨在2000年勝選之後，人權作為政策的「整體參照(référentiel global)」，於是對邊緣團體的「承認」即進一步地體制化，使得「例外主義」的防治政策逐漸鞏固，這是「體制化晚期」。不過，就公共衛生的「部門參照(référentiel sectoriel)」來說，邊緣社群的基礎仍然不夠、承認的深度不足，因此還是在醫療專家的主導下，以防疫為重地快速「正常化」。

因此，體制化晚期可以說是一邊鞏固「例外主義」的防治政策，另同時也向「正常化」發展。這種早熟，或者說是矛盾的體制—也就是國家與邊緣團體的合作不充分，一方面是愛滋病防治的「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的「封閉」，另一方面是邊緣團體對國家的不信任—遂導致了防治政策逐漸「正常化」的台灣，卻沒有像其它西方國家出現愛滋病感染率減少的情形，反而是感染率及人數激增的原因。總的來說，台灣愛滋病防治政策是由一個技術專家及官僚為主的「政策社群」所組成的，「早期現代性」仍然是它的管理思維，或者更精確地說，是它的「生存慣習(habitus)」 ：對於社群的「承認」不深，仍然是「由上而下」、國家中心地決定政策。就其對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強調的是個規訓個人、要求個人的管理策略—這是種古典自由主義的思維。 因此，在體制化早期，還是以「圍堵與排擠」作為核心策絡，這仍不脫古典自由主義的邏輯；在體制化晚期，不僅與邊緣團體之間的合作不多，而且隨著全球化時代的新自由主義思維，很快地所謂「自主管理」的想法，又再度成為政策的主流。本文分成二大部分：第一部分將呈現台灣公共衛生體制的現代性，並說明自由主義的生存心態在公共衛生的領域裡的樣態；第二部分分成兩個小節，即從現代性的角度，配合著「承認」的概念，分別說明2000年前後兩個時期裡的愛滋病防治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