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術師手記

「我再讀了一次孔恩，還是不是很懂，差不多只能掌握六成。」

「這句話怪怪的，如果你知道你能掌握六成，那麼就得要有一個前題，就是知道十成是怎樣，才能在對比之下，知道自已所懂的，就只有六成。因此，你的句子裡一方面說的是：『還不是很懂』，另一方面卻又暗示了說：『懂了十成』」。

這一段對話發生在我還是大三的時候，第一句話是個大我一屆的學長說的，我對他沒什麼惡意，不過這種「吐糟」的話，還是少說一點比較好，很容易讓人以為有惡意。事實上，不只有惡意，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我很「白目」。我之所以說「大部分的人」，是因為學長說的話的句型，其實是我們大部分的人偶爾都會用到的表達方式。

是的，「我們」，包括我也是。這種語言已經成為了種日常語言，對於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語言，還這樣挑剔，真的有點白目，甚至是白痴。

那麼，我恐怕得承認，在當下的社會科學圈子裡，對於「量化」研究還敢批評的，那麼已經不只是白目而已了，可說是毫不遲疑的就可以歸入白痴的等級，因為量化研究已經是個那麼習已以為的思考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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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作為一個外國人，你對於法國官僚的不適應程度有多大?從1到5，0則是不知道。」我在想，也許有一天，會有人做出這樣的問卷。

其實我沒有那麼反量化，我覺得量化研究還是有它可取之處的。雖然我會批評，「外國人」的概念不精確，因為台灣人與德國人對於官僚的反應就不同，台灣人習慣了有效率的官僚，對於法國的官僚當然會比德國人難以適應。不過，這個只要在一開始的問卷裡，問到受訪者的國藉之後，最後做迴歸，也就可以解決了。

還有，就是同為台灣人的「外國人」也有不同，去到巴黎的、還是外省，所遇到的「法國官僚」不同；來到法國一年，作為「外國人」的台灣人，與來法五年的，對於「法國官僚」的適應，也有不同……「外國人」不是個均質的概念，不過這些問題都可以在統計方法裡解決。


但是，這問卷題目本身還是有問題：

對於官僚的不適應，是因為「外國人」的身份而引起的嗎?或者講得更清楚一點，什麼是「不適應」?這代表了有個先在的行為模式，已經適應了特定的「官僚作業程序」了，而在對比於法國官僚之後，就「不適應」了。那麼，受訪人是不是能夠清楚而精確地以他/她的「外國人」身份，而且也只能以他/她的「外國人」身份，在兩種不同官僚運作模式的對比下，標示出「不適應」的程度。

這些「不適應」，不是「不高興」，就像許多的法國人也一樣不高興他們的官僚作業方式。這種「不高興」，跟「外國人」的身份無關，是全世界的人對於官僚就是不爽。好，講到這裡，那麼問題就來了：受訪人能區分嗎?區分「二種」不同模式的官僚運作方式，法國的，及他/她的母國。或者，再多問一點：法國及他/她的母國的官僚運作模式，就只有「二種」嗎?他/她所依據的法國的，或母國的官僚經驗，是什麼時候的?

是的，這些問題是無法用問卷設計，以及統計迴歸的方式解決的。這些是受訪人的意識流，很可能就是一個已經在法國六年了，就是在離法的最後一個月時，跟房東因為房子的問題吵架，然後一股腦兒地怪罪法國官僚--是的，房東不是法國官僚，但不爽的時候誰管那麼多--統計方法唯一能對應這種狀況的，就只是「大數法則」：受訪者數目達到一定的規模時，也就能沖銷、稀釋掉這些「例外」狀況了--就算當題目本身就是個容易挑起受訪人「不愉快」的記憶，使得受訪人無力於精準地、理性地區分「兩種官僚運作模式」的差別。這些「情緒化」的正常，也一樣地歸入「例外」了。

講到這裡，我仍然相信統計方法還是可以所謂的「科學化」來說服說，它的目的就只是要建立「規則」，所以不能考慮太多的「例外」；再繼續的說，它的目的就只是想知道「外國人」與「在法國對於官僚的不適應」之間的因果關係及狀況而已。

是的，「而已」，如果一個本身以社會學為業的研究者，對於自身研究會用「而已」來辯護，簡化、純粹化、科學化，以所以「價值中立」地區分「事實」與「規範」地來從事研究的話，那麼這樣的社會學也就是「而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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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說得更清楚一些。

知識的生產，特別是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從來就不是孤立於社會生活的(R.K. Merton, 1973; Pierre Bourdieu, 2001; B. Latour, 1979, 1993)。所有做實驗、研究設計、進行推論的，都是人，一個在進實驗室之前，已經具有龐大的默會致知、支援意識的人(Michael Polanyi)。

因此，問題也就不在於是不是有「客觀的知識」，因為在這知識生產的過程中，作為生產者的人必然地得要去判斷、認識、解釋，或者是最簡單，但卻關鍵性的選擇題目、設計問卷，找出那些問題要問不問，怎樣問，都必然有其「主觀」，或至少是「互為主觀」的成分。那些粗魯、天真的區分事實與價值的，要不是忘記了韋伯對於「意義」的強調，就是根本忽略了涂爾幹建構「社會事實」的實用主義哲學基礎。

是的，當然這些天真的社會學家，也很可能根本就不在意韋伯、涂爾幹，他/她們不用去問「事實/價值」的二分的背景與條件，就像他們一邊自負地生產「事實」，一邊又沾沾自喜地說：「讓事實自已說話」。是的，是「事實」自已說的，他們只是沾沾自喜地說，讓事實自已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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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研究移民，是因為移民正是當下的問題，國家補助計劃做移民、學圈想了解移民的課題，而使得移民研究容易得到編委的關愛而錄用在某個期刊，而研究者也知道移民研究的「用處」。這些，都是海德格所說的：「手邊的問題」。

而且，絕不要忘記的是，社會大眾也在注意移民的問題，因為這是他們「眼前的問題」。

在這麼多關愛的眼神下，我並不是要說，研究不要做，會被有心人利用，扭曲。事實上，一來所有人，都是有心人，沒有心的人不存在；再者，不用有心人的扭曲，研究者本身就已經扭曲了事實。能做的，不是不要去做研究，如果真要在乎那麼多，所有的研究都會變得不可能。能做的，是在行文之間提醒這篇研究的背景，推論的邏輯，這不僅可以或多或少地讓讀者意識到這篇研究的「有限性」，而且更重要的，是提醒研究者自已必須要反思自已的立場、動機，並對於所使用之概念、知識之間有個距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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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不要問引導式的問題。

「請問你覺得百事可樂比可口可樂好喝的原因是什麼?」
「請問你對法國官僚不適應的原因是什麼?」
……

我並不覺得百事可樂，就比可口可樂好喝啊!!不見得就覺得在法國不適應啊!!是的，我還是可以找到百事可樂比可口可樂好喝的一些什麼原因，就像要我去想中國偉大的原因有那些時，我得有意識無意識地去想，它的偉大有什麼，要「擠」出些什麼，就算我一點也不認為中國有什麼偉大的。

就算我一點也不覺得在法國生活有什麼太大的困擾，但是要我想出什麼「不適應」的，我還是可以「擠」出些什麼。這個原本就只是「擠」的動作，卻變成了「法國不適應」、「百事可樂比可口可樂好喝」，還有「中國的偉大」，這些種種受訪者不見得同意的，卻在問卷裡有意無意地加工了成為「事實」。

這是，「意向性」。這是，題目本身就在建構「社會事實」。而且，這種研究結果出來了之後，就會再進一步鞏固原已存在的「社會印象」。它之所以具有「鞏固」的力量，不只是因為有些人正在等著這些答案，而且是這些看似「科學」的研究，本身又具有比較高的「權威」。

如果，一個做社會學的研究者，會問這樣的題目，那真是「而已」而已。




註：Hilary Putnam(1926~)，二十世紀重要的心靈哲學學者。在2002年出版了本以《The Collapse of the Fact/Value Dichotomy and Other Essay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為題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