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術師手記

「我就是覺得不對勁，想去問為什麼」。這是前幾天一個朋友跟我說的一段話，我相信我沒有看錯，我一直跟他說，在做研究這件事上，他是少數我見過有天份的。同樣的句子前天晚上也再一次地出現，跟個朋友到淡水河口的Starbuck喝咖啡，她就要換工作了，原本二二八應該放假的，卻還是去跟新老板談工作。

「就是喜歡畫畫，現在的工作很好，但就是不對勁。」我們隨身帶了畫具，我畫我的，我知道我對畫畫沒有天份，畫畫對我來說，就是做一些跟研究無關的事，我跟她說，專注地做一件與研究無關的事，不僅是重要的，還讓我有些快樂。她則一邊畫畫，一邊說她最近換工作的事。

她也是個極有天份的藝術家。

有時候我會想，我是怎麼看「天份」這件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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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記得我大學時，參加了一個好像是跟行銷有關的營隊，王偉忠(希望沒記錯)當天來做了場演講，談廣告創意。他說了一段話，大意是這樣的：「那些講得頭頭是道的人，我覺得還好，可是當有個人說：『不對勁』時，我就覺得重點來了。有天份的廣告人，就是這樣。」

說實在的，那時候我一直不懂，為什麼說不清楚的人，反而才是人物呢?這對我們受了社會科學訓練的人來說，簡直不能理解。我們要的，不就是要將事情說清楚嗎?很晚很晚，我才知道這是兩回事。要將這是兩回事說清楚的方法，很簡單，就是「春風化雨」那部電影裡的一幕：演老師的羅賓威廉斯先唸完了一段文學分析的方法，然後當著學生的面將那本書給撕了。

現代的學術訓練，是給了個「客觀的判準」，分析也有個SOP(標準作業程序)，其實不只是學術訓練，就是所有的學院訓練，好像都變成了這樣：為了大量製造，於是制定規格。一個朋友跟我說，畫圖班裡的老師會教，不管在考試的時候，你坐的位置在哪裡，就是畫一張左邊45度角的圖(希望我沒記錯，我總是個不用功的學生)，所有的訓練，都是同一個模子出來的工匠，而且不只是學院訓練如此、生活裡也是這樣，當然國家設置的獎項也是如此：唸社會科學的人知道國科會計劃要怎樣寫，才容易上，而從事文學創作的，也知道要用什麼格式寫，才會得到形形色色的文學獎。

我還記得那個跟我解釋SOP的人，她那時候沾沾自喜的神情，不只是懂了這三個字很炫，而且根本就將這些框架、偶像，當作是神明一樣地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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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根的事我們都參加了嗎?」卡夫卡這樣說。這種感覺真是有點驚悚，「拔根」?拔什麼根?如果我們連拔什麼根都不知道，那是不是連在拔根的時候，都不知道了呢?

這個理性化的現代生活，就是個拔根的過程。不只學院如此，是整個現代生活都是如此。

拔什麼根?簡單說，就是忘記了自已的感情，才是自已與這世界的連結所在。我們拔掉了自已與世界這個連結，這個根，然後用一些外在的規範，繞了一大圈，再回頭來看這個世界。

我們很習慣的會去想，用理論怎樣解釋?但為什麼要用理論解釋呢?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有個理論來解釋，才是正當的呢?是什麼樣的原因，要用外在的規定要框架我們對於世界的感情、直覺，而讓這些種種對世界的好奇、訝異，得要服從於理論的解釋時，才變成有價值，有意義的呢?

這種在第一時間上，就否定，甚至是連想都沒有想自已經驗與感情的動作，就是我所理解的「拔根」，而這些現代生活中種種阻絕個人與世界關係的規定，也就是我覺得卡夫卡《城堡》中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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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份，指的是上天分派下來在人身上的成份。於是，所謂有天份的人，指的是那些不會將生命閉起來，而仍敏感，甚至勇敢地表現對世界的感情的人。不必一定要用那些客觀的、「權威」的理論，才能解釋我們的生命經驗，而就是很直覺地、勇敢地用自已的生命、身體去感受，有什麼「不對勁」的，然後，再試著去理解這些具有生命力的焦躁、滯礙，是什麼樣的原因。終究，這些會通在我們的生命與這世界的「原因」，才是最真實的世界。

Myth represents rightly the reason of our life which has its own reason that the Reason can not explain.

原因(reason)，不應該被當代的理性(Reason)獨佔了對它的解釋權；生命，當然也不應該屈服於理性，被馴服在秩序的框架裡。與其抽象地在書本中尋找知識，不如就很簡單地，回到自身，去感受自已的生命，問到：「倒底是什麼不對勁?」

天份，每個人都有，只是被拔掉了而已。




註：Franz Kafka (July 3, 1883 – June 3, 1924)，奧匈帝國時代出生於布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