あきよしの学林漫歩

打炮新解

11月16日《爽報》報導「教育部線上國語辭典將『打炮』一詞解為『放鞭炮』（案，此詞語也有做愛之意）」。這不僅只是一則茶餘飯後的資談之資。而且牽涉到臺灣對於工具書的不重視。有人說為甚麼把這麼「粗俗」放上去？有人質疑適合放這樣的詞語嗎？

我在說正文之前先說一件日本對於編纂工具書的作法。在工具書編纂完成後，原有的編纂委員會解散。但在日本出版社仍會留用一、二位人員作為後續蒐集新詞的工作。每天叢大量報章雜誌蒐集新詞，以便成為修訂辭典時的選擇與參考。我想這在臺灣是不可能做到。養一、二人作這種簡單的是不啻浪費糧食嗎？但在日本卻有。我們知道辭典編纂修訂本首要問題就是對新詞蒐羅齊全性。這種齊全幸並不是急就章就可以做到，而是要靠長期日積月累蒐集提供日後參考。

臺灣工具書編輯出版後就不再作這樣的工作，等下次要修定時就找國外著作「翻譯」成漢文。問題是有些詞語是具有地域性的、流行性的要如何收入？就如同「打炮」一詞。或許真有放鞭炮用法，但是近年所用打炮一詞卻指性愛，這就是不能與時據進。或者在放鞭炮解釋後面，可以多加一調解是「性愛，俗語」並造句說明。這樣不是很完美嗎？

至於收「粗俗」語言問題。其實這是我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語言，是活的語言，難道沒有必要收入？我們就保存語料角度來看，根本沒有粗俗與否問題。在英文字典中聯最粗俗的「FUCK」都有收入，這又怎麼解釋？這些語詞才是反應當今人民生活的語言，是真實的語言。現在不收羅，以後要等人作訓詁、考據？難道說我們說話必須從辭典中找到「文雅」「古語」來說？

附錄

    靜宜大學陳姓學生說：「現代人講打炮就指做愛，同學也以炮友代表只上床不交往的對象。」輔仁大學江姓學生說：「男生講『打一炮』就是做一次愛。」
台師大國文系教授林安梧批評，連打炮也收錄，教育部怎麼這麼無聊。教育部國語委員會執行秘書陳雪玉表示，近日將組成國語辭典修訂小組，針對不合時宜或不妥處，進行查證和修訂。

書籍聚散終有時，化作公藏嘉學者－記王波影藏書散出

 

日前得知木石文坊有一批早期臺版書欲出售（這批書大多為戲曲、小說），於是前往翻撿，果得好書數種。根據木石老闆轉述，這批書是一位老先生過世轉售。從其藏書鈐印藏書章、簽名得知為「王波影」藏書。關於王先生生平，據網路與《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臺灣1970－1989）：戲劇卷》（余光中主編，臺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5月）查詢、整理如下：

    

王波影（1923.7.27.－2007），軍中作家、劇作家、電影工作者。河南信陽人，震華文學院肄業，曾任政治作戰學校講師。早期在軍中文工團工作，並多次獲得軍中文藝獎。著有戲劇集《毒焰》、《夜來風雨聲》、《駝鈴何處去》、《黑森林》、《血種》、《世紀的對話》（原題《世紀末的對話》）、《法統》等。在1968年得到第6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策劃獎，得獎影片是「大哉中華」。

也曾獲1981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章。在中國電影製片廠服務多年，專業在於紀錄片，擔任過導演、剪輯、編劇、美術指導甚至音樂指導的工作，是位全才。其著作被收錄於九歌出版社的《中華現代文學大系：戲劇卷》。

歷代以來的藏書家終一生之力蒐羅善本圖書，大多傳不過二世（只有很少數可以傳至第三世）。最後終分批流落到各地，運氣差一點的就毀於戰火。

行筆至此，又不勝唏噓。

南京高等師範與《史地學報》

民初的《史地學報》內容包括文史哲學，是我們治學查找的工具之一。他是由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史地學會所編輯出版。其編輯者歷經柳怡徵、鄭鶴聲（時為學生）與陳登原，其時間約1921年11月到1927年10月共約12期（初為季刊後改月刊），時因南大校長易長學潮而終。1947年復刊曾出版5卷就告壽終。

然許多然引用這份文獻時多不明其所以，或標東南大學、或標南京高等師範、甚或標中央大學，不一而足。筆者以相關資料附於後，希能解決其正確性問題。

南京中央大學前或有一段時間稱「第四中山大學」，時間約是1927－1949。前此為南京高等師範（1915－1923）與國立東南大學（1921－1927）。這其中牽涉到南高師與國立東南大學併合問題。

1921－1923年間兩名並存，1923年6月兩校併入國立東南大學。當然學生畢業可以選擇一名作為畢業學校名稱，如著名地理學者張其昀就選擇南高師為畢業學校名稱。兩校同稱時間有一段時日，因此在名稱問題自然紛呈。在《史地學報》1924年出版（第三卷1、2期），其出版者寫南京高等師範、封面寫國立東南大學就可證。

因此對照時間一般引用的《史地學報》應該是在南高師時期與國立東南大學時期編纂，與中央大學無涉，這點不可不知。

延伸閱讀

《東南大學史（1902－1949）》第一卷  朱斐主編  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10月

研討會之蟲（會蟲）名錄

研討會之召開是要讓學術研究者可以發表新研究成果或得知新研究訊息。對於相關領域有興趣者（如在學學生）也可以獲得較新研究訊息（成果）、研究方法、與指導治學功能。

然近幾年研討會多如牛毛，遂有一群以參加研討會為職業的「研討會之蟲」（或稱「會蟲」）者參與。他們或成群結黨、或單打獨鬥參加任何領域之研討會（葷素不拒）。若不發問則已，一發問都是一些543，「攪拉仔」（台語）。他們參加動機或是圖一個便當（點心）、或是拿免費論文，或兩者皆有，不一而足。

此種囂張行徑，不僅讓想參加者無法參加（站著毛坑），而且破壞學術討論氣氛，其害不可不小。曾有學者因此無法拿到論文集與便當與那群蟲大打出手。

今聞中研院文哲所日後將嚴格取締這些會蟲，在報名程序嚴格把關，甚感高興。希望此種措施能還給研討會學術環境。

茲將我所知道知會蟲舉例如下，以供參考

（1）林政誠，自稱「龍瑋（文史）社負責人」。參加研討會僅拿取免費論文集（拿了就走人）。

《吳新榮日記全集》（第一集）閱後心得

日前（11月10日）參加《吳新榮日記全集》第一集的新書發表會，很幸運有拿到贈閱的卄本之一。這套書預計在2008年3月以前出完，編者張良澤教授打趣說「希望能如期完前。」

張良澤教授是臺灣文學家、文獻學家，主編過多種相關臺灣文學集子。張教授本身日文、漢文學養身後，對於編輯更是經驗豐富，因此本書頗有可觀之處。他自己卻自謙說「自己編過很多東西，但很多都被他改寫、改動。（註，改動部份多是因為過去政治環境下不得不如此）」另外，教授並提到臺灣文學新一體認，即日記文學的萌芽與研究。並且他會在此基礎下繼續從事日記的編輯與整理。張良澤教授也好、陳萬益教授也罷，他們都在會中強調現今研究生對學科基礎知識的認識（知道）太少。或許次我們該檢討的地方。筆者以為基礎知識的增加是要廣泛閱讀各種讀物累積，並以此為自勉。

本書是由臺灣文學館、吳三連史料中心聯合出版。吳氏生平資料見於該書末年譜，茲不贅言。書後亦有人名索引供查閱。

關於本身特點，筆者粗閱後舉隅如下：

（1）補史。日記事最直接史料，有所謂「傳記不如年譜、年譜不如日記」說法。的確，因為日記是日記者親身記錄，對於某是當是第一手報導。（吳氏另有《震瀛回憶錄》）日記中談到郁達夫到台南時，就可以補若干文章之缺憾。例如說林慶彰主編之《中國知識份子在台灣（二）》（台北：萬卷樓，1998）一書有提及郁達夫在台南事就顯得有些語焉不詳，本書出版這可以補此之缺。茲迻錄該日記載如下；

（2）註解詳盡。本書註解詳盡，每一人名均有以註解方式載其簡歷。據張良澤教授說，這些並不是他一人功勞，而是背後有30餘位一起努力的成果。倘將此部份抽出另可成立一「台南地區人名詞書」獲「日治時期人名詞書」。

吳氏藏書約3000冊，現典藏於吳三連史料基金會圖書館。

《臺灣文學評論》7卷4期為「吳新榮專輯」亦可參看。

延伸閱讀

前曾為文「《被出賣的臺灣》出版考」，續說該書漢文版出版經過。今（11月4日）由前為出版社等單位在圓山飯店舉行一場由陳榮成主講的座談。筆者有幸前往聆

聽，收穫頗多，且對該書漢文版出版疑惑解惑亦不少，特將前文漏網補遺於後。

後來葛超智遺物文獻由蕭成美取得，後由葉博文以600萬元購回，目前存於228基金會（原存於228紀念館）。蕭氏為辜寬閩妹婿，亦為2006年《被出賣的臺灣》日文版譯者。

 

筆者會後出示（應該是唯一一本）深耕本要求簽名。陳先生說「那是張俊宏盜印本喔！」筆者會心一笑^_^。

 

補記

葛氏另一著作《面對危機的臺灣》今由吳昱輝翻譯，亦前衛出版社發行。然此書之前亦有漢文版，為陳美琪翻譯、高雄：新台政論雜誌社（新台叢書7）出版，不著出版年月，140頁，中研院人社中心、台大圖書館有藏本。吳譯本前言有蕭成美〈關於喬治柯爾先生〉一文（陳恆嘉譯為漢文），文末列出相關葛氏著作13種（含葛氏著作各種譯本），缺漏一種，茲補遺如下：

（註）陳榮成在台灣時曾與蔡同榮、侯榮邦等人同是嘉義人，倡台灣獨立，而有「關子嶺會議」。後來到美國後，積極從事獨立運動，刺蔣案的槍枝即陳氏購得。

數位工作手冊

數位化，顧名思義，就是將原本非數位文獻將之數位化。所謂非數位文獻包括了紙本與非紙本。非紙本則有如縮微膠捲、幻燈片、影片（類比檔案）等。這些東西要數位化得必須要有特殊設備（這種設備都是價昂）外，就是讀原物較取得也不易（大多是圖書館館藏）。我在這邊說的是以紙本為主的數位化。

紙本為主的數位化，我們所需準備得工具有兩項，即掃描器、高畫素數位相機。這是將紙本轉成數位檔案的基本工具。而這兩種東西在製作數位檔案各有利弊。因此有些時候必須相互使用，才能達到數位化工作所需要的檔案。資列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