あきよしの学林漫歩

兩岸需要平等學術交流[1]

李明輝【中研院中國文哲所研究員】

國民黨重新執政以來，兩岸關係在政治、經貿、外交等方面都有明顯的緩和跡象，如三通、外交休兵、開放大陸觀光客等。但是在學術交流方面，除了政府準備承認大陸學歷之外，進展實在很有限。中共僵硬的「一個中國」政策依然是兩岸平等學術交流的主要障礙。例如，我的一篇論文剛在一份大陸的學術期刊上刊出，但我所任職中央研究院卻被打上了引號。如果對方不承認我所任職的機構，雙方如何進行平等的交流呢？

過去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中共因不承認台灣是國家，而堅持台灣的大學與學術機構無資格舉辦國際會議。因此，台灣的大學與學術機構只要以國際會議主辦者的名義邀請大陸學者，便會受到抵制。反之，兩岸合辦的會議則被認為有利於統一，而受到鼓勵。我曾多次質疑大陸的學術領導人。因為即使從「一個中國」的前提出發，也推不出「台灣的學術機構無資格舉辦國際會議」的結論。這正如福建不是一個國家，而福建的學術機構依然可以舉辦國際會議。面對我的質疑，大陸的學術領導人往往無辭以對。

最近中研院擬邀請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來台訪問，並為他舉辦一場學術研討會。中研院委託中國文哲研究所承辦此案。該所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研究所共同主辦這場研討會。

其實，直接促成此事的是東京大學中文系的藤井省三教授。藤井教授是日本台灣學會的發起人，曾將李昂的小說譯成日文，向日本讀者介紹台灣文學不遺餘力。主辦單位除了邀請他在會中發表論文之外，還請他負責將部分論文譯成日文，並於會後編輯論文集的日文版。他慨然允諾，並為此以東京大學的名義向日本學術振興會申請到經費。為了經費的報銷，他要求將東京大學中文系列為合辦單位或協辦單位。但是這項合情合理的要求卻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堅決反對下觸礁了，藤井教授與東京大學因而決定退出。

中央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與東京大學三方合辦「大江文學研討會」本是美事一樁，但是大陸的僵化立場卻造成四方皆輸。東京大學被排斥在外，固然輸了。中國社科院的僵化立場只會引起台灣學界的反感，也是輸家。中研院不能堅持平等原則，而屈從於對方的無理要求，也難免「喪權辱國」之譏。最後，對於強調作家良知與人道主義的大江而言，台灣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也顯得諷刺，而使這場盛會的意義大打折扣。

大陸過去的僵硬立場在台灣學術界所引起的反感，無分統派、獨派，是非常廣泛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即將在長沙召開，我呼籲我方代表將「兩岸平等的學術交流」列為協商項目，也呼籲中研院堅持平等原則，促請中國社會科學院重新考慮其立場。我們要求在平等的前提下與大陸學界進行交流，否則這種交流只會造成更大的隔閡與反彈。

國家無格，學術失格[2]

李敏勇（詩人）

日本小說家、一九九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預定今（二○○九）年十月間來台，參加中研院的「大江健三郎文學研討會」。這是繼另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川端康成三十年前來台之後的一樁盛事。

川端康成在一九六八年獲獎時，以「美麗的日本與我」發表得獎辭；而大江健三郎的得獎辭則為「迷惑的日本與我」。一位頌讚本國的傳統、一位批評本國的現實，前後輝映，顯現文學的榮光。

一樁盛事，但中研院卻或將背負喪權辱國之譏。因為中國的杯葛，不讓台灣舉辦此項學術活動有國際之名與國家條件，硬是讓日本方面退出。原先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東京大學中文系，三方參與，現在改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與「北京」社會科學院外文所共同主辦。

台灣的研究機構、大學院校、社會團體、政府機關，在面對中國時，已習慣了屈辱形式，自我閹割國家條件。中研院中國文哲所一位學者投書報端，認為台灣與中國學術交流應以平等為前提，並舉自己論文在中國學術期刊發表，服務機構中研院被打上引號為例，質疑不對等狀況。

中研院如不能堅持平等原則，屈從中國方面的無理要求，在台灣舉辦的「大江健三郎文學研討會」，在中研院學者的眼中，有「喪權辱國」之譏，這樣的質疑，不知會引起什麼反應！

大江健三郎會怎麼想呢？他的國家的東京大學教授藤井省三，從大力促成、大力參與到後來慨然退出。而強調「作家的良心」，在預告活動的訪問：「大江健三郎談文學與歷史」，流露文化人自由、獨立、人道精神的這位日本小說家，如何面對？

國格的失格無法對照文學的榮光。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態鏈，在面對國格失落的屈辱，習以為常時，還奢談什麼國民品格呢？

大江健三郎的心願

彭小妍

大江健三郎會議：由籌備到簽約

中國人以繁體字出版學術著作的例子，對他而言，是兩岸放下各自的堅持，提供溝通平台的具體做法。套用台灣目前甚囂塵上的概念，這樣的做法，是從「識正書簡」更進一步到「識正書正」了......

兩岸共同研討大江文學的歷史性時刻

今年十月初，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 郎 先生將首度來台。過去台灣的學術單位曾數度邀請他未果。此次中研院文哲所邀請到他，其中的來龍去脈，學界都很好奇。其實，文哲所曾於2005年透過大 江 先生的好友邀請他。當時除了邀請他參加會議，他也有意到大學演講，和年輕學生近距離接觸。可惜時機不對未能成行，他特地親筆寫信給文哲所，表示遺憾，並期待未來有機會能來訪。此次兩岸合作會議來台，算是圓了他的願望。

相較之下，大 江先生曾七度訪問中國。他與中國社科院外文所有長期的合作關係，曾在他們安排下數度前往北京，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此次透過外文所與文哲所合辦的會議，與老朋友們一起前來台灣，他特別感到欣慰。從去年十月分起，透過外文所的協助，我們開始籌備會議，所有與大江 先生的聯繫均透過外文所的 許金龍先生。他是著名的譯者，曾翻譯十餘部大江 先生的著作。原來2005年春季我在北京清華大學講學時， 曾與許 先生有過一面之緣。此次雙方合作，也算是有淵源。

去年十一月我前往北京兩周，與社科院外文所同仁洽談。會議的相關規畫，雙方反覆討論後，敲定了大要，一切以大 江先生的期待為前提。據 許 先生說，大江 先生初次和他提起兩岸合辦會議的構想，是去年七月底他訪問東京之時。大 江 先生希望有生之年，能促成兩岸共同研討他的作品的歷史性時刻。

回台北後，我持續透過 許 先生商討會議細節，擬定了規畫書。今年一月大 江 先生第七度訪問中國時，由外文所將會議規畫書及契約草稿的日文版提交給他過目，獲得認可。至此，會議的前期規畫算是圓滿完成，接下來就由我直接與大江 先生聯繫。今年4月27日 ，我代表文哲所前往東京簽約時，是第一次親炙作家的音容。透過他的談話，我體會到，如同許 先生所說，此次會議兩岸合作的架構，完全是老作家自己的心願。下文慢慢道來。

溫馨的訪談

當天十點，政治大學吳佩珍助理教授及《聯合報》的東京特派員 陳世昌 先生與我，一起抵達大 江先生在成城的住家。成城是東京的高級住宅區，區內道路整齊，房舍均為兩層樓洋房，院落綠蔭扶疏。按了鈴，大 江先生及夫人碎步奔出花木夾道的庭院，迎接我們。進了屋子，坐在餐桌旁的大江光，圓圓的臉龐和身材，雖已步入中年，仍是一派天真，高聲以華語向我們招呼：「你好！」

光是大江先生的長子，出生時頭骨異常，動過幾次矯正手術。從小大江 夫人發現他對聲音特別敏感，於是商請著名音樂家武滿徹悉心教導。如今他雖智力仍如孩童，卻已是知名的古典音樂作曲家，出了幾張CD。光是大江心目中永遠的孩子，也是他創作的靈感，許多作品中都有光的身影。除了散文裡所描寫的親子關係，例如科幻小說《兩百年的孩子》（2003），就以光和大江其他兩個孩子為主角。

訪談前，佩珍和我都慎重其事。為了充分準備，我們從前往台北機場的路上起，就不斷針對訪問時的提問交換意見。她擔任翻譯，在訪問前我們兩人都必須做足功課。尤其大 江先生是很用功的，據說採訪者如準備不足，他會當面罵人。更讓我們戰戰兢兢的是，大江四月初剛去了韓國開會，由佩珍的韓國同學擔任翻譯。在會場中大 江先生不知因何事不悅，忽然起身當場走人，讓全場愕然，不知如何是好。因此我們兩人，搭車、搭機、用餐、走路時的交談，睡前的閱讀，無一不為訪談而備。訪談前一晚，佩珍閱讀到深夜，到當天早上已是臉色發白。沒想到，見了面大 江先生親切極了，讓我們有如吃了一顆定心丸。從一件小事，就可看出他的平易近人。在沙發上坐定，開始寒暄時，我們按日本人的慣例掏出名片。他立刻起身要找自己的名片，可是忘了放在哪裡；茶几上方下方、書架上、電視機和沙發旁，到處翻找，足足五分鐘之久。我們勸他不用找了，他卻非找到不可。最後跑到書房拿出來，總算能禮尚往來，也遞了名片給我們。實在是太客氣了，我們在座三位客人，有誰不知他的大名和通訊方式呢？

交談時，大江夫人忙進忙出，佈茶水、遞蛋糕的。她是導演伊丹十三（1933-1997）的妹妹。伊丹從少年時代起就是大江的好友，以《蒲公英》、《女稅務員》等影片奠定名聲。夫人善於繪畫，大江為兒童所寫的書，包括《自己的樹下》（中譯《為什麼孩子要上學》）、《給新新人類》、《寬鬆的紐帶》及《康復的家庭》，插圖均由她手繪。文哲所在會議前將舉辦兩周的大江文學展，我們特別要求提供夫人的插圖。大江 先生一共交給我們四十張照片（包括諾貝爾獎的獎牌和獎章照片）、十種作品手稿、三張光的CD（在展場播放）、五 張 夫人的手繪畫作。在簽約時他連點交都不要求，卻只是特別聲明：無論如何，夫人的畫作必須歸還。可見他多麼珍惜夫人的才華。

認為兩岸和平是亞洲的希望

去年在北京洽談會議時，許金龍 先生曾提出，大江先生喜歡青銅器，希望來訪時安排到故宮博物院參觀。其實故宮的青銅器收藏不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文物館，後者有商代帝王大墓出土的鹿鼎、牛鼎，是真正的稀世寶物，所以我建議也參觀史語所博物館。在訪談時，我特別問大 江先生，為何獨對青銅器感興趣？他回答，日本人喜愛中國文物，很早就開始收集中國的青銅器，他 和夫人都看過，覺得很美。藉此為楔子，他開始談論中日文化交流對日本的意義，還舉了空海為例。過程中我了解到，兩岸會議的架構在他心目中的意義。

空海（774-835）是著名的學者，也是日本佛教真言宗的開山祖師，謚名弘法大師，民間稱他為遍照金剛。他於西元804年以遣唐使的留學僧侶身分，遠渡重洋到中國求法，至806年回國。對大江而言，空海到中國學習後的著述弘法，影響深遠。他認為，千餘年來日本人努力學習中國事物，對日本的自我形塑有莫大影響，是日本人成為日本人的原因。然而，他說這個故事的目的不僅止於此，重點是提到一部中國學者所編撰的《文鏡祕府論彙校彙考》（2006）。《文鏡祕府論》是空海留學中國期間編撰的著作，綜合有史以來各家的詩論。此書在中國失傳，直至清末才由日本傳回中國。盧盛江的《彙校彙考》讓大 江先生覺得驚奇，因為日本人自己還沒有出版過這樣的研究，中國人卻出版了。更讓他感佩的是，這四冊書不是目前中國通行的簡體字，而是以繁體字印刷的。這樣的學術著作，中國人以繁體字出版，對大江而言，不僅維繫了學術的傳承，更考慮到台灣、香港、馬來西亞等使用繁體字的全球華文社群，甚至歐美、日本等全球中文研究者閱讀繁體字的習慣。大 江先生說，這部書連他自己查字典讀個一、兩個小時，也能讀到兩頁左右。中國人以繁體字出版學術著作的例子，對他而言，是兩岸放下各自的堅持，提供溝通平台的具體做法。套用台灣目前甚囂塵上的概念，這樣的做法，是從「識正書簡」更進一步到「識正書正」了。

由中國出版繁體字論著的例子，大 江先生開始進入正題，談到他對此次中研院兩岸合作會議的期許。對他而言，兩岸研究者以他為研究素材進行討論，讓他成為兩岸學術的溝通平台，是他最大的光榮。他表示，他關心兩岸關係，但是兩岸必須自己化解問題，他或任何外人都不能干涉。他只能以一介小說家的身分，略盡棉薄之力。他說道：「我認為維持亞洲和平最重要的，就是中國跟台灣的關係。中國跟台灣之間，如能持續著良好和平的關係，就是亞洲的希望。」

對大江先生而言，日本人必須面對自己在亞洲所犯的過錯，包括逼迫沖繩人民集體自殺，和殖民台灣導致兩岸分化的罪行。此次台灣之行，在他心目中，也是為日本人贖罪之旅。目前沖繩案件正等待最高法院裁決，他全力應戰。大江 先生親切而平易近人，但是對大是大非，則擇善固執，絕不妥協。

對我和佩珍而言，真乃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大江先生博覽群籍，貫通古今，翻譯是絕大的挑戰。訪談時他天馬行空，從空海到加藤周一，從蘿莉塔到薩伊德，從客家小說到美國華裔作家湯婷婷，若非嫻熟日本和歐美文學批評，難以應對。佩珍留學日本時專攻日本文學，又曾在芝加哥大學修習碩士，翻譯時應答如流，圓滿達成任務。我們告別時，大 江先生一面請我們慢慢走，一面拉著光匆匆往外跑，趕赴醫院。光邊跑邊回頭，對我們用華語高聲說：「再見！」

《回響》大江研討會未違兩岸平等原則[3]

鍾彩鈞（中研院中國文哲所所長）

大江來訪與兩岸關係 [4]

李明輝（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德國波鴻魯爾大學客座教授）

七月四日《自由時報．鏗鏘集》刊出詩人李敏勇的投書〈國家無格，學術失格〉。此文係回應我於七月一日在《聯合報．民意論壇》的投書〈兩岸需要平等學術交流〉。可惜此事為其後發生的風災及政治風波所淹沒，不再受到媒體的持續關注。

我的投書係針對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將於十月初來台訪問的相關安排而發。大江來訪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以下簡稱「文哲所」）慶祝成所二十周年的重要活動。由於大江著作的主要中譯者許金龍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研究所，故文哲所最初規畫與社科院外文所共同主辦「大江文學研討會」。中研院也極重視此一活動，而特別撥款資助。

其實，直接促成此事的是東京大學中文系的藤井省三教授。十年前，該系就與文哲所簽訂了學術合作協定。藤井教授是日本台灣學會的發起人，近年來向日本讀者介紹台灣文學不遺餘力。文哲所除了邀請他在會中發表論文之外，還請他負責將部分論文譯成日文，並於會後編輯論文集的日文版。身為文哲所的長期學術夥伴，他慨然允諾，並為此以東京大學的名義向日本學術振興會申請到經費。為了讓經費的報銷師出有名，他請求將東京大學中文系列為合辦單位或協辦單位。

中研院與文哲所原先也希望東京大學能列名為合辦單位或協辦單位。但是這項合情合理的請求卻因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反對，以及文哲所實際負責此事的研究員彭小妍從中作梗而觸礁，藤井教授因而決定退出一切相關的活動。

中國社科院雖未明言反對的理由，但長期從事兩岸交流的人都不難猜出背後的政治因素。因為過去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中共因不承認台灣是國家，而堅持台灣的大學與學術機構無資格舉辦國際會議；反之，兩岸合辦的會議則被認為有利於統一，而受到鼓勵。

文哲所不但屈從於中國社科院的無理要求，在李敏勇的投書刊出之後，還試圖掩飾此事。先是該所鍾彩鈞所長於七月八日投書《聯合報．民意論壇》，否認受到中國社科院的壓力，而將責任推給大江本人。接著，彭小妍於七月二十四日的《聯合報副刊》發表〈大江的心願〉一文，藉由對大江的訪談刻意強調：由兩岸的學術單位合辦研討會自始就是大江健三郎的心願，為的是促進兩岸和平。但彭文卻故意不提東京大學被拒之事。

彭文特別提到盧盛江的《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在大陸以正（繁）體字出版為例，引申說：「對他（大江）而言，（這）是兩岸放下各自的堅持，提供溝通平台的具體做法。」其實，以正體字出版中國古籍，是大陸的中華書局及各地古籍出版社的一貫做法，根本沒有什麼特殊意義。彭文又提到：「對他（大江）而言，兩岸研究者以他為研究素材進行討論，讓他成為兩岸學術的溝通平台，是他最大的光榮。」事實上，由於中共的鼓勵，兩岸合辦的學術研討會早已不知凡幾，何勞大江提供「溝通平台」？

大江本人對中共充 滿同情，對中國人有強烈的贖罪意識，這使他無視於兩岸學術交流欠缺平等基礎的事實。他的兩岸觀，較諸另一個「大江」-近日龍應台發表的《大江大海一九四 九》-遜色多了。不過，大江畢竟是局外人，此點自不必深責。但身為台灣學者，主事者卻刻意誤導大江，來掩飾其自我矮化、違背國際學術交流原則的行徑，而中研院對此也默爾姑息，誠可謂「學術失格」，也使大江來台訪問的意義大為失色。

誰來審核「大江文學研討會」[5]

李昂

從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研究員李明輝先生投書，與詩人李敏勇先生的回應，加上管碧玲委員的談話。有記者來問詢於我，因為有些事與我相關，作此回應。

為避免誤解，以書面解釋。

年初，日本東京大學的藤井省三教授，從東京打電話給我，告知，在東大，三方促成中研院（台灣）將與社科院（中國），合辦「大江文學研討會」，東京大學方面還負責研討會論文翻譯。

會中將有一場與大江先生的對談，大江先生看過我在日本出版的作品，希望台灣方面與我對談。

大江先生是我很景仰的作家，我當然感到十二萬分的榮幸，立即答應。

應對研討會的文件往來，當時在東大的是藤井省三先生、中研院（台灣）的文哲所副研究員張季琳女士，社科院（中國）外文所的許金龍先生。

本 來以為會是一場盛大的文學研討會，但在今年四月，實際負責研討會的台灣文哲所研究員彭小妍女士，卻定調此會為「兩岸會議」。由此中研院（台灣）拒絕東京大學，不僅不合辦，連協辦的名義都沒有。藤井省三教授以東京大學的名義向日本學術振興會申請到經費一百萬日幣，因經費報銷師出無名，加上其它理由（文後說明），東京大學只有退出。

誠如李明輝先生投書所言：

「中國社科院雖未明言反對的理由，但長期從事兩岸交流的人都不難猜出背後的政治因素。因為過去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中共因不承認台灣是國家，而堅持台灣的大學與學術機構無資格舉辦國際會議；反之，兩岸合辦的會議則被認為有利於統一，而受到鼓勵。」

文哲所（台灣）鍾彩鈞所長則於七月八日投書《聯合報．民意論壇》，「否認受到中國社科院的壓力，而將責任推給大江本人。」

不妨來看藤井省三教授在六月給我的Email：

（起因彭小妍教授給大江先生寫傳真。）

「彭教授準備很周到，第二天下午，把大江先生的傳真當作PDF（電腦照片），給我寄過來了。這樣，大江先生在私人信裡寫的對我意見，好多人士會知道了。...我陷入對彭教授不信任的境地，不能不謝絕與會。」

由於彭小妍女士廣寄的PDF（電腦照片），我也有機會讀到這封大江先生的親筆日文信，可信中全然沒有大江先生只願開「兩岸」會議的說法。

不知文哲所可提出其他何種例證？因為這牽扯到李明輝先生一再提出的「中研院不能堅持平等原則，而屈從於對方的無理要求，也難免『喪權辱國』之譏。」

至於我的部份，先看最開始參與「大江文學研討會」規劃的中研院（台灣）文哲所副研究員張季琳女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給文哲所鍾彩鈞所長的Email：

「大江健三郎先生和莫言（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最佳候選人）兩位先生對談。

另外，季琳閱讀了大江健三郎先生近日寫給藤井省三教授的親筆信函，說明目前台灣現代文學閱讀過李昂的作品，希望來台時能和李昂女士（諾貝爾文學獎的台灣最佳候選人）見面，因此，藤井教授建議屆時是否可以安排李昂女士參加對談？

然後，對我是否參加對談，我在四月接到彭小妍女士一通電話告知要我「參加圓桌會議」，言明多人參加只能講「三分鐘」。

彭女士那種「嗟來食」的語氣，讓我感到深被羞辱。其時我正值母喪，哀傷萬分，不想多說。

之後才看到到二○○九年四月十八日彭小妍女士寄出的Email，明白寫著「許金龍先生星期一打電話給我，他說，陳眾議所長的立場是根本不同意李昂參加會議。」

對談換了另一位台灣女作家。

所以，我是因為社科院（中國）外文所陳眾議所長不同意，所以台灣作家李昂不能參加中研院（台灣）主辦會議原定的對談。

而這場「大江文學研討會」，經費全由台灣中研院、文建會出資，中國方面只出六名大陸來台開會人士機票。

曾幾何時，台灣中研院、文建會出錢、主辦的文學會議，人選得由中國同意？！

而取代我被換上的，就成中國屬意／同意的作家？

我是因中國社科院外文所陳眾議所長不同意，不能參加與大江先生的對談，可見此會還得經中方審核、通過。那麼，能參與會議的，是不是也成中國首肯的學者？

不知這些與會台灣學者對此有何看法？而這對他們，又是否公平？

我想，這其中牽涉到的，已不只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很嚴肅的學術自由重大議題，在台灣開的會議，是否需經審核、考察？更重要的，由誰來主事？這些都十分值得提出來討論。

這也是我寫此文回應的理由之一。

就我個人來說，兩岸開放往來二十年，我從來不曾被中國政府拒絕入境，我的小說在大陸出版、應中國社科院邀請去大陸開會、參與中國文化部的多次活動，最近兩年還多次從事兩岸溝通的工作。

我希望的是兩岸往來，不能只由某個政黨、某些人把持，方能將更多數台灣人的意見傳達給對岸，不致被誤解、壟斷，也因此才可能不至於危害到台灣整體人民的利益。

從年輕時，我即介入戒嚴時期的反對運動。為台灣爭自由、人權、爭民主，我以為是有良知的知識份子、作家該做的。可是另一方面，我也極為小心的要維護我個人的創作自主。

我不曾加入任何政黨，在民進黨執政時間，更小心不曾接受任何黨職、公職。對此，我一直引以為傲。每個作家都會有意識形態，但努力讓自己盡可能維持超然的態度來寫作，一直是我個人以為的第一要務。

這幾年，我花大量時間，相當有目的性的去過一些國家。因出書、開會、與外國團體合作，給了我較深切的機會了解我們一向習以美國為中心之外的歐洲。

我也花不少時間到被「恐怖攻擊」同義汙名化的伊斯蘭教國家、北非，以及快速變動的產油「海灣國家」，更不用說發展中的中國。

雖然只是走馬看花，但畢竟「身臨其境」。 從中，我的確是想從「全球化」的觀點中，去建構形成「台灣／中國」的關係。

我因而花了多年時間，數不清次數的進入大陸搜尋題材，年初完成並出版了一本與現在中國相關的小說：「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

正在找尋在大陸出版的可能。

雖然台灣出版社覺得時機未到，但我卻相信，對這樣一本不涉政治的愛情小說，企圖從台灣來書寫中國，不難在大陸出版。

中國正快速的變化中，我有這樣的信心。

這次「大江文學研討會」延伸的上述兩個事件，在過去，我們很容易會將此歸入是「上級」的指示，在中國大陸更易推給「集權」、「高壓」這類方便的名詞。

可是，中國也在改變，現今中國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先生，都曾公開表示，甚至連「鐵桿的民進黨」都要有所往來。相較於兩岸最高研究機構的中研院與社科院，卻執意聯手打壓東京大學與會，以及我這個連政黨都沒有的作家，不禁想問：

本來應該是更無包袱的學者，怎麼居然還不如政治人物？

這是怎樣扭曲的心態使然？

大陸方面，就算要「揣摩上意」，胡錦濤先生難道說得不夠清楚？我就算上是「綠營人士」，也還不夠格當「鐵桿的民進黨」，如果連我這樣的作家都杯葛，中國還談什麼兩岸往來與相互瞭解？

至於台灣方面，會不會形成以中國為藉口，或者聯合某些中國人，成為剷除異己、達其私慾最方便的方式？而這假中國為名，會不會成為另一種「白色恐怖」？

這一年來，許多例證也證實我的憂心不是杞人憂天，只不過於今首次映現在非政治的文學、學術領域。

我為我們大家在台灣努力了五十年，於今方爭取到的一點民主與自由深感憂心。

兩年前，我到韓國開一個「亞洲非洲」文學會議，十月更應邀即將到法國普羅旺斯參與「亞洲小說家」會議。當韓國、法國都在放眼亞洲，台灣／中國還在爭執是「國際」會議，還是「兩岸」會議。

別忘了，外面，可還有更大的世界。

李敏勇︰中研院恐喪權辱國[6]

〔記者陳怡靜／台北報導〕大江來台事件引發國內學術界討論，詩人李敏勇曾以「國家無格、學術失格」為文，批評中研院的作法「恐背負喪權辱國之譏」，也將導致「國格失落」。李敏勇昨天受訪時強調：「大江事件反映國家政治條件，讓我們最高學術機構有種『不得不』的屈辱感，被迫屈辱接受！」

最高學術機構 有失國格

此事件在文哲所內亦引發議論，研究員李明輝早在七月一日即以「兩岸需要平等學術交流」為文投書媒體，批評文哲所屈從於中國社科院的無理要求，並指將使盛會的意義大打折扣。

據李敏勇的了解，大江研討會原本是由中研院文哲所、中國社科院外文所與日本東大的藤井省三共同討論，但最後因為中國社科院的強勢干預，藤井省三和東大都退出合辦。

至於為何東大遭拒？李敏勇也研判，若是三國合辦研討會，那麼勢必就得成為「國際」研討會，「中國通常不容許台灣以國際聯名」，去掉日本東大合辦，就可簡單化為「兩岸」。

研討會排斥李昂，最後選擇朱天文與莫言等作家與談，李敏勇也認為，反映出的是「一九四九後，中國流亡到台灣者第二代的飄流感」，雖然也是一種台灣面向，但或許呈現更多元的面向與聲音，「這麼重要的作家來台灣，台灣最真實、想要去建構國家的聲音，這種聲音符合大江所追求的人道主義，這種聲音應該被聽見。」

李敏勇也舉維吾爾人權運動領袖熱比婭效應為例，「大江來台的效應還不如熱比婭，熱比婭課題已普遍進入社會，但只有文學界關注大江，學術領域也無足夠廣泛面向，反而似乎被關在一種學術象牙塔裡。」李敏勇認為，大江訪台除研討會外，也該讓他聽到真正的台灣聲音。

[1]  2009年7月1日《聯合報》。

[2]  2009年7月4日《自由時報》《鏗鏘集》，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jul/4/today-f2.htm。

[3]  2009年7月8日《聯合報．民意論壇》。

[4]  2009年10月6日《自由時報》，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oct/6/today-life3.htm。

[5]  2009年10月6日《自由時報》，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oct/6/today-life2.htm

[6]  《自由時報》2009年10月5日報導。